《梁书·武帝本纪》对梁武帝晚年的腐败政局曾有如下评论：
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
朱异，字彦和，吴郡钱塘(今浙江绍兴)人。他自二十一岁入仕起，“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薄”，身死之后还被破例追赠为尚书右仆射，以宰相之名入葬。这份荣耀，堪称南朝以来出身素族的大臣所少有；他还以中书通事舍人之职而“居权要三十余年”，特别是在524年以后，朱异更是权倾朝野，“掌机密，其军旅谋谟，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典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详情断，填委于前”。这种情况，也实为南朝以来历代大臣所仅见。
据《梁书·朱异传》载，朱异曾从名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奕书算，皆其所长”。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当中，朱异是以“文华敏洽”、擅长吏事，“甚娴军国故实”而著名的。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拟诏诰或批答章奏时，经常是“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毓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这种博学多才的素质和办事干练快捷的作风，使他成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南史·朱异传》说他的“在内省十余年未尝被谴”，正是他深为梁武帝宠信的一个证明。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华横溢的朱异却有一个致命的恶习，这就是“善窥人主曲意，能阿谀以承上旨”。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个特点。
大同六年(540年)时，朱异已经贵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可说是“日理万机”。然而有一天朱异却郑重其事地向武帝请求，要在仪贤堂内设学，主讲《老子义》。梁武帝欣然同意。朱异开讲之日，“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此事过后不久，朱异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馆内宣讲起《礼记·中庸义》。朱异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热衷于讲学授徒之事?原因在于，他所宣讲的这两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讲授当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颂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机大献其媚，又可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当然要不辞辛劳地抢着干了。
正是因为朱异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当时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却“不为物议所归”，名声很臭，为正直人士所鄙视。有一次，一个名叫傅歧的大臣当面提醒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舆论来向朱异施加压力，谁知朱异却反唇相讥道：“政言我不能谏争耳。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傅歧对此十分气愤，斥责朱异是“恃谄以求容，肆辨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
朱异以所谓“天子圣明”来为自己辩护，这纯属自欺欺人。根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的记载，梁武帝一贯“好人佞己”，喜谀恶谏，而且是“末年尤甚”。朱异之所以在梁武帝面前“不能谏争”，“每事从旨”，原因就在这里。
朱异对梁武帝一味阿谀逢迎，“恃谄以求容”，的确曾经给他个人带来了富贵荣华，但最终却是因此而酿成了一场祸害国家与民众的大灾难。
太清元年(547年)二月，在北朝政治争夺中失势的侯景为保全自己而向梁武帝请降。梁武帝一心打算接纳他，但朝中许多大臣却纷起反对。认为侯景为人狡猾多计，反复无常，难以驾驭，不可引狼入室。于是，事情一时就被搁置起来。一天夜里，梁武帝来到武德阁，想起群臣谏阻接纳侯景之事，不禁气上心头，自言自语道：“我家国犹若金瓯，无一伤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非可悔也”。这时，一直悄悄跟在他身后的朱异应声说道：“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未达其心”，先把梁武帝吹捧了一通。然后，他又把侯景来降说成是“天诱其衷、人奖其计”的可嘉可贺之事，认为“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极力鼓动梁武帝接纳侯景。朱异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与侯景有私情旧谊，也不是因为他真心以为侯景来降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而是因为他知道梁武帝的一个“秘密”：就在这一年的正月乙卯日，梁武帝曾经“梦中原牧守皆以其地来降，举朝称庆”。第二天早上，梁武帝见到朱异，便把此梦讲给他听，而且还特意强调说：“吾为人少梦，若有梦必实”。朱异当时就奉承说：“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没过多久，侯景派出的使者就来到了建康，而且还说侯景就是在正月乙卯这一天定下的降梁之计。这种偶然的巧合，使得昏愦的梁武帝兴奋不已，以为这是天意所在。他的心思早被朱异揣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朱异才会极力主张接纳侯景。梁武帝听了朱异的一番话，“乃定议纳景”，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承制如邓禹故事。侯景降梁不久，便开始与梁朝君臣发生矛盾，到了第二年的八月，他又与梁宗室萧正德内外勾结，发动了一场武装叛乱，史称“侯景之乱”，从而将梁朝引向覆灭，梁武帝和朱异都死于叛乱。梁武帝养虎得噬，咎由自取”；而朱异逢君之恶，也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点评：
做人如此有原则，做到朱异这份上，也真够可以的了。还坚持己见，死不悔改，把讨好上司作为人生的首要大事。本身才华不加以利用，走另外一条为君子所鄙视的道路，朱异算不上什么奸臣，却做尽了奸臣能做的事，确实可悲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