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短命的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也称戊戌年。
那年的元月22日，北京城上空出现罕见的日食。从清早至黄昏时分，大半个太阳被遮住，天地一片昏暗，仿佛预示着又不是一个好年头。
上至皇帝下至臣民，心头笼罩的昏暗比天地更甚。大清国究竟怎么了？如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洋务派的西化运动偃“锣”息鼓，北洋海军惨遭覆没，庞大的帝国版图被列强们瓜分成一块一块的。朝廷腐败不堪，百姓民不聊生。说它病了，病根在哪儿？有没有使它起死回生的济世良方？
光绪皇帝性情软弱，虽有振兴国家之心，却无反抗慈禧之力，身边围绕的“帝党”给他鼓劲打气，无奈何慈禧“后党”的官僚们势力雄厚，牢牢地把持着朝政。光绪身处夹缝中。
李鸿章登门求饶而签订的《马关条约》，举国呛声，民愤滔滔。广东举人康有为联名千人，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光绪恍如听到一种新的声音，来自民间知识分子的声音，这声音给他力量，同时也给他延长清王朝寿命的希望。“公车上书”公然请求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志。其中“变法”是核心、唯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的观点，让光绪皇帝眼睛一亮。日本的明治维新使其摇身一变为强国，竟然打败了大清国。中国何尝不可变法？“变法”这种维新思想，莫非它正是救国之良方？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中下阶层爱国人士的共同愿望，他们研习西学、仿行西法、力图变法、立国自强。康、梁二人第二次撰写的上书中，把变法具体化了，提出富国强兵应练军、选将、制械、筑铁路、造轮船、制机器、开矿、铸银圆、印钞票、办邮政、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立学校、办报馆等。废除八股以策论代替，武举以兵法战术代替弓马射箭。最为重要的是改革官制、裁撤冗员、成立国会……
维新派们不但有声音，也有行动，用行动传播思想，唤起民众的信念。他们办强学会、搞讲座、开办学堂、发行报刊……大肆宣扬维新变法的主张。一时间，在社会上形成期冀变法、呼吁变法的滔滔浪潮。
这种思潮渐渐渗透进官僚阶层。不少官居高位的官员，不管他忠君的或爱国的，大都倾向变法或同情变法倡导者，特别是“帝党”人士积极予以拥护。康有为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便得到这些人物的资助和支持。光绪皇帝十分信任的吏部尚书孙家鼐把自己的孙家花园无偿借给强学会作为会址，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答应捐款3000两，袁世凯捐了300两，李鸿章有意捐2000两入会，康有为等人嫌他对日求和，同日本人签订了《马关条约》，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李鸿章的好意。
现在问题是底下如何**澎湃算不了数，清朝的当权者将决定帝国的走向。怎么将维新思想直达天庭，传到光绪皇帝的耳朵里，这中间需要一条“绿色通道”。
康有为首先想到了两朝帝师、十载枢臣的翁同稣，借此人的梯子可以直达夭庭。只是关山重重，无缘得见。一天，康有为在他的居所接待一位显赫人物，他就是翁同穌。翁大人屈尊光顾，令康有为十分惊喜。翁大人为问计变法而来，康有为正想推销他的变法，二人一拍即合，密商变法大计。这之后，翁同稣将他秘密推荐给光绪皇帝，一个输送维新思想的通道就这样打通了。
1895年5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终于到达光绪手中，皇帝读罢很兴奋，他不敢擅自做主，誉抄了三份，其中一份送呈慈禧太后审阅。康有为的第三书没有直接宣扬变法，而是提岀富国、养民、教士、练兵的自强之策。慈禧阅后，批准下发。于是，光绪皇帝将康有为的上书发自各地方大员商讨，并颁发了《举人才诏》，朝野为之一振。
趁势，康有为又上第五书。《上清帝第五书》中公然宣扬了变法维新，言辞激烈。光绪已有召见康有为的意思，因不符合规矩，才作罢。慈禧阅后，召集了奕劻、荣禄等人商议此事，可见慈禧当时并无明显反对变法之意。
1898年元月北京日食后的第三天，康有为被召唤到总理衙门，接受翁同穌、李鸿章和荣禄等人的会话。当时恭亲王奕訢还活着，但病情沉危，无法出席。诸位王公大臣向康有为传达了皇帝的指示，要他“条陈所见”——就是说，你干脆把你的见解详细地摆出来。康有为应诏，于五天后写出《上清帝第六书》，在二次上书的基础上，更深层地阐释了他的变法要领：一、诏定国是；二、设上书房于午门；三、设制度局于内廷。“制度局”其实就是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制度局之下，设十二局分办新政。十二局分别为：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和海军局。第六书勾勒出维新雏形，变法的核心是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
光绪皇帝变法心意已决，颁布了《定国是诏》，“百日维新”由此开始。他任命康有为为工部主事，官不大，终获得直接面君的资格。光绪在颐和园仁寿殿破格地召见了这位变法的倡导者。君臣相对，肝胆相照。康有为止不住滔滔而谈，把变法维新的宏伟蓝图描绘得格外诱人。年轻的光绪不禁热血沸腾，越发坚定了变法强国的信心。
偏逢此时，恭亲王奕訢病故了。光绪闻知后异常悲痛，连帝党的翁同穌等人也痛哭失声。恭亲王恰如“帝党”和“后党”之间的一道防火墙，据说慈禧一度想废掉光绪，借口是不孝，经不住恭亲王的强烈反对而作罢。但是恭亲王对于光绪的变法也持不同意见。“帝党”人士认为恭亲王虽然不知改革，却知大义，绝不像慈禧那么顽固不化。恭亲王一死，这堵隔离墙倒塌了，“帝党”与“后党”不可避免地针锋相对了。
光绪变法心切，迫不及待地连续颁布诏书，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至八月的百余天内，下发了一百多道“最高指示”，大都与维新有关。
笼统地讲，光绪的诏书推行如下重点改革——
建立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废除八股，考取功名不用“四书五经”，改为策论。
将全国的庙宇、寺院、祠堂，一律改做学校。
精简机构，裁撤冗员。
设立“制度局”，所谓制度局，说它是新型政府也不为过。
光绪皇帝背着慈禧推行他的维新变法，自然让这位揽权如命的老太后恼火加愤恨。光绪十六年，慈禧退避颐和园，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不问政事，实际上光绪皇帝总得向她请安，军国大事必向她汇报，等她点头。如今光绪皇帝擅自推新法，慈禧岂肯袖手旁观？她比光绪政治经验丰富，搞阴谋诡计更高一筹。先玩一手“釜底抽薪”，将“帝党”首要人物翁同穌驱除光绪皇帝左右，打发回了家；然后“掺沙子”，重用刚毅，将亲信荣禄提升为直隶总督，王文韶进入军机，掌控了京畿地区的军队和行政实权。看你光绪皇帝怎么办？有令行不通，有法没处使，变革将成为纸上谈兵。
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月，似乎都在观察对方的动静。
光绪帝焦灼的心情不难理解，他的指示发不下去，他的变法推行不了，中间的障碍必须清除。他先革掉了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名堂官，又罢免了李鸿章的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继而把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内阁侍读杨锐、内阁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弄到身边，破格提拔为军机处章京。章京名义上是秘书，帮助皇帝阅奏章、起草文件，其实带行军机的使命，形成新的政治中枢。光绪皇帝利用这些维新派骨干组成核心力量，一边外联康、梁，内外通气推行变法大举。
这会儿，慈禧坐不住了。光绪组成新班子，那是想把皇权夺了过去。是可忍，孰不可忍？她要出手了，此一出手，又一次带血的政变。
在天津，刚升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荣禄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坐卧不宁。光绪帝一口气罢免了礼部六名堂官的职务，李鸿章的官说免就免了，同样的厄运会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他与庆亲王奕劻、御史杨崇伊等人密谋，向慈禧献计搞政变、废皇帝。被革的礼部尚书怀塔布一伙秘密跑到天津，调集军队以备不测。
光绪这边也没闲着，他几次召见袁世凯，表示一种信任，主要因为袁世凯掌握着新编陆军。军队在政治斗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微妙时刻，一个传言加速了帝、后双方的最后摊牌：有人说慈禧将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除掉光绪皇帝。慈禧曾当面怒斥光绪的时候，扬言要换掉他，就加重了传言的可信性。光绪皇帝慌神了，慈禧的凶狠他早就领教过了，非但变法不成，恐怕他的皇位也在所难保。软弱的光绪皇帝赶忙写了密诏，问计康有为等人怎么办。谭嗣同拿着密诏去找袁世凯，希望他能站出来挽救危局。谭嗣同交代得很清楚，他要袁世凯出兵保护光绪皇帝，包围颐和园扣住慈禧，然后杀掉荣禄，清除刚毅、怀塔布等守旧分子。
像大家知道的那样，袁世凯经过反复地权衡利弊，觉得投靠慈禧那一拨儿靠谱儿，遂向荣禄告了密。对内斗经验最丰富、手段最狠辣的慈禧出手了，她秘密地从颐和园潜回紫禁城，发动对乱党的通缉。慈禧给变法人士扣上的罪名是，谋围颐和园，劫制太后，陷害朕躬。
康有为早些时候知道风声紧了，离开北京乘船至烟台，后转道去了香港。梁启超事先得到慈禧捉拿变法人士的消息，到日本公使馆躲起来，后坐日本兵船去了日本。谭嗣同也有逃离危险的机会，可他不想那么做，于是坐等清兵来捉拿。谭嗣同愿以自己的鲜血来唤醒民众良知。
1898年9月25日，谭嗣同、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被绑赴北京菜市口问斩。临刑前，谭嗣同大呼——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戊戌变法连累到一批官员，慈禧趁机将这些“异己分子”扫地出门，有的被革职，有的进了大狱，有的被发配充军。
光绪皇帝的下场可想而知，慈禧把他囚禁在瀛台，一直到死。
慈禧扼杀了这次短命的改革，囚禁光绪后，自己开始新一轮的垂帘“训政”。可怜的中国又在这位垂老的女人手中等着没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