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问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谁，大部分的经济研究者都会认为非凯恩斯莫属。倘若凯恩斯能活到诺尔贝经济学奖创设的时候，那么第一个获得诺尔贝经济学奖的人一定是凯恩斯。
凯恩斯于1883年出生于英国剑桥。大概是沾了剑桥大学的“地气”，凯恩斯不仅是典型的“别人家的孩子”，而且还是精英教育下的精英（图3-2）。他的父母都是在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的学术人士。或许是耳濡目染受父母的影响，凯恩斯终其一生都信奉19世纪的实证主义科学世界观。14岁那年，凯恩斯考入英国著名的伊顿公学主修数学，并获托姆林奖金。至于大学，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考取了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而且是拿着数学及古典文学奖学金入学。1905年，凯恩斯获剑桥文学硕士学位。很多人会认为他一定是一路硕士、博士、教授这么走下去。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凯恩斯此时决定走出象牙塔，看看外面的世界。
图3-2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这个外面不是剑桥外面，也不是英国外面，而是欧洲外面——亚洲的印度。去印度不是像亚当·斯密的学生布莱克公爵那样修业旅行，毕竟凯恩斯虽然衣食无忧但也不是地主贵族，自食其力混口饭吃还是要的。他准备参加英国文官考试成为公务员。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印度政府事务主要是由英国官员来负责。为了通过英国文官考试，凯恩斯滞留剑桥大学一年，师从古典经济学派大师马歇尔和庇古攻读经济学。不知道该如何评价马歇尔和庇古两位老师，要说是成功的老师，他们的学生后来却推翻了他们所教的理论；要说没教好，教出来的学生却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很可能没有之一）。只能说应了一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
一年后考试结果毫无悬念，凯恩斯以总成绩第二名通过了文官考试，入选印度事务部。换作其他人去印度，日子很可能就在骑骑大象，看看猴子中度过。尽管凯恩斯大象也骑了，猴子也看了，但他还多干了一份活——写了一本名为《印度通货与金融》的书，足见其对印度经济做了细致的观察和研究。在印度待了两年以后，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母校剑桥大学任教。
1909年，仅返校一年的凯恩斯以一篇概率论论文入选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士。1919年，声名鹊起的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所熟知的巴黎和会。在此次会议上，凯恩斯明确反对对战败国德国要求极其苛刻的赔偿条件，并因此愤而辞去和会代表职务，复归剑桥大学任教。此后，他将有关战争赔偿的观点写入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他认为，战前繁华的欧洲是由全球一体化的自由贸易所维系的，当战争结束后，应该尽快把战争对贸易的破坏消除，而不是用老旧的帝国主义战争方式，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对手。会议中确定的对德国经济近乎毁灭性的赔偿要求，无疑只会导致德国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并在日耳曼民族心中种下仇恨的种子。后来，纳粹德国崛起和希特勒上台应验了凯恩斯的预言。著名经济学家，也是后来成为凯恩斯论敌的哈耶克谈到这段历史时，敬佩地说：“只有凯恩斯才有勇气抗议1919年凡尔赛和约中有关经济问题的条款……这本文采斐然的书（指《和平的经济后果》），因为它直言不讳，思想独立。”
继《和平的经济后果》后，凯恩斯的第二本重要著作是《货币改革论》。撰写这部书是为了批判当时英国以汇率为目标的货币调控方式。上面谈到，当时英国财政大臣丘吉尔为了重现昔日英国的荣光，恢复了金本位制度。而当时正处于战后经济恢复的时期内，英镑的价值只及战前平价美元的10%。要弥补这么大的缺口，就需要提高利率实行通货紧缩政策，而这又会进一步打击本已陷入困境的英国经济。凯恩斯在书中猛烈地抨击了恢复金本位这一做法，他提出应该放弃金本位制度，实行纸币流通制度，使货币发行脱离黄金的束缚，以便中央银行可以控制货币总量，通过调控货币来稳定物价，实现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这部书初步体现了凯恩斯关于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货币思想，但是整个凯恩斯体系此时尚未成型，此后他又出版了《货币论》，直到1936年，那本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以及宏观经济政策制订具有深远影响的书出版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