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任知道常委們都想聽他怎麽發言，便有意慎乎到最後再說，他不能公開反駁來明遠，也不想簡單**地為盧定安搖旗呐喊，就選擇了一個角度：掉書袋。簡業修關於平房改造的調查報告給他提供了足夠豐富的知識和資料，博聞強記正是他的特長，又可震唬一下那些學曆不高的常委們。他不緊不慢地開口了：“市政府分工是由我負責抓危陋平房改造，如果說劉玉厚的死，他妻子跑到天安門下去祭靈，以及染整廠職工的靜坐等事件，都是因危改引起，理應由我承擔責任，我向常委會檢討，願意接受批評或處分——這是我要說的第一層意思。還想說一層意思，危陋平房的存在就是梨城最大的不安定因素，就像一枚炸彈，你碰不碰它，它永遠都是炸彈，隻是不知道會什麽時候爆炸。你一碰它有可能會提前爆炸，也有可能拆除它，不讓它爆炸。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城市的曆史……
我國曾是世界上城市最發達的國家，在19世紀中葉以前，包括唐代的長安、宋代的汴梁和臨安、清代的北京，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國的城市不完全是西方概念上的城市，它們不是鬆散的行政聯合體，而是統治著較大地區的政治中心。中國又是個有城牆的國家，城市的平麵圖形基本是正方或長方，以‘天圓地方’的觀念進行規劃布局。中國曆史進程的一大特點是頻繁地改朝換代，使整個社會都隨著朝代的改換而緩慢前進，因之不同朝代的城市便具有不同的特色。在被現代人稱為‘都市化病’發生以前，城市的生態群落以及人的心態，構成了和諧的都市生物圈，人口適量，交通便利，住宅寬敞，並保有與鄉村聯為一體的自然風景，那是大城市的黃金時代。隨著大城市的‘都市化’，和諧的生物圈逐漸瓦解，都市生活的消極麵日漸突顯：住宅難、交通難、用水不足、貧困、犯罪、疾病、災害，窮人向城市集中，富人向郊外逃避。美國最先成了一個郊區化的國家，而且證明，郊區化的過程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城市增長的一種功能。一個城市的個性是一種曆史的產物，更是那個城市裏的人的文化氣質和心理特征最為鮮明直接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