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事
落叶是深秋最后的仪仗，如同主子一旦失势，寄生于斯的大小政客们纷纷作鸟兽散一样。霜降过后，四处落叶飘零，天地间一片飒飒的萧杀之声。季节步履蹒跚地走向冬天，山坡上的草木披上了素妆，乡野间寂寞了秋虫的鸣叫。日子变得寡淡庸常，一天过去了，落日静静地沉没，远方的天际线疏朗而惨淡。
农历十月初一，是宫中的开炉节。
开炉作甚？当然是生火取暖，从这一天开始，有司开始向皇宫和各家宗室进炭，这些地方的炉火要一直烧到来年二月初一，整整四个月。但对于不知生计为何物的天潢贵胄们来说，只供炉炭有时还不够，南宋周煇《清波杂志》中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宣和间，宗室围炉次索炭，既至，呵斥左右云：‘炭色红，今黑，非是！’盖常供熟火也。”往常下人总是把炭火烧红了送上来，现在看到黑色的木炭，他们就不认账了。这样的段子让人想到同样是宣和年间的一则笑话，蔡京有一次吃饭时问他的孙子，煮饭的米是从哪里来的，几个孙子皆茫然无语，独一人施施然稳操胜算的样子，他的回答是出自席包。你说，就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王朝，这样的权贵，除去亡国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呢？
对于钱塘江畔的临安来说，农历的十月初可能还不那么冷，但开炉节是从东京带过来的规矩，还是要一切如仪。这一天，更有实际意义的仪式是“授衣”，有司向官家进夹罗御服，臣僚也开始穿夹棉的朝服。《诗经·七月》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指九月当备制冬衣，那是对北方而言。在江南一带，十月授衣适逢其时。不仅活着的人要准备冬衣，还要给长眠地下的亲人送寒衣，那些寒衣都要送到墓前烧化。那天晚上，旷野里到处可见烧化纸衣的火光，传递着跨越阴阳两界的温暖。如果是新坟，未亡人说不定还要在坟前哭诉一番。大多数的死者由于年代久远，后人已不复悲戚，但那些火光中即使没有哀思，也有缘于血统的绵绵亲情。在一个宗法社会里，这是关于生殖和孝道最直观的教化。
皇家也有逝去的亲人，按理这一天也要遣使去皇陵授衣。但赵宋的皇陵在河南，眼下已是人家的地界。就像一个败家子卖掉了带有祖坟的田产，连上坟祭祖也要看人家的脸色。在南方，算得上皇家陵墓的也有一座，那是前些年逝去的孟太后，葬在越州上皇村。孟太后是哲宗的皇后，这个女人由于缺少女人味而得不到老公的宠爱，注定了她一生命途多舛。但奇怪的是，每次男人们在前台大施拳脚时，都要把她从后宫里拉出来陪绑。她的命运沉浮几乎印证了宋王朝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风云，其间她两次被废，又两次恢复，甚至还有过两次短暂的垂帘听政。靖康之难时，她因为被废黜而不在皇室谱牒之内，幸运地逃过了一劫。此后，作为唯一留在南方的最高礼法象征，官家对她极为尊重，死后谥“昭慈圣献皇后”。就这样一座孤零零的孟太后陵，皇室给她授衣也用不着兴师动众的。
但孟太后不会孤单太久了，因为和她做伴的就要来了。
十月初七，徽宗、郑太后、皇后邢氏的梓宫亦下葬于越州上皇村。
关于这几口棺材的安葬问题，前面已经说了不少。官家的意思是不要太张扬，尽可能地低调行事。但老皇帝的葬礼，再低调也要照规矩办。首先是组织领导的规格，一个人的价值和分量，活着的时候体现在他坐在什么位子上，死去以后则体现在治丧机构的规格上。上月初六，孟太后的侄子孟忠厚被提升为枢密使，第二天又任命他兼任“攒宫总护使”，全权负责营建陵寝及安葬事宜。在这看似简单的人事任命中，其实隐藏着秦桧极诡秘的心机，因为按照旧例，这个“攒宫总护使”应由宰相亲莅其事，以显示规格之高。但秦桧这个老滑头不愿去，这中间有几层原因。首先是宰相作山陵使，事毕，应辞去相位。相位是秦桧的**，他怎么肯辞去呢？哪怕只是先辞位做做样子，过一段时间再起复也不行。于是他就把老实人孟忠厚提到枢密使的高位（宋朝官制，以宰相与枢密使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实则以宰相主政，枢密使主兵），让他去伺候死人，虚应故事。其二，山陵使其实是要承担风险的，一旦皇陵出了质量问题，就是大不敬，主事者轻则丢官，重则杀头。秦桧何等精明，君子远“刨锄”，他坚决不去修坟。孟忠厚既是皇亲国戚，又是朝廷高官，一手托两家，让他去。
这种事情，历史上是有过教训的。
真宗朝后期，皇帝热衷于神鬼之事，宰相丁谓弄权，他与宦官雷允恭内外勾结，互为援手，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当时有民谣说：“欲得天下宁，当拔眼中钉。”副宰相王曾有心拔掉这个眼中“钉”，却抓不到什么把柄，只能等待机会。这一等就等到真宗去世，机会果然来了。真宗死后，垂帘听政的刘太后——这个刘太后就是传统戏曲《狸猫换太子》中那个迫害仁宗生母李妃的反派角色，但那是戏剧舞台上的脸谱，与人物原型相去甚远——任命宰相丁谓为营造皇陵总负责人，雷允恭为皇陵都监（工程具体负责人）。丁、雷毕竟是小人；小人得志，就忘乎所以、不谦虚谨慎了，只觉得这是皇家的信任，没想到其中有风险在焉。在皇陵选址时，雷允恭自说自话，独断独行，结果墓穴才挖下去几尺深，就有水涌了出来。依照风水的说法，葬地受水，是很凶的事，不仅梓宫不稳，而且要冲散子孙后世的福泽。有人将此事报告朝廷，丁谓却对雷允恭百般庇护。于是刘太后命副宰相王曾前往陵地调查。王曾逮到了这个机会，岂肯息事宁人？皇陵出了问题，有基本事实在那里明摆着，再稍微给他上上纲，所谓“私移皇堂于绝地，包藏祸心，罪大恶极”的结论就出来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刘太后大怒，又派人查出丁、雷勾结的诸多劣迹。于是雷允恭赐死，丁谓流放海南崖州。王曾利用修陵这件事，除去了两个当权的坏人，后世史家称赞他“一网而得二奸”，且不着痕迹，手段相当巧妙。
有意思的是，那次事情发生于北宋乾兴元年，岁在壬戌，距今整整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年。今年又是壬戌年，而且又逢上了为老皇帝修陵，但秦桧不是丁谓，他不会再去以身蹈险了。
从九月七日孟忠厚担任“攒宫总护使”到十月七日三口梓宫入土，前后只有一个月时间，可见工程相当简单。历代的皇陵工程，经年累月是很平常的事。像秦始皇的骊山陵修了三十七年，汉武帝的茂陵更是长达五十二年，到他下葬时，当初栽下的树木已经可以合抱了。徽宗等人的陵墓之简朴，从一应费用也可以看出来，包括建造陵寝、神殿及陵区征地，一共只花了三千八百多缗，相当于一千六百两银子。一个中等富豪的墓葬也要花这点钱的吧？对于帝王来说，就有点寒碜了。其实官家心里很清楚，那棺材里有没有死人还未可知；即使有，是谁家的先人也难说，花许多冤枉钱厚葬有什么意思呢？但既然是皇陵，总还是要些门面的，于是又相应安排每年的祭祀和修缮费用一万三千四百缗，这笔钱先由越州府支出，然后在越州府每年上交中央财政的份额中冲销。
葬事既了，官家如释重负。梓宫在北国，自己会背负不孝的名声；前些日子梓宫搁在大内临时搭建的龙德别宫，自己又梦寐不宁，似乎总被死鬼的眼睛盯着。现在终于入土为安，一了百了。他甚至等不及那几口棺材入土，在十月初六就急吼吼地宣布：“天下幸已无事”，“诏中外臣民，自今月丙寅后，并许用乐”。
“今月丙寅”就是第二天，十月初七，梓宫落葬的日子。也就是说，棺材一入土，全国就可以用乐，这就有点迫不及待了。也难怪，自绍兴七年得到徽宗的死讯以后，宫中一直辍乐，这一辍就是五年。这五年间，活人一直被死人压着，活得很不开心。现在终于把那几口棺材打发了，可以开禁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本月二十五日是皇太后的生日，也就是圣节。今年的这个圣节恰逢皇太后回銮不久，可谓喜上加喜，肯定要大庆特庆的。宫中用乐早一点开禁，可以提前营造圣节的喜庆气氛。因此，李心传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写到这里时，特地点了一下：
至是，太母还宫，将讲上寿之礼，故举行焉。
好一个承前启后的“至是”，那语气中大有阴霾尽去，一朝开颜，从此走进新时代的解放感。
与此同时，一系列的推恩活动也开始为圣节暖场。先是皇太后的曾祖、祖父和父亲均追赠太师衔，封王爵，母亲封陈鲁国夫人。再联系到不久前对皇太后的兄弟和侄辈的封赏，韦氏一门真的说得上是鸡犬升天了。而作为梓宫归葬的最后一道程序，则是相关人员的表彰，于是有“李愕等四十四人推恩有差，以扶护梓宫，万里勤瘁故也”。
前军界要人刘光世已赋闲多年，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孙子也得到了奖掖，他们并非“扶护梓宫”的有功人员，而是另有“勤瘁”。刘光世致仕以后，一直在永嘉养老，他远离行都的喧嚣，像一只鼹鼠一样悄悄地消受着平生聚敛的财富。皇太后回銮后，他已病入膏肓，以他的情况，只要上一道贺表就可以了。但此人在战场上胆小如鼠，在官场上却奋不顾身。他看准了这是一次难得的拍马屁的机会，便拼着老命“自永嘉力疾入见”。官家见他病成那种样子，连叩头都要儿子像搬弄面口袋似的帮忙，想必心有所感，便顺手赏了他儿孙几顶官帽。
一个月后，刘光世死于临安，他算是死得其所了。
还有一个孟忠厚，尽心尽职地辛苦了一个月，这下可以回枢密院供职了。但不行，因为他这个枢密使只是秦桧李代桃僵的道具。按理说，孟忠厚与秦桧是连襟，应该会得到关照的。但孟忠厚人如其名，对秦桧不卑不亢，从来不去攀附，秦桧也把他一直视为异己。现在葬事既了，岂能让他白捡一个枢密使？便指使言官引故事论列，所谓“故事”就是以往的例行做法，皇陵完工后，工程负责人要辞去原先的官职。于是，孟忠厚在枢密院屁股还没坐热，就被赶到福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