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瑗出宫的这一天是二月初七，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顺便说一下。
这件事就是已故大臣李纲的家属奉旨送还犀带。鉴于宋金和议已成，宋王朝以后除去“岁贡”而外，逢年过节少不了还要给金国送礼的。礼品又无非金银器物、珠宝珍玩。北宋的时候，宫中这些东西很多，随手拿几样送出去倒无所谓。但经历了靖康之难和扬州之劫以后，好东西都落入了金人之手，现在要给人家送礼，只能多方搜求了。李纲这个人，在世的时候官家就一直很讨厌；即便他死了，官家也仍然耿耿于怀。前些时，官家突然想到李纲在靖康和建炎年间主持抗金大局时，朝廷对他有过不少赏赐。朝廷对臣子的赏赐档案上都有记载的，官家一查档案，发现那些赏赐中间有三根贵重的犀带。这样的好东西，放在他家里有什么用？就下诏让李纲的家属送回来。当然名义上用的是一个“市”字，也就是买，因为朝廷给了几贯铜钱作为补偿。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到，此后官家接待金使时，好几次送过犀带一类的礼品，其中想必就有李纲家属奉旨送还的那几根。这种做法，几百年以后又被金人的后辈发扬光大，且总结为两句话：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回头再说赵瑗出宫。关于这件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如是：
壬寅，诏建国公瑗出外第。
总共只有十个字，简略至极，波澜不惊。
但事情本身并不像史书上记载的那样平淡。如果一定要说平淡，也只能这样说：正是因为有了此前那些明争暗斗的不平淡，才有了二月初七这一天的平淡。
争斗的中心议题是出宫的礼仪。礼仪无小事，皇家更甚。赵瑗出宫的礼仪表面上看都是一些细节问题，例如以后入宫时在哪儿上马，在哪儿下马，可以不可以骑马进入宫门；参加朝会和典礼时的侍班幕次如何安排，是站在宗室的行列里，还是站在皇子的位置上；扈从銮驾出行时，行马在太尉之前，还是在太尉之后；逢年过节要不要去太庙和景灵宫烧香叩头（请不要小看这点“香火”，取得了这个资格，就意味着成了人家香火的传承者），等等。但隐藏在这些细节背后的，则是承认不承认赵瑗皇子乃至皇储的身份，可见兹体事大。
围绕着皇储身份的争斗，主角一般都不是皇储或准皇储本人，而是宦官、后妃、外戚、权臣和所谓的“潜邸亲随”，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皇帝。一个从民间领进来的、虚岁刚十六岁的孩子有什么能耐呢？他不过是别人眼中的一只潜力股，别人不管是买进还是抛出，哄抬还是打压，都是一种利益算计，甚至是一种赌博。以一个人日后能不能当皇帝作为投注的对象，这应该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博了。
官家的想法前面已经说过了，他就是三斤半的羊子七斤半的卵——慢慢拖。以前，他拖延的借口是拿年龄说事，“都是小孩儿，且与放行”。现在孩子已经成年了，他不能再拿年龄说事了。这事有点麻烦，承认吧，不情愿；不承认吧，心里的那些想法又摆不上台面。因为皇储乃一国之本，自古储君不立，祸乱之源，这方面的教训不胜枚举。现在皇储长期虚悬，自然会引起各方面的窥测。于是，他干脆不表态，发扬民主，让下面的人说。他相信下面总会有人说出他想说的话。
官家相信的“有人”首先是秦桧。在立储问题上，秦桧是理所当然的反对派，这中间除去迎合官家的阴暗心理外，权力博弈中的利害考量应是主要因素。首先，赵瑗一旦被立为储君，东宫太子的影响力加上将来君临天下的预期，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权力中心，这对秦桧独相专权的局面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官家通过赵瑗，又多了一条了解朝野动向的渠道；而赵瑗也可以利用自己的皇储地位，向官家施加影响，这些都对秦桧操纵朝政极为不利。其次，秦桧在朝中党羽密布，分据津要，几乎可以一手遮天，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赵构在他前面死去，又没有法定的继承人，他就可以操纵废立，而后外恃强邻，内挟强权，逐步取赵宋而代之。这种不臣之心，实际上在秦桧执政的后期已见端倪。据说有一次秦桧找相士张九万拆字，用扇柄就地画个“一”字，张九万祝贺道：“相公当加官爵。”秦桧说：“我位居宰相，爵为国公，复何所加？”张九万解释道：“‘土’上一画，非王而何？当享真王之贵。”在这个世界上，谁不想当皇帝呢？人生在世，所求者无非荣华富贵，而要享世代无穷之富贵，只有当皇帝。因为只有皇帝的子孙可以接下去当皇帝，没有宰相的子孙一定当宰相的。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除去皇族，一个权力世系若能维持五世，那已经算很长的了，而且最后的下场往往不好。曾经有一个倔强的农民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话说对了一半，你出将入相，官做得再大也不能算是“种”，但当了皇帝就有“种”了，可以一劳永逸了。因此，当皇帝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留下荣华富贵的“种”，让后人世世代代地收获。
但秦桧也没有儿子，有必要给后人留这个“种”吗？从表面上看，他是没有血亲嫡子，现在的一个儿子是从他大舅子王?那里承嗣过来的。王?的老婆是北宋宰相郑居中的女儿，宰相的女儿脾气都不小，所谓“怙势而妒”自不待言。王?喜欢偷鸡摸狗，身边有一个婢女怀孕了，郑氏自然容不得，将婢女逐出门去。这个女人后来生下一子，王?就把他过继给秦桧，取名秦熺。一般人只知道秦桧养着人家一个私生子，却很少有人知道秦桧自己也有一个私生子养在人家，而且其身世也与秦熺惊人地相似。秦桧无子，并不是因为他自己不行，而是老婆王氏无能。王氏是北宋宰相王珪的孙女，同样“怙势而妒”。看来这些侯门千金都有一种家族病，谁要是自己不想自由，把她们娶进家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年秦桧在北宋任学官时，红袖添香夜读书，顺便把一个婢女的肚子搞大了。不用说，该婢女同样被王氏逐出家门。这个女人后来嫁入了一户姓林的人家，生下的儿子取名林一飞。秦桧南归后，寻访到这个唯一的亲骨肉，自然要着意栽培，现已官至尚书右司员外郎，实际上就是为他老子执掌尚书省。秦桧要整什么人，就让林一飞去示意台谏上书弹劾。秦桧的几个死党曾建议他干脆把这个儿子认下来，秦桧也有此心，但碍于王氏的霸悍，一时未能遂意。但秦桧如果像拆字先生所预言的那样“享真王之贵”，作为龙种的林一飞被立为皇太子是没有问题的。
秦桧反对给予赵瑗皇子待遇，但他也不明说，先做出公事公办的样子，叫吏部、礼部、资善堂和太常寺等部门去制定有关的礼仪。他知道官家的心思，如果那些人搞出来的礼仪不合圣意，他再站出来说话不迟。那样既可以让官家高兴，又可以趁机打击那些拥护赵瑗的持不同政见者。
官家身边有一个叫吴才人的女人。才人是嫔妃的一种封号，并不是说她有才。但这个吴才人倒确实有才，她出身于东京一个珠宝商人的家庭，从小受到很好的教育，不仅知书识理，而且工于翰墨，再加上很有心计，因此虽然长得不是很漂亮，却很得官家的赏识。立储问题向来就是后宫矛盾的焦点，深宫孽海，波诡云谲，其中的争斗，即使说你死我活也不为过分。因为母以子贵，谁的儿子被立为皇储，她将来就是母仪天下的皇太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无疑是至高无上的了。官家后宫中的这些女人虽然都没有生育，但他有两个养子，分别由张婕妤和吴才人抚养。婕妤也是一种封号，比才人要高两级。张婕妤的优势在于她的身体语言——长得漂亮，因此很得官家宠爱。两个女人，一个有才但不很漂亮，受到赏识；一个漂亮但不很有才，受到宠爱。赏识和宠爱还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不仅体现在两个女人的封号上，而且体现在她们抚养孩子的分工上，张氏抚养哥哥赵瑗，吴氏抚养弟弟赵璩。赵瑗天资聪颖，而且又先入宫，被立为皇储的呼声很高，这自然是吴才人不愿看到的。这些年来，她一方面暗地里为赵璩力争，让两个孩子至少处于并列地位。赵瑗被封为建国公，她马上给官家吹风，也给赵璩封一个吴国公。另一方面又极力怂恿官家拖延立储，目的是拖中求变。绍兴十二年二月初，她期待的变化果然来了，那个因漂亮而得宠的张婕妤红颜命薄，突然病死，赵瑗由吴才人一并抚养。按理说，赵瑗现在也成了她的儿子，她不应该再阻挠立储了。但这个女人的心机很细密，她以前一直是唱衰赵瑗的，现在赵瑗刚刚来到自己身边，对自己还没有感情，这时候就立他为皇子，他肯定不会感激自己。反正两个孩子都在自己膝下，孰亲孰疏，再慢慢考察不迟。这个吴才人——后来的贵妃、皇后、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很不简单，在南宋前期整整七十年的政坛上，她的身影一直时隐时现，贯穿于高孝光宁四朝，甚至在一段非常时期还曾经有过垂帘听政的短暂表演，但那是我在另一部书中的情节，暂且按下不表。
吴才人的这些想法，自然会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官家，后宫裙带，枕畔香风，从来就是影响政坛的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这些都注定了赵瑗的出宫之礼不会云淡风轻。
再说“潜邸亲随”。“潜邸”这个词是指皇帝即位前所居府第，当年的“潜龙”——也就是太子——周围的那些人，亦称之为“潜邸亲随”或“潜邸旧人”。这些人无疑都是太子的基干力量，因为一旦太子即位，一朝天子一朝臣，他们都会飞黄腾达，成为新皇帝的股肱重臣。北宋时期，潜邸亲随不仅升迁超常，而且受到极大的信任。对此，时人张方平在上奏中有过这样的批评，他说的虽然是军职，其实文官也差不多：“臣窃见国朝故事，所除军职，或以边功，或以劳旧，或以肺腑。”这个“肺腑”实在是神来之笔，用以指代潜邸亲信，不仅贴切得无以复加，也不仅蕴含着灵犀相通的感情色彩，还有几分令人猜度的吊诡意味。潜邸亲信当初的品级都不高，只不过是太子身边的教师或跟班一类，而日后的前程却是如此灿烂，实在令人艳羡不已。但要说这样的差事坐赢不输，那也不见得。就投资学的基本原理而言，大凡收益越高，则风险越大，这是成正比的。特别是帝王有诸多王子，接班人意向不明的情况下，一旦介入了立储之争，其后果要么上天，要么入地。因为事涉皇权继承，这个家族内是没有一点人情味可言的，那种窝里斗也比其他的任何家族更加你死我活。新君即位，对自己亲信的封赏自然有如春天般的温暖，对对手的报复也肯定会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既有大是大非，必有大悲大喜，就像一句民间俗语所说的：抬棺材拾到银子——哭的哭，笑的笑。
赵瑗九岁就入资善堂读书，他身边的亲信随从自然也有一个小圈子，而且在这个小圈子的外面，还会有一个大圈子。在他出宫的礼仪问题上，这个圈子里包括两种人，一种是认为应该给予赵瑗皇子以至皇储地位的人；一种是认定赵瑗日后必能成为皇储以至继承皇位的人。前面一种人是卫道者，后面一种人是投机者。但无论卫道还是投机，大抵都有一种共同的判断：官家本人无子，这是几乎可以铁定的；如果能有，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也早就有了。既然官家铁定无子，那么赵瑗成为皇储就是迟早的事；既然赵瑗迟早要成为皇储，自己何不早点登上这条船，且划上几桨呢？
现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就集中在资善堂、吏部、礼部和太常寺，可以想见，由他们制定的礼仪肯定是为赵瑗量身定做的：他不仅应该享受皇子的规格，而且还要为日后的皇储地位预留伏笔。他们也预见到这样做有相当的风险，便采取了一种“大呼隆”的做法，要求大家在奏章上联合署名，这样既显得人多势众，又可以规避风险，一旦风向不对，可以用“集体意见”来分解个人责任。这种联合署名看似齐心协力，其实掩盖了各人内心不便示人的蠢动，原先各人的那点小算盘只藏在心底，他可以表达，也可以不表达——不表达也不一定就会被划入反对派。但现在不行了，一纸奏章摆在面前，署名还是不署名，实际上就形成了要么拥护要么反对的尴尬局面，你无法沉默，也无法支支吾吾。那么就署名吧，众目睽睽之下，谁愿意被贴上一块反对的标签呢？
只有一个人没有署名，此人名叫施坰，官居太常少卿，也就是太常寺的二把手。与前面所说的那些人相比，他对形势的分析要更务实一些：官家的态度甚可玩味，宰执大臣则明摆着是唱反调的，风向如此，赵瑗这次很难以皇子身份出宫。至于他日后继位的前景，那应该是几十年以后的事，几十年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现在用不着急急忙忙地登上他那条船。鉴于这样的形势分析，他决定赌一把：不在奏章上署名。
关于几个部门的联合奏章如何被驳回，接下去又如何重新拟定礼仪规格，这中间的情节后人不甚了了。我们只知道，二月初七这一天波澜不惊，赵瑗出宫时的身份仍然是官家的养子。
赵瑗出宫时波澜不惊，并不说明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腊月的债，还得快，十八天以后，也就是二月二十五日，开始追究了。事关政治原则，“集体意见”并不能分解个人责任，“集体意见”就集体罢免，在奏章上署名的七名官员全部落马，其中包括吏部和礼部尚书、资善堂翊善、礼部侍郎、太常寺丞等。他们的罪名是：
专任己意，怀奸附丽。
这个罪名很模糊。专任己意，“己意”是什么内容？不清楚；怀奸附丽，“附丽”的是什么人，也没有说。但相信眼明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施坰是唯一的收益者，他不仅“居职如故”，而且不久就调任礼部侍郎。礼部的班子在这次事件中几乎全烂掉了，调他去是为了加强领导。虽然都是副部级，平行移动，但两个部门的分量却不可同日而语。太常寺只负责祭享宗庙一类差事，与鬼为邻，闲曹冷灶，当然也没有什么油水。与之相比，礼部却要吃香得多。礼部要参与考论典制，历来都遴选有名望的大儒主持，故有南宫舍人之称。这当然只是虚名，但实权也不小，它最大的权力就是主持科举考试。科举是文官的进身之阶，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宋初规定，五品以上官服为朱色，三品以上官服为紫色，但“朱紫贵”须是“读书人”，只有从科场考出来的功名才是正途出身，那是官场上的硬派司。即便是专为照顾干部子弟而举行的“锁厅试”，也还是要“试”一下的，通不过就不能提拔。这实际上就赋予礼部半个中组部的功能，可见不是个冷衙门。施坰从太常少卿调任礼部侍郎，无疑是从糠箩跳进了米箩。他这一把赌赢了，赢得盆满钵满。
但是与赵瑗有关的礼仪问题才只是开了个头。又过了不到两年，绍兴十四年正月，秀州城里死了一个退休的六品朝奉郎，这本不是什么大事。但消息传到临安，却在朝廷内部引起了一阵波澜，因为这个叫赵子偁的人是赵瑗的生父。自己的亲老子死了，赵瑗要不要服丧呢？这又是一个礼仪问题，而隐藏在这个礼仪问题背后的，同样是对赵瑗身份的定位。官家还是老办法，令群臣集议。经过上一次事件，赵瑗的那个圈子已是人仰马翻，剩下的也不敢饶舌，只能听凭秦桧的党羽们在那里大讲人伦亲情，并异口同声地主张“持服，则非本朝典故”。所谓“典故”，就是历史上处理此类问题的范例。而秦桧的党羽们所说的“典故”，就是宋英宗赵曙为生父赵允让服丧的事。但他们在这里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小伎俩：当年赵曙是在为父亲守丧期间被仁宗立为皇子的，也就是说，赵允让死的时候，赵曙还没有过继给仁宗，他当时的名字也不叫赵曙，叫赵宗实，他当然应该服丧。而赵子偁的这个儿子早在十二年前就过继给了官家，名字也从赵伯琮改成了赵瑗，从伦理上讲，他已经不再是赵子偁的儿子了，现在要他依照赵曙的“故事”去给赵子偁服丧，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他是官家的皇子。对于这样的处理意见，官家当然乐得批准，他用民主集议的形式，又一次表明了自己还不准备立储的心迹。
这样，到了绍兴十四年正月，赵瑗又穿上丧服，成了一个六品朝奉郎灵前的孝子。在这期间，秦桧又以持服守丧不当给俸为由，扣除了赵瑗的俸禄。小人毕竟是小人，即使当了宰相也仍旧是小肚鸡肠。其实对于赵瑗这个身份的人来说，几两银子算什么呢？但人家就是要捏手掐脚地算计你，弄得你不舒服。从这种小事上亦可以看出，秦桧是把赵瑗作为自己政治上的对手来看待的，在阻挠立储的背后，他确有不臣之心。官家看到赵瑗的俸禄被扣，只得“自出内帑，月如所除给焉”。这倒也不能说是虚情假意，因为他与秦桧不同，即使在传位问题上，他的对手也不是赵瑗，而是自己，自己没本事弄出个儿子来，皇位终究还是要传给这个养子的。说到底，他只是还没有死心，想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