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才到？”
“刚刚到。一到就跑到书局里来找你。”
两只右手拉在一起，似乎要松开了，彼此又紧握一阵，这样三四回，才真个放了手。
“怎么样？放了假了？”主人看定满头油汗的来客，给他拉开一把藤椅子，让他坐下。
“放了假了。”来客把皮书包放在桌子上，一屁股坐下，连忙解开西服衬衫袖口上的纽扣。对面白墙上，那块蓝地白字的牌子依然钉在那里：“同人会客时间务希尽量缩短。”
“到底你们教授先生，”主人也坐下，心里在想，这回老许又胖得多了，脖子同下巴几乎分不清界限，肚子突了出来像灌饱啤酒的西洋人，“你们有暑假，两个多月尽闲着享福。在家里闲得不耐烦，又可以到上海来玩一趟，找点新鲜味。我们可差得远了：每天只是稿子和校样，放下蓝墨水笔，就拿起红墨水笔；冷暖都不管，季节跟我们全然没有关系。”
“好了，好了，你这话若不是冤我，就是在描摹古代的情形——我说你所说的绝不是现在的情形。此刻现在，谁还能够闲着享福，谁还能够找什么新鲜昧！我巴不得不要到上海来。我预备考察了上海不景气的实况，回去写我的社会科学讲义吗？老林，说也惭愧，我没有这么多的热心。我跑这一趟全都为不得已；我来推销我们的货品。”
林略微感到惊异，上身不由得凑近一点许，“怎么？你在暑假里做一点外快业务吗？推销的是什么货色？”
许笑了，厚厚的面颊耸了起来。“哪里有什么外快业务，只是本行生意罢了。好比你们书局，印出书来得想法推销；我们教出学生来，怎么能不给他们想法推销？”
“原来如此，”林点点头，想自己的思路不免迟钝了一点。“那末，你怎么推销呢？”
“全然没有把握，只好到处瞎碰。第一个就想到你，所以一下火车就跑来找你。”
“你说我们这书局里吗？”
“是的。我身上担负着三个毕业生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共有三十六个。春假刚过，他们就三天两头跑到我们教师家里来了，‘老师给栽培栽培，’‘老师，请不要错过有一线希望的机会，’无非这一套。这一个刚走，那一个又来了，实在对付不了。于是我们十二个教师共同商量，索性把他们平均分配一下：每人三个，分别负责。这一点责任如果担负不了，往后怎么好意思再跨上教台，受那些未来毕业生‘老师，老师’那么亲密的称呼？然而一个也难，何况三个？我想，你们书局里总该可以想点法子吧？不要说三个，能解决一个就行，还有三分之二我再到别处去想法。报酬也不希望多，有三十块钱就足够了。三十块钱用一个大学毕业生，老林，你想，多么便宜的交易？”
林冷然说，“也差不多。我知道有一个法国留学生，在南京一个机关里誊写法文稿件的蜡纸，月薪是三十五块钱。”
“真的吗？这且不要管他。你们这里，添个把助理编辑，想来总用得着。不是吹牛，我的货品都刮刮叫：一个是第三名，一个第七，一个第八，他们都有撰稿的经验，在报纸杂志上露脸，也不止一两回了。如果助理编辑不需要，当校对员也行。我知道，校对是一种特殊的技术，不是谁都搞得来的。但是他们愿意学习，他们曾经这么说，‘只要是一条出路，挑担子，拿斧头，都愿意学习。’就是缮写员也可以。毛笔工楷当然不见怎么好，几个钢笔字却还看得上眼。总而言之，老林，我的三分之一责任要放在你身上了。”
许把来意倾筐倒箧说完了，心头仿佛松快一点。这才觉得坐定在这小小的会客室里，比较坐在黄包车上一路晒过来尤其热不可耐。他就脱下白帆布的外衣，把它扔在另一把藤椅子的靠背上。身上纺绸衬衫的两腋部分，各沾着饭碗大的一摊湿漉漉的汗迹。
“不行，”约莫挨了半分钟光景，林摇摇头说，“老许，你没有留心看报纸吗？全部书籍对折大廉价，什么什么书籍八大厚册十大厚册，只卖八毛钱一块钱，这些都是今年常见的广告。书业正同其他各业一样，犯着循环系统极度衰弱的病症，不得不一回两回地打强心针。这当儿，能够支持现局就算好了，哪里还谈得到添人？”说到这里，就停住了，似乎不愿意多说的样子。
“这样吗？”许怅然望着林的大圆眼镜。
“千真万真。对于你，还说什么假话？”
“唉，这样的大学教育真糟糕！给一个大学生读到毕业，公家总得花上几千块钱，他自己家里拿出来的也不在少数，结果连三十块钱的事情都找不到：还说不上失业，简直是无业！这是何等严重的问题！”
“老许。我的看法跟你不同。我们中国无业的人失业的人不知道有多少，而且也不自今日始，好像一直不成为严重的问题。大学毕业生号称知识分子，受人家注目，他们的嘴和笔又都来得，他们无业或者失业了，就成为严重的问题。其实，天下没有一个人命中注定，他是不该无业或者失业的。在身上多花了几个钱，就能取得个‘不该’的资格吗？”
“你哪里来这种冷酷的想头？”
“并不冷酷，”林笑一笑说，“只是公平的想头罢了。不过这一层也是事实：在先前，无业失业的浪潮距离知识分子还远一点，现在是把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一古脑儿卷进去了。”
“我们也会卷进去！”许呆看着桌子上的皮书包。忽然省悟这样谈下去未免离开了题目，就抬起眼光来，“这且不说。我问你，我的三分之一责任，你们这里真没法可想吗？”
“在原则上，我自当给你尽力。不妨把三个学生的姓名开给我，先在人事科登记一下，待有什么机会，就尽先通知。”
“机会不至于渺茫吧？”许说着，解开皮书包，取出一支珊瑚色的派克牌自来水笔来。
“老实回答你，你至多只能作十分之一的希冀。”
“我可希冀着十分之十，而且为期不太远。老林，说一句老套的话，你如果能给我解决三分之一，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午后，许坐在一个大学的会客室里。白桌布上积着一层灰尘，靠近每一个座位的部分给来此座谈的人的衣袖和手臂擦得稀薄一点。窗外垂柳上，几个知了在那里赌赛似的直叫。
他是来拜访新接手的校长的，可是校长没有工夫，由秘书长代见；秘书长杨是许在北京的老同学，比较校长亲自接见少些拘束。一阵的拉手，带笑又带感喟地诉说彼此的近况。接着许叙述自己的来意：推销货品，希望解决三分之一，最低限度三十块就行。末了说，“你们这里是个新局面，个把小职员，想来总可以位置一下。老杨，务必请你在校长面前郑重提一提，我真是‘感同身受’呢！”
“哈哈，‘感同身受’！”杨的笑声带着讥讽的意味。
“你笑什么？”许疑怪地望着杨。
“我笑的是‘感同身受’这句成语又来了。你可知道，我每天同它要碰几回面？——不说虚头，平均总有两百回。它时时刻刻跟着我，一点儿也不放松。此刻我出来会见你，以为总该碰不着它了，谁知道它正躲在你的嘴里！”
“你的话什么意思？”
“哈哈，老许，你怎么‘懵懂一时’了？我说的是每天收到的介绍信，那些信里百分之九十九有一句‘感同身受’。”
“喔，原来如此，”许点头，前额的汗滴汇合成一条小小的河流，流到左边的眉毛丛中。“那末，你讨厌这句话吗？”
“不，不。这是一句表示真诚的话，我为什么要讨厌它呢？不过来得太多了，叫我们简直应接不暇。半个月来，除掉零数不算，收到的介绍信有三千封了。现在又收到你口头的一封，三千的数目上又加上个一。你想，我们应酬了哪几封好？”
“哫，哫哫，”许撮尖了嘴唇，像在那里呼鸡。“竟有三千封，意想不到！意想不到！”
“若说写信的人，大半像《秦琼卖马》里唱的‘提起了此马来头大’，最好都给他们应酬一下。但是真要应酬起来，教职员就比学生多出好几倍了。而且哪里来这么多的经费？”
“那末，怎么办呢？”许不由得代人家忧虑。
“谁说得出怎么办呢？”杨凝视着空间，悄悄地说。
“三千封信可以堆满一张写字桌了。如果一古脑儿交给老林，由他的书局付印出版，书名就叫‘感同身受’，倒是一笔好生意呢。”许自己觉得这个想头很有趣味，嘴里说了出来，心头还在欣赏不已。
“你说笑话了，这哪里是处理这些信的正当办法？”
“老杨，我问你一个题目，”趣味的心情像轻风似的一拂而过，许的声气又转得严正了，“大学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
“你的题目太大了。”
“不是太大，是太含糊了。我可以换一个说法：像你和我，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且不说大学造就的人无业失业，现在假定个个都像你和我，大学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
“都像我和你，那末大学教育的意义就在推广大学，直到满中国都是大学为止。若不是满中国都是大学，那一年年一班班的毕业生到哪里去充当教授和秘书长，像你我一样呢？”
“这不就等于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吗？我每逢上课，提高了嗓门直叫唤，一班学生眼睛光光的望着我，我仿佛看透了他们的心；他们在那里想，‘你只为四块钱一点钟，不得不猴子扮戏给我们看。’唉，没有意义！同时我也看见了他们全部的命运，他们压榨了家里，压榨了公家，来在大学里消磨岁月，结果成为销不出去的呆货，累我在这样的大热天，不得不赶出来当义务跑街，到处兜销。唉，没有意义！”
“你不要一味悲观。我告诉你，大学教育还有一种意义，就是养活一班要吃饭的教职员，像我和你；不过有个条件，要不欠薪才成，如果欠上半年四个月，这种意义就差得多了。哈哈，这都是说笑话。从严谨的方面说，我们总希望中国慢慢地好起来，一切事情都走上轨道；这巨大而艰难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有用人才大家来担负，而大学就是这批有用人才的制造所。怎么说大学教育没有意义呢？”杨这么说，眼睛里放射出闪耀的光彩，好像正对着初升的太阳。
“你倒有这样的确信，”许看定他那老同学的带褐色的脸，“我可抛不开我的怀疑。我总觉得我在做一桩无聊的事，如果有什么途径容我摆脱，就好比登仙了。”
“老许，怎么你也陷在‘做一行怨一行’的老套里？不要怨吧，三千封信里提起的那些人物，正在追逐那无聊的事呢。”
“我这第三千零一封的口头信，大概是没有什么希望吧？”许这才从无端的感慨里溜回来，归到特地跑来的初意。
“这实在难说。总之我给你在校长面前郑重提起就是了，你的希望是解决三分之一。”杨的声口颇有点慷慨千金的样子。
“那末，我走了。”
许从大学里出来，意兴有点阑珊。一辆公共汽车正在站上停住，他懒懒地跨上去，不顾皮垫子晒得烫热，就像看见了沙发一般颓然坐下。一颠一颠直到新世界，他才下车，在人行道上往东走。一幅“关店大拍卖”的市招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一看，是一家皮鞋店，男鞋女鞋都是挺“摩登”的。再往前走，看见一家绸缎店门首立着两块红纸黑字的广告牌，都歪歪斜斜写着“买一尺送五尺”六个大字。他觉得这种算法很有奇趣，不免站住了望那店里，却见一个店伙在打瞌睡，两个店伙在吸纸烟养神。
一家发售航空奖券的店里点着大红蜡烛，高高地供起“二奖志喜”的金字牌；奖券像洗衣作晒在场上的被单一样，一排一排挂在横空的绳子上，给电扇的风吹着，拂拂地飘动，仿佛在向人招手。许又站住了，他心里想：“如果花十块钱买他一张而中了头奖，那时候该怎么办？啊，我一定带了这笔钱去做海外寓公。中国到处是乌烟瘴气，桃花源只好到海外去找。美国不行，他们闹复兴只是一个梦。英国，德国，法国也靠不住，只看他们念念不忘军备就可怕。倒是几个小国好，瑞典，挪威，丹麦，都是一派太平景象。我就随便挑一国住下，一辈子不再买回来的船票。我想他们一定欢迎我，我是带有几十万块钱的寓公呢！”他仿佛吃了橄榄，尝到一种清凉的甜味。但是他并没有买一张航空奖券，只在路上体会着这种甜昧，回到了四马路振华旅馆。
擦过脸，擦过身，换上一件汗衫，身上爽快了不少。然而暮色渐渐笼罩下来了，他的心就让一种倦意一种怅惘之感蒙住，刚才的甜味早已溜到不知哪里去了。
他躺在**想：“奔走了一天，看来完全是徒劳。明天后天再去奔走，又哪里一定有把握！昨晚上上车的时候，他们三个的几声‘老师，费你的心了，’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他们的眼角里仿佛都含着眼泪。回答他们说，‘你们放心回去吧，’这显然有点儿义士的风度，等于说包在我身上。但是事实上哪里包得来呢？如果回去是两手空空，他们三个将要伤心到何等程度！如果几个同事倒很有点儿成绩，那更……啊，不堪设想！”
他忽然站起来开亮了电灯，就伏在桌子上写信给在北平、天津、杭州、广州当中学教师的几个朋友。写到“若蒙玉成，感同身受”的文句，不由得想起杨所说的“又来了”，就停了笔望着电灯出一会神。
三四个褐色的小虫不停地向电灯飞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