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传统文学样式中最重要的一种文学体裁之一，小说创作的状况和水准往往成为一个地域的文学成就和文学地位的指针。2015年、2016年，广东文学的情况亦从广东小说的写作可见一斑。这两年，广东小说的创作呈现出集群性的特征，各方面的小说作者所写作的题材相对集中在几个较一致的领域和生活内容里。像以王十月、陈再见的创作为代表的打工文学，以邓一光、盛慧的创作城市文学，以王哲珠、黄金明的创作为代表的乡土文学，以吴君、旧海棠的创作为代表的女性文学、以王威廉的创作为代表的精神性写作均是能展示广东小说写作实绩的丰硕成果。
一、打工文学的蜕变——走出厂房和流水线、走向文人文学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孕育了中国最早也最优秀的一批打工文学作家，像王十月、郑小琼、林坚、郭金牛等是这批打工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创造的“打工文学”一直被视为广东文学界的“拳头产品”，是广东文学的一枝翘楚。经过30年的发展，广东“打工文学”已经取得不俗的成绩，但打工文学自创生以来所戴上的光环，也使得它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太多印象标签，似乎一提到“打工文学”就会让人想到厂房和流水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打工文学作家们自身的开拓和创新。其实，像王十月、塞壬这些作家，他们的起点是非常高的。他们对时代、人生和人性有自我的理解和判断，有自己擅长的艺术表达形式，并不因他们是打工者而与其他文学写作者有什么天壤之别。而且“打工文学”自身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除了纯文学形式的打工文学外，还有许多通俗文学的类型，非常多元，非常丰富，不能一概而论。
在灿若群星的广东打工文学作家群中，有许多优秀的小说写手，如林坚、张伟明、周崇贤、钟道宇、郭建勋、戴斌、王十月、叶耳、曾楚桥、陈再见等。得益于广东活跃开放的文化环境，这批小说作家成长迅速，他们中的大部分作家已离开了工厂，社会身份发生了变化，走到了广东文学的前沿岗位，成为专业或兼职作家。他们有切肤之痛的生活经验和扎实的创作基础，不时拿出一些足以进入当代文学优秀作品行列的上乘之作。另外，随着生活场所、社会身份、生活内容的转变，这批打工作家中已有所成就者的写作就有了很大的改变，而他们日益成熟坚实的写作也不断地扩展着打工文学的版图，改写着打工文学的基本面貌。2015年、2016年，他们同样写出了众多令人瞩目的作品。如陈再见的中篇小说《上帝的弃儿》，依旧以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者作为作品的主人公。“我”曾是一家工厂流水线上的普通工人，经保安队长朱少吾（前工厂的车间保安）介绍，到社区阅览室做图书管理员。由打工者“我”引出因车祸父母双亡、童年遭细叔性侵而患上癔症并伤残的城市女孩柳宣，作者又把笔触伸进城市平民细叔灰暗的家庭生活，也写出了“我”身处农村的家庭和家人在疾病和贫困中的挣扎，还交代了经过个人努力做了保安队长最后又沦为通缉犯的朱少吾——他追求社会地位提升而又盲目的生命。跟陈再见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仍然关注他熟悉的在城市边缘游走的打工者和底层人物。不过这部作品不再停留在工厂或作为打工者原乡的乡村，打工者、底层边缘人和小人物的现实生活境况也不是作品表述的中心。小说把主人公“我”的身份设定为从工厂普通工人转变而成的底层文化人，喜欢阅读，热衷于心理学特别是癔症的研究。这种基本情景的设置，就更多地把作品引领向了打工者、底层小人物那幽暗而复杂的内心世界，让读者一窥这些上帝的弃儿们精神破碎、荒凉的处境。陈再见的另一篇小说《回县城》中的“我”不是农民工，但同样出身农村，大学毕业后留在城市的企业打工谋生，生活和家庭的负担让这个年近四十有文化的打工仔意兴阑珊。面对生活的局促和高不可攀的房价，“我”无法在深圳这样的城市置屋安居，只能回到家乡的县城买房。但真实的县城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来到县城，就像一个莫名其妙闯入异地的外来者，内心充满不知所措的慌乱感和不安全感。《回县城》呈现了打工一族生活中最普遍的尴尬：因为出身农村带来的竞争劣势和原始负担，让他们无力拥有城市的精彩；但也无法回到自我离弃的农村老家，只能选择回到一个更为隔阂和陌生的县城去安顿自己的尴尬处境。事实上，“回县城”也就成了谋食城市的一代打工者“回不去的故乡”的一种象征。陈再见抓取主人公的意识流动部分，展现了打工者无处归依的困顿。这种城乡都无处安放的生活，既是打工者的现实处境，也是他们精神上漂泊零落的写照。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陈再见不仅写出了打工者的前世今生，也把打工文学推向了对打工者的出路与精神归属的追问，这是对打工文学的深化和拓展。
王十月是从数量庞大的打工者中脱颖而出的当代优秀作家，打工是他的精神胎记，打工生活经历注定了他的书写必然是扎根于因时代大变革而造成的浸透了几亿打工者血泪和希望的打工生活之中，必然带着他自己的切肤之痛和深沉忧思。他2015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是打工文学的集大成之作。这部小说不足二十万字，王十月写了五年，数易其稿。他说：“我每天在人前疯疯癫癫，以此逃避内心的痛苦与不安。但一静下来，就会陷入痛苦之中。也许曾经有过有趣的事吧，不记得了。难忘的都是耻辱，是曾经的罪过、懦弱。”[116]小说讲述了到深圳东莞一带闯**生活的打工者王端午和李中标、马有贵，他们做过治安队员，和基层治安队民警黄德基一起迫害过那些没有暂住证的打工者，并直接致使初入南国的打工妹陆北川坠河死亡，但他们都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二十年后，王端午成为小说家（知识分子），黄德基摇身变为区公安局局长（官员、权力掌控者），李中标创业成为企业家（财富创造与支配者），而马有贵却仍是打工仔（身处底层的可悲者）。成为作家的王端午因承受着导致北川之死的巨大压力而患上抑郁症。为救赎自己的灵魂，他希望其他三人和他一起自首。但企业家李中标认识到罪过后以慈善之行表达忏悔之心而逃避罪责，官员黄德基拒绝并阻止王端午的忏悔与救赎，身处底层的打工者马有贵浑浑噩噩意识不到有罪。无奈之下，王端午设局欲将李中标和黄德基毒死，结果却被黄德基识破，最后只有王端午一人接受审判。这部小说不再试图全景式描写打工生活，而是选取了收容遣送为切入点，将知识分子、官员、企业家、底层打工者一起放在严酷的环境中，接受罪与罚的拷问。情节的起点是收容，收容既是小说的痛点，也是这部充满魔幻和荒诞色彩的小说在情节上能够落地于现实的一个抓手。《收脚印的人》以荒诞、魔幻甚至穿越来组织情节，但它同样是一部以打工生活为骨血、直面打工者生活的长篇小说，充满强大的现实主义精神。另外，这部小说的结局是审判，看起来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尾。但王端午无论是否被判定为精神病患者，社会成功人士——黄德基（作为公权力的代表者）和李中标（作为资本的拥有者）都将逃避审判，有罪的作恶者终将逍遥法外。
小说以“收脚印的人”为题。“收脚印”源于王十月家乡的民间传说，说有的人死之前灵魂会回到过去，把一生走过的脚印都收回来。小说通过“收脚印”回到过去，意味着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这样一个题目为小说奠定了自我的审视和审问的基调。小说开篇还用大量笔墨写去俄罗斯托翁故居的旅行，并笔涉《复活》，让王端午的忏悔和救赎与《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良心谴责和悔罪相映照，小说还引用了《荒原》的诗句以及庄周梦蝶的典故。这些看似与中心故事无关的篇章为小说设置了一个心灵独白的精神底色，使《收脚印的人》越出了普通打工小说的边界，使之进入到文人小说、知识分子小说的范畴，具有强烈的知识分子心灵史与忏悔录的气质和风貌。
另外，这部小说结构上采用细节真实、框架虚构的方法。书里大量细节都是很真实的，有作者生活经历的影子在里面，但故事的整体框架是虚构且荒诞的。作品的开头以魔幻的方式写王端午收到小鬼送来的自己几个月后将死亡的“通知”，此后每个晚上他的魂魄开始去“重温”那些罪恶场景，而白天王端午则用肉身去探寻和要求自己的同犯朋友们共同赎罪、自首。小说还设置了一个虚拟陪审团，每一章节都以充满仪式感的“女士们先生们”为开场白，使主人公“我”的悔罪疑似精神失常者发出的赎罪呓语。小说最后看似开放式的结尾点出了揭发罪恶是一场徒劳的指控，使作品的荒诞意味大大增强，并使得小说在大虚构的框架里获得了一种大真实。
2015年、2016年这两年的广东打工小说写作已经表现出同以往打工文学完全不同的风貌，陈再见、王十月他们的持续努力，使打工小说的经验领域不断拓展，超出了直接表现打工生活场景，直抵对时代内部真相和人性的审视，表现出知识分子化的倾向。而且，他们的打工小说写作也不再限于写实，荒诞、魔幻、精神独白等写作方法被纯熟运用。这些都表明打工小说在艺术和审美品格上的重大提升。
二、乡村之殇——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命运
广东是改革开放的热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标兵。乘改革开放之风，广东的现代化进程走在了中国前列，形成了以广州、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城市群，这里现代产业发达、经济繁荣、生活富裕、城市化水平高。但是广东也是经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一个省份，也有广大的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存在。不过现代化、城市化是广东乃至中国的基本主题，广大的乡村无可避免地被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巨大旋涡吸了进去，纳入现代城市化的轨道中，乡村在这个不由分说地被抛入现代化快车道的进程中，经受着怎样的命运呢？那些被拖入现代化的原乡人又会经历怎样的蜕变呢？这是广东正在经历的。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这方面的经验极具时代意义和代表性。而新兴的广东乡土文学对这样的经验进行了自己的表达，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2015年、2016年这两年，广东的80后作家在乡土文学写作方面成绩卓著。这批出生于乡村的80后作家以自己诚实和立足于自我生命之根的写作，写出了经历着阵痛的广东乡村和精神原乡的变革，用自己写作的实际表明他们并没有被现代城市生活方式所殖民，他们的生活并不是只有泡吧，喝咖啡，穿名牌，在世界各国游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在关注和关切着那些处于底层的、被损害的乡民的经验，注目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中正在走向颓败的乡村。在所有这些广东乡土写作中，王哲珠是最突出的一位。王哲珠这几年创作势头颇为强劲、抢眼，不仅创作量大，而且风格多变，题材丰富，也引起了社会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这两年，她有长篇小说《长河》出版，又有长篇小说《我的月亮》发表于《中国作家》，另外还有中短篇小说《纸上人生》《影子团》《取暖者》《失控》《重置》《琴声落地》等发表。相比较而言，她这两年的乡村写作显得更为扎实和厚重，对广东文学的贡献也更大。比如在《影子团》里，王哲珠倾注了对乡村留守儿童和他们长大后进入城市的可能性命运的忧虑和忧思。留守儿童问题是乡村在进入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疾患和伤痛。王哲珠以前就写过表现留守儿童之死的小说《少年之死》，不过那个作品主要是剖析濒死少年复杂幽微的心理，借少年之精神独白表达出对存在、生命等宏大主题的思索，有比较多的玄想意味。《影子团》则直接状写留守少年的生活状态，作品的主人公苏石年幼时父母就出门打工，撇下他和妹妹由年老的爷爷奶奶照料，苏石集合寨子里的一群留守儿童组织起一个自己的帮派影子团，这群缺乏管教的少年在乡间无所拘束、肆意而盲目地生长，他们为了少年意气与相邻寨子里的留守儿童帮派斗殴，聚集在山洞或老寨废弃的房屋中喝酒狂欢，又集体去偷盗，游走在犯罪的边缘，随时面临已在乡间泛滥的白货（毒品）的**并坠入深渊的危险。留守少年苏石有作为影子团首领的荣耀，也有面朝将来的惊慌失措和无以化解的惶惑，他想逃离，但又难以挣脱这个注定没有希望的少年群体的束缚。小说的结尾，苏石的母亲从城里回来要带走苏石，苏石也决定摆脱影子团，答应和母亲去城里，但最后却不知所终。作品把焦点集中于留守少年的心理和生活现实，把他们真实得令人心惊的生存处境展现出来，并通过苏石最终的消失预示这群除了茁壮的生命和本能以外一无所有的留守少年可堪忧虑的人生前景，对这样一群缺失教育和父母之爱的少年如何进入社会、进入城市给予了提示。
《琴声落地》中，乡村扬琴手老独和花旦映婵在潮剧兴盛的过往里，在代代传唱的戏曲里上演着琴音和谐的情感故事，但时过境迁，现代生活方式侵入农村，年轻人不喜潮剧，老年人也在买码的恶劣风习中远离了潮剧，老年的老独虽然捡起了扬琴，最终还是丢弃了它飘然离去。这篇抒情性小说不仅写了一个情感的故事，更重要的是，小说揭示了安顿农村农民精神的传统文化（潮剧）在现代城市文明和不良风习的侵入下的解体，展示了农村在传统文化流失后农民精神的空心化，以及丧失了精神维系后农村人心的荒凉和贫瘠，这是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更大的危机。
与王哲珠表达农村精神的空心化相呼应的是，黄金明的《人树》则写出了农村的另一种空心化以及这种空心化招致毁灭的预言。在2025年的雷州半岛大孙村，村民们在打工潮的推恿下，纷纷离弃了故乡奔向城市，只留下年近九十的孙土年。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农固守着这给他带来无尽苦难而又让他内心无比安稳的村庄，最后挖掘机开进了这已彻底荒芜的村庄，挖走了村中神树，孙土年在留下的树坑里埋下了自己。这篇小说以寓言体的形式，用速写的笔法写下了中国农民苦难深重的历史及农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湮灭的未来，更重要的是，这篇小说写出了现代资本和城市扩张的强大而野蛮的力量，写出了它对农村连根拔起的残酷毁灭，表明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去的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故乡，还有精神之根。黄金明以哀悼性的文字写下了农村和农民被消亡的沉痛挽歌。
与黄金明相似，陈崇正也在用《半步村叙事》表达故乡丧失的悲伤。《半步村叙事》是2015年出版的小说集，收录了七部中篇。“半步村”系列小说以村里20岁到40岁左右的中青年人作为主人公或主要叙述者，他们有的离开了半步村去城市发展（如崔浩、阿施、傻正、孙保尔、向娟娟、陈柳素等），有的则留在半步村经营产业或谋生（如许辉、葱油饼等），结果却都遭遇了生活和精神的双重困境，只好借助故乡和童年记忆来治疗心灵的创伤。然而，他们发现地理意义上的半步村已经充斥着颓废和堕落，并非是可以给予他们温暖和归属感的精神故乡，他们与祖先历史记载中那个充满乡野传奇的半步村，永远隔着“半步”之遥，似乎触手可及，却又永远难以抵达。《半步村叙事》展示的既是一个村庄的历史变迁，更是一群青年人努力突破现状、进入现代文明而在故乡发生巨变后却无以安放心灵的精神漂泊史。可以看到，80后广东作家的原乡书写，已经改变了传统广东乡土小说重南粤风土人情、自然风貌和乡间习俗描摹的状况，而重在表现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和农民的命运，在他们的乡村书写里，充满了对传统乡村和文化的留恋，保有着对处于弱势的乡村和农民走向颓败之路的凄凉感喟和深沉思索。另外，这些新一代乡土作家的原乡书写，也呈现着他们各自在艺术上的探索。王哲珠能纯熟地把聚焦于主人公意识流动的第三人称内聚焦的限制叙事方式和抒情化的叙事格调完美结合起来，而黄金明则以速写的方式浓缩乡村寓言，这都是很见功力的。陈崇正的作品以奇诡的想象见长，擅长糅合传奇小说和严肃文学的叙事手法于一体，例如《半步村叙事》里多重叙述者的自如转换，《秋风斩》里扑朔迷离、急剧转折的事件陈述，《双线笔记》里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童年与成年生活的平行替换等，都让小说具有一定的先锋实验性或魔幻色彩，这充分显示出陈崇正在小说叙事方面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正是这些80后年青作家在乡村叙事上的努力，改变了岭南文学中原乡写作的基本风貌，在广东文学史上写下了非常扎实的一笔。
三、纷繁与撕裂——新城市小说诗学
广东珠三角城市化程度高，无论是城市体量还是经济实力，都极具规模，这也决定了城市小说在广东文学中的地位必将是非常突出的。2015年、2016年这两年，广东城市小说的创作非常活跃，众多作家写出了大量有自我观察和独立思考的城市小说，他们颇具实力的城市小说写作个性鲜明，把广东城市小说推向了一个新时代。这两年，深圳城市小说最为抢眼，引领着广东城市小说的新方向。以深圳城市小说为中心的广东城市文学非常独特。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中国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建城的历史相对比较长，有比较丰厚的历史文化沉淀，各自有比较清晰的城市品格和相对成型的城市个性，所以这三个中国一线城市的城市文学也就各有各的辨识度和相对稳定的城市元素。但深圳作为一个后发的新现代都市和中国最典型的年青的移民城市，仅仅只有30多年的建城史，发展迅猛，城市面貌依然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另外，由于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自天南海北，人口的地域性和个人属性极为丰富和复杂，这使深圳呈现出最变幻莫测的世俗人情和未定型的复杂城市属性。深圳自身的繁复和不稳定，也造就了深圳城市小说独特的“新”。
深圳拥有大量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创作个性的城市小说作家，如毕亮、钟二毛、吴君、蔡东、盛慧、邓一光等，他们以自己的城市小说写作建构着深圳乃至广东城市文学的新诗学。珠三角的城市，是外来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绝大多数广东城市作家相对于自己居住的城市也是新移民，这也决定了这些作家在写作城市题材的小说时，会以数量庞大的移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怀揣梦想或各种生活愿望来到珠三角发达城市的新移民们有些在城市成就了自己的人生梦想，成为人生赢家，但大多数移民却在这些新兴的城市遭遇了人生的困境。广东的城市小说作家更主要把笔墨集中于后者。毕亮的《地图上的城市》（海天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收集了23部短篇小说，几乎都以蜗居住在“城中村”的小人物和外来的“失败者”为主人公。作品满含深情地书写了一个个“在深圳”的故事，表现那些弱势人群在繁华都市里的奔波、精神的空虚和生存的困境，用有灰度的故事书写外来移民在城市生活的庸常和幻灭、无奈和忧伤。“小说中的‘我’作为旁观者，既不满足平庸的生活、渴望改变，但又因种种原因，只能屈从现实。从病态的看客眼中，小说阐述了小人物对理想的追逐和对亲情的渴望，以及小人物的理想在时代波折面前无情消散的悲剧命运。”[117]毕亮笔下的这些城市移民，一般都不满足平庸的生活，渴望改变，但又因种种原因，只能屈从于现实，理想也最终在冰冷的城市面前无情消散。毕亮并不仅仅完成了对这些移民失败命运的书写，他更主要想通过城市移民的命运审视时代和城市的病症。城市快速发展，时代的价值观单一到仅以金钱和物质的多寡来衡量，在此简陋和野蛮的城市规则下，那些“慢”的人，和时代不合拍的人又该如何安生呢？
《地图上的城市》提出的问题，在蔡东的小说集《我想要的一天》（花城出版社2015年8月出版）中有所延伸。与毕亮不同的是，蔡东收入集中的小说主人公大都是中年知识分子，有了稳定的工作、体面的生活，居于中产，但是这些尚有人文情怀的女人们在做着情非得已的牺牲，而那些男人们比如童家羽、张亭轩、陈江流等却都是一些中年的失败者。他们的失败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无法割舍对名利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另一方面又不想放弃自我对品质和情趣的追求，放不下中产阶级的尊严去逢迎，因而产生比较严重的精神焦虑或屈辱感，并在精神上对城市和城市法则做想象性逃离。这些作品同样在审视快速发展的城市形成的畸形、单一的价值观对新移民的精神碾压，凸显了在传统价值观念失范后形成的新价值是怎样使我们的国民无法接受和认同自己的阶层与社会地位，以致无法心态平和地生活下去。
当然，广东的城市小说并不仅刻画失败者。盛慧的长篇小说《闯广东》（被誉为“当下版的《平凡的世界》”，花城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最初以《云窝》为题，刊发于《十月》2015年第2期长篇专号）就写了一个底层青年逆袭走向成功、在城市实现梦想的故事。小说中的谢闯是个来自农村、热爱写诗的文学青年，带着对外面的世界和城市生活的向往，逃离闭塞、沉寂的云窝村，南下打工，先后历经广州、深圳、惠州、东莞、佛山多个城市，当过渔民、保安，后来也当过厂长、房地产策划师，到最后从事生态农业。这是一本关于梦想的温暖之作。主人公谢闯的故事，充满了悲与喜、爱与痛、茫然与坚持，他穿越不幸的密林，最终抵达幸福的河谷，不管身处何种绝境，总有梦想的光芒照耀他前行。盛慧通过谢闯，写出了像谢闯那样的底层平民身上那种在绝境中淬火并爆发光彩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正是这些人不屈的个人奋斗，才造就了广东高速的城市发展，也让这些城市成为小人物实现自我的宏大舞台。这样的小说又展现了正在生长的南方城市所潜藏的巨大活力和流溢的动人华彩。
在书写城市方面，老作家邓一光有更深厚的理论准备、更丰富的书写谋略和更大的书写野心。他的“深圳人小说系列”《深圳在北纬22°27′—22°52′》《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和《深圳蓝》是深刻的“深圳的社会分析”《深圳在北纬22°27′—22°52′》关注的基本是底层打工者，以揭示城市的繁荣建立在数量庞大的底层打工者的肉体和精神的扭曲之上，追问人的扭曲和屈辱是否应该作为城市的秩序之一被固定下来。《你可以让百合生长》则主要关注城市族群（城市人、宠物犬等）的精神困境和隐秘病症，去追问短暂而粗糙的城市经验如何安放城市族群焦灼、浮躁、急功近利的心灵。《深圳蓝》则侧重对城市历史的打捞。比如这个小说集中的《深圳河里有没有鱼》和他的另一篇小说《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写的就是深圳的一段历史往事：大逃港。不过《深圳蓝》更关注的还是深圳的当下史：深圳这座后工业时代的城市其城市文明在冲突和变异中如何形成，这种急速形成的城市存在怎样的都市病症。《深圳蓝》中的戴有高是富二代、奢侈品分析师，算是成功人士了，却有家不能回，在前妻的嫌弃与90后小姑娘的多番示好间，他选择孤身一人，靠在游戏“模拟人生”中打发时光，而游戏也并不会给他带来虚拟的满足。小说将我们带进风暴中心，让我们自己体验生活中常有的悬而未决的状态，去体会戴有高既回不到过去，又抓不住现在，似乎也看不到未来的精神悬置状态，感受其“没有爱”和“无所爱”的悲哀。由此去追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精神生活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得以最大限度地呈现，文明的希望在哪儿？人的进化和反进化会走出一条什么样的曲折之路？把城市化要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难题凸显在小说里。邓一光的思索并未仅停留在城市本身，《簕杜鹃气味的猫》和《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把都市病症从“深圳人”辐射至他们出身的乡村，以表明现代性恶果不仅给城市人带来巨大变异和伤害，而且那些伤害已经上溯至城市的“子宫”——乡村。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不仅让乡村空心化，还使乡村失去宗法制、乡绅传统和耕读文化，“鲸吞”农民的土地权和土地生活方式，让离开家乡的农民回不去故土，留在家乡的农民待不住了。可见，邓一光已经对城市进行了规模化、系统化、整体化的书写，建构出一个较完整的城市文学王国，写出了他对现代城市乃至现代文明的个人化思考。
从广东作家这两年的城市写作也可以看到，广东城市文学并不把笔墨集中于城市光鲜华丽的物质外壳，城市日常生活中的纸醉金迷、活色生香的时尚和现代潮流以及生活方式也不是关注的焦点，广东作家更多地潜入城市的精神内在，不像上海的新感觉派和当代作家卫慧去写城市的张扬、迷乱，也不像北京的邱华栋去写都市青春的肆意张扬，广东的城市文学是内敛的，带着沉思的品质，包含着对城市各阶层的精神关怀，也显示了广东作家在力图理解和把握现代城市之心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
四、摇曳多姿——年青女作家的小说写作
女作家向来是广东文学中不容小觑的力量。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广东女作家的创作就相当活跃，如张欣、张梅、盛可以、盛琼、魏微、黄咏梅等，都成绩不俗，在中国文坛不乏影响力，以黄爱东西、黄茵等人为代表的“小女人散文”亦曾经名噪一时。而广东也因媒体的发达，造就了一批女性专栏作家，像侯虹斌、麦小麦、黄佟佟、陈思呈等。她们多为媒体人，利用工作之余在报刊上开专栏，她们紧贴时尚和公共话题的写作俏皮而敏锐，拥有数量庞大的受众，甚至比专业作家影响更大。2015年、2016年这两年，80后女作家吴君、旧海棠、皮佳佳、王哲珠、蔡东等人的小说创作势头强劲，她们以各自的小说创作，丰富着广东乃至中国文坛。总的来说，这批80后广东女作家并没有比较尖锐的锋芒，也不像她们的前辈作家如盛可以一样有鲜明强烈的女性主义立场，她们的写作大多是在常态的文学领地里面耕耘。她们的很多作品都以女性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表现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生活艰辛、付出和承担，表达对女性的体恤与怜惜。如旧海棠的《新年》《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和蔡东《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等。《新年》写乡下女孩阿风在懵懵懂懂的十几岁就结婚生子，后随男人到广东莞城打工。男人另有新欢，阿风无奈稀里糊涂地离了婚，连孩子也给了男人。阿风后来到了深圳，做过三陪、夜总会收银，认识银行职员蒋健，和他过着半同居的生活。后来蒋健结婚，做到了行长，也渐渐走出阿风的生活。此时阿风早已适应了深圳，换了工作，一个人在寂寞中怀着朦胧的期待，不去打扰蒋健，独自生活。小说写了一个天真的农村少女是如何成长为一个熟知城市生活规则的女人，写出了这个女性的安顺隐忍、自尊自立，对正常而稳定的情感的期待，呈现出一个女性立体而丰满的形象。但就是这样一个本质善良的女性，无论在农村极其实用的男女关系还是在城市男女情感游戏的潜规则中，都承受着不公平，阿风在现代城市中习得的自尊自立和与城市相适应的素质并未给阿风带来幸福，等待阿风的仍然是无望中的漂泊和凄凉。这篇小说写出了女性新素质的成长，但更多为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遭遇的不公和独自哀伤的命运而充满痛惜，这不动声色的书写仍然充满感人的力量。《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的女主人公秀初中时早恋怀孕，早恋的对象同时也是她的男同学被秀的哥哥打死，秀也被父母逐出家门，寄养在侏儒姑妈家。秀生了女儿欢欢，在姑妈和姑父的帮助下，用自己做裁缝的手艺养大了女儿。但经历十六年的变化，女儿弃她而去，她自己的房产也被家人侵占。这篇小说中的秀和阿风一样，都秉承着传统中国女性原初的纯朴、善良、坚韧、和顺，但在败坏的世风和沦丧的亲情下，她们领受着令人怜悯的凄凉命运。
蔡东的小说《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试着去描述一个温良娴静的女人周素格，她长期看护失智的爱人——哲学老师乔兰森，深陷于俗世的无边苦海里，饱尝了家庭生活细小无声的残忍。一日，她绑起丈夫，想自己去看一场演唱会。但已经出门了的周素格最终回到家里松开了绳子，她带着丈夫一起去听了期盼已久的演唱会。蔡东用这篇小说直抵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悲喜，她们那些藏得很深又长日漫漫的无望和凄苦。这是一个女性具体的生活悲剧，但也被蔡东在小说中赋予了生命本身悲剧的复杂意味，牵动起读者对这些负重女性的深切同情和内在关怀。
当然，这些女作家的小说并不仅限于书写女性命运，她们也擅长通过家庭生活的描写来反映世态、思索人性。旧海棠的《橙红银白》中三叔和三婶靠侍弄一份土地无法让一家三口过上像样的生活，特别是不能让女儿回回上一所好学校，只好南下深圳打工。在与家乡迥异的深圳，三婶迷失过，几乎跟人私奔了。老实的三叔原谅了三婶，让三婶回家一心陪回回读书。但回回在镇上接受社会的沾染而无心读书，最后甚至离家，不知去向，三叔多年四处寻找，最终失去了精打细算养育成人的女儿。小说近乎残忍的情节安排，凸显了中国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撕裂和沦落。旧海棠的《天黑以后》深入家庭隐秘和精神窘境，探讨的是家庭伦理和内心皈依。六岁的鹤舞在夜晚过了一个童话一样的生日。但真相却是：鹤舞睡着后，爸爸便悄悄驱车回到机场的飞行员公寓，小伙伴佳佳的爸爸也已离家——她们的父母其实早已离婚，别人眼里的“幸福家庭”只是一个假象——大人们全都是演员。这篇小说指向物质富裕后人内心的撕裂与无所归依，作者的笔触探寻到两性各自更隐秘的人性深处，显示出窥视人性深度的努力。
女作家往往更愿意把写作投向日常生活细小而隐秘的部分。皮佳佳在这方面却做出了自己的挑战。她出版于2015年12月的小说集《方死方生》收录了《方死方生》《彼岸天堂》《夜色无色》《罪愆》《阿公的心事》五个中短篇小说，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皮佳佳的写实功力和精神追问。小说《方死方生》由一宗命案开始，中年性工作者阿娟被谋杀了，在没有任何破案线索的情况下，一直做内勤的女警叶灵被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假扮站街女去引诱罪犯上钩。通过“假扮”的情节设置，强迫一个生活光鲜亮丽、波澜不惊的中产阶级女性去亲历一个底层女性的心酸破碎、粗粝得难以下咽的日子。小说开始由一只老鼠的视角来观照阿娟在出租屋中的悲惨丧命，氛围沉闷压抑。而后叶灵接到任务扮演阿娟，她从开始的抵触、抗拒，继之对阿娟产生同情、共鸣，到更深地领悟自己的生命和阿娟一样也是脆弱得经不起推敲和追问。小说令人信服地写出叶灵对阿娟的理解并非一种简单的俯就与施舍，而是领悟生命脆弱性之后的心有戚戚焉。这种生命内在的互通，既有“一切众生病，是故我病”的佛家意味，又与西方“没有人是一座孤岛”的人道宣言相通，还接通庄子“方死方生”万物互通的思想。这样，小说在思想资源上，将佛、道跟人道主义予以汇通，使之成为小说叙事庞大的精神根系，让叙事获得深邃而丰盈的精神内涵。《彼岸天堂》中云南小县城出身的大学生林雅，为到“彼岸天堂”的美国假意嫁给肖恩，到美国后为了融入主流社会和提升社会地位而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和尊严，经受着在异国身心如浮萍般无以附着的飘零，作者以此来追问：天堂何在呢？天堂在等级阶梯的最上方吗？如果天堂是信仰，我们该如何去抵达自己真正的天堂呢？皮佳佳把这个生命的难题置于一个看似写实的故事里。另外如《罪愆》努力在社会层面的犯罪叙事中发掘“罪”如何衍生于晦暗不明的心灵世界里，《阿公的心事》则着意于生命的隐秘性延续这一主题，《夜色无色》借助一个纯属想象的故事：游**的鬼魂以美丽的女性肉身为**，寻找干净鲜活而富有生气的灵魂——纯灵，将怨怒与不平、绝望与忐忑、怜悯与宽恕、勇敢和悲悯等灵魂的悸动交织。正是因为皮佳佳在叙事中铺展开幽深的玄思，使她的小说具备相当的智性色彩，由此可见她用小说处理抽象的生命主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