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时我三岁，父母奉命北迁，筹建天津《大公报》的北平办事处。父亲直飞北平，母亲带我绕道苏州，去看外公外婆。在朦胧的记忆中，外公外婆并坐在那种带大帐子的大**，他俩和母亲共同品尝了甜食，又絮絮叨叨说了许久。我长大后也喜欢吃“黄天源”的糕团，不知道可是这时候种下的基因。
到北平后几经迁徙，最后搬家到东城灯市口的一个胡同深处，前院是办公地点，后院是宿舍。同时住在那里的，还有其他记者如戈衍棣、萧离、萧凤等。后院一溜北屋，我家一明两暗。当时“看”我的保姆叫“橙子”，就是不知道是否是这俩字。她出天花脸上留下麻子，但人很善良。她做饭很一般，但父母心思在工作上，同时外边饭局也多，不时还带上我。说到饭局，父亲有时会遇到极特殊的一种——是驻守北平的军政当局单把他一个人找了去，边吃饭边说些军政要闻，目的就是让父亲写出来在《大公报》上发表。这样做的时间大抵是在解放军围城的后期，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已经没人信了。当然，这样的饭局是不能带小孩儿的。
我参与的饭局则是非常普通的一种。在我们住家附近，大饭馆尤其多，比如“全聚德”、“东来顺”、“翠华楼”等等，一个挨着一个，一个胜似一个。那些看门的胖老头，每次看见我来了，都想趁机摸摸我的头顶。我不情愿，一闪，躲开了。胖老头无言笑笑，以后也就不再摸我的头。我吃饭不老实，不肯在座位上待得太久，经常会溜进后边的厨房，对那一长溜的火眼儿，很早就知道它们分别叫做“头火”，“二火”和“三火”……我还在东来顺的楼上，和那张摆满了佐料的八仙桌“试比高”，但我说不清那些小碗中盛着什么，也不知道大人根据什么原则去调配。我还在全聚德的烤炉旁边看大师傅如何用长竿子把鸭坯送进炉膛，我发现他们移动时的步伐很好看。几十年后拍摄的电影《老店》，其中也有烤鸭师傅移动脚步的特写镜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我上小学是在灯市口北部油坊胡同的育英小学，它前边是育英中学，中学前边是座教堂，另外八面槽路东也有座教堂，两处我都进去玩过。星期天做“礼拜”的人很多，我父母从没去过，但我跟着别的大人进去过，他们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看门的人以为我是前边人的孩子，没拦我。我进去后，一切照着“家长”做——他们祈祷我祈祷，他们唱诗我唱诗，惟独他们虔诚我分心——我只是学着“玩儿”罢了。
在灯市口时常能吃到甜、咸两种味道的花生酱，还时常能吃到东单面包房的面包和西点。我在吃这类东西之前，有时也学着教徒的样子低头祈祷，父亲会狠瞪我两眼，母亲则一笑了之。长大之后，我才知道母亲是从教会学校出来的，对这些她很熟悉，她常说人要有博爱之心。
那段生活中最让我兴奋的，就是每年的寒暑假。因为这时我可以到爷爷奶奶家小住几天。他们的家在和平门里的绒线胡同，路南的一个小四合院。说小，是和它的邻居相比，邻居住着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人家的四合院就大得多了。我奶奶和爷爷本是贫贱夫妻，年轻时一起由山东来到北京。奶奶生了五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大，我便成为这个家族的长孙。爷爷中年时娶了一房姨太太，是在天津娶的，也生了五个孩子。奶奶当然不高兴，但终究无可奈何，最后还是同意把两个家合在一起。奶奶自己住南房，爷爷跟姨太太住北屋，表面上和平共处，但奶奶总觉得心里委屈，低“北屋”一头。每年也只有寒暑假我住进了南房之后，奶奶这才从心里感到舒展，因为家族的长孙来了，并且在她这一边。这时，奶奶总是宠着我，姨奶奶有封建思想，也处处捧着我。每年春节发压岁钱，一样的红包，但里边的钱不一样，给我的最多。
拿到红包干什么？逛厂甸！离得不算远，走着去就行。小叔叔们领着我，我累了就扛着我，出和平门，就真是人山人海了。不论我们什么时候去，总看见先去的人手里拿着大糖葫芦，还有风车，哗啦哗啦的。一见这景象，一听这声音，人心里就闹得慌。我总是把刚刚得到的红包花得一干二净才满足。当然，值得一看的东西也多，各种小吃，各种旧书，各种鞭炮，各种玩具……其中特别是孙悟空的面具和那根金箍棒，每年都让我玩耍很久。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后来干上了京剧这一行，是否是从厂甸种下的基因。
每次从厂甸回来，我总要扛回一根特大的糖葫芦，顶上还插着一面纸的小旗。母亲一见就连说脏，总是找个角落摆起来，回家时也绝不许带走。她总是说：真想吃糖葫芦，咱们到东安市场买去，那儿的种类多，更重要的是干净！我拧不过母亲，只能一切服从。但厂甸那些高高扬扬挺立着的大糖葫芦，却旗帜般屹立在我的心头！我想，大约是厂甸的这个民俗活动给我垫了底，以后我才有可能那么喜欢庙会！等到在庙会上“玩儿”舒坦了，才有可能顺畅地进入京剧！当然，这都是站在今天角度上的分析，作为一个小孩子，是很难预知后来才发生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