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中有许多思念，贮于记忆。有时候几十年的岁月都似一日那样平凡而重复，于是，记忆的荧屏上残留的便是一些无价值的碎片，而有些日子尽管短暂，甚或是一瞬，因其意义深重，却能教人长久缅怀。
1980年3-10月，在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现统称为“鲁迅文学院前身”）度过的日子，虽然为时仅半年，在我，却是真正“留痕”的岁月。
我上文讲所的心情，以往曾有表述：就如饥饿的孩子总是感念于那口果腹的食物一样，曾被生生砍断深造阶梯的我，对学习，特别是这个不是大学胜似大学的“上学”，倍有珍重之心。故而，开学典礼时，让我代表全班学员致辞，没说几句就泪珠如豆……这情状，在旁观者眼里，甚或有点“幼稚可笑”。但是，幼稚也罢，可笑也罢，我自己是情真意切的。
我上的这一期，后来被同学们戏称为“黄埔五期”。开办这“五期”的缘由，从时间上就可了然；那时的表述就是“‘春回大地’以来，重新勃发生机的中国作家协会的又一项旨在‘发现和培养新时期年轻作家’的重大举措……”话说得有点累赘，可确实是中国作协领导和前辈们苦心的真实写照。
那时的中国作家协会，本部机关尚在文化部院中的防震棚办公，条件之差可见一斑。但是，对于培养年轻作家的那番心血，对于我们这班学员的诸般关切，却是毋庸言喻的。当时出席开学典礼以及后来亲为我们授课的，都是文坛上令我们十分敬仰的师长，同学们每人都有指导老师，老师或是前辈作家，或是大学和研究所的著名教授和学者。课程排得很全面，老师很用心，因为已是第五期，前辈们已有足够的经验了。
记得1986年调动搬家时，虽然明知翻捡已属徒劳，我仍然心犹未甘，疯寻穷找那两本在文学讲习所的听课笔记。倒不是说我那不太敏捷的记录本里埋藏着怎样的宝贝，而是我很想追溯那时的尽管一鳞半爪却令我缅想无穷的“往事”。而且我坚信那都是再也不复有的“瞬间”，它们之所以落到笔记本的纸页上，肯定都是映照过心屏的珍珠。更何况，抛撒这些“珍珠”的许多“斯人”，已经一个接一个地离我们而去！
文讲所的第一任所长丁玲；还有陈荒煤、冯牧、唐因、唐达成、我的指导老师骆宾基；还有虽然不是名义上的导师却实实在在指导过我的秦兆阳……这列“恩师”的名单，是长长的。他们的文品和道德风范，永远为我铭记。
文讲所第五期的所长是徐刚。徐刚所长和我们直接的接触和讲话不多，虽是有限的几次，但他的表情语气却很生动很有个性，他对党的文艺事业忠心耿耿而对任何人却都是谦谦君子的模样，教我记忆尤深。
文讲所有几位作辅导工作的女教师，印象深的有张玉秋和黎辛的夫人黄懿芬，黄懿芬那总是笑眯眯的温和与张玉秋那美丽而略带忧戚的眼神，仿佛是天然的契合。或许她俩在“老师”辈里特别年轻而又谦逊吧，她们也绝不让同学们称其老师。于是，一些男同学就老三老四地直呼其名。还有一位图书管理员小井，我对这个戴眼镜的温厚小伙子印象颇深，是因为我看着他常常像蚂蚁垒窝一样，一天到晚用心用意地整理着图书馆那一点一点多起来的书籍。我对小井一直心存歉意，因为原来答应过要送他一本书而未曾践诺，而后来我又听说小井好像已经离开文讲所了。
许多同学在这半年的学习中收获很大，这收获，自然是指除听课之外的写作。王安忆和叶辛就是收获最丰者之一，他们在此期间写了不少中短篇。当我见安忆像记学习笔记一样，在本子上唰唰地写她的行云流水般的小说，而后那些流水行云般的文字又一篇接一篇地发表于报章时，真佩服得无以复加。叶辛也是，写中篇，他是同学里头最早者之一。有了来读书之前的《蹉跎岁月》打底，叶辛的创作一帆风顺，此后一发而不可收。古华的《芙蓉镇》，也是在文讲所最后修改完成的。
我自度是只笨鸟，一心想的就是来学习，一心又不会二用，因而这半年几乎未着一字。短篇小说《心香》也是在入学之前刚刚写完而给《当代》，发表在当年的第二期。但《心香》机缘很好，时值中国作协创办了《小说选刊》，《心香》有幸成为创刊号的选载作品，记得那刊名还是茅公题写的。因而当它获得这一年的全国短篇小说优秀奖时，不能不教我倍感幸运。在学习期间，我的包括了五十年代末所写作品的第一本小说集《无花果》，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自觉稚嫩，也因其封面的颜色，我称之为“描红本”，正因同学们都不鄙薄，我才一一分送。
我特别想说一说的，是我的同学——若不是贾平凹因故未来而少了他，同班33名同学，在八十年代初的文坛星空，是相当亮丽的一群。记得1985年底全国第四次作代会召开，33名同学有23名是作代会的代表，会议闭幕时又有一个令我们自豪不已的消息：17名当选为理事。别人也许不在意，我们自己就先得意了。于是，在京西宾馆的楼房一角，在我们的召集人艾克拜尔·米吉提的一声口令下，那张“黄埔五期”的合影，23张嘴巴无一不咧作大小“茄子”，尽管也有个别矜持了表情的，但大多数特别是男同学，个个豪气冲天并颇有“当今文坛舍我们其谁也”之气概的。
这样说，也许有人会撇嘴，但在今天，在文讲所这个母校的喜庆之日，没法不实话实说，而且还特别想实话“笑”说。
这些年在报章上，不时有我们“五期”同学写的有关“文讲所”的回忆，每每见此，我总是两眼一亮，不管长短，这些文章却总是比当下的轰动作品更能粘牢我的视线，非一口气读完不罢休。读这样的文章，总能教我“减去十岁”，而捡拾这样的记忆珍珠，那是所有快乐的神经都会被调动的。何况，在双鬓霜白马齿渐增的日月里，这种神经已经和头发一样渐见稀薄了。
说说这些“老”话，令我不无伤感，因为，如水流年流走的，不光是那些永远令我缅怀的师长，还有我的文讲所老同学……1996年底的全国第五次作代会后，我刚写了一篇小文，忆及文讲所同学的创作**于我的鼓舞，就得闻贾大山、乔典运已经病重，不久，他二人相继撒手人寰……
我怀念文讲所的许多同学，恰如怀念我的曾经分散四处的兄弟姐妹。33位里头的好几位，20年前毕业一别，至今不曾重逢；是自己“不喜作客诣人至，惯迟作答望书来”的秉性使然，还是当今时代，大家都共此“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心情？——检视信箱里越来越多的书报和越来越稀少的信函，我发现真正是“五期”同学来的信，竟如凤毛麟角。
因此，对天人永隔的，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愧疚和忧戚。乔典运自不用说，对英年早逝的贾大山，对才智过人而又对某些“时尚”深恶痛绝常发奇思异想常有妙语隽言的大山，真是痛恨苍天夺人之大不公！倘若没有疏慢了这支笔，我实在早就应该为他“祭”一文的，就像当年在文讲所的操场上听他长篇大论地“侃”而我只以三两声“呵，呵”的应答来回应他的滔滔不绝、来表示内心的惊讶和感佩一样……
贾大山是不能不教我感佩的，这个剪着小平头中等身个脸膛红红的河北汉子，穿着首先极有个性：虽是城市化后的衬衫和长裤，那衬衫和长裤却依然有着浓浓的农家子弟的痕迹和气息，那些痕迹和气息，就在于尽管他是出门在外的男人，那白衣黑裤却总是洗得黑是黑白是白——勤俭丈夫好父亲的形象就那样黑白分明地跃然身上……
大山教我感佩的，自然不只是这些琐屑。他的创作才华自不必说，至今，我还记得茹志鹃在1978年读了他的短篇小说《取经》时称道不已的表情和一连串的啧啧声……大山在《取经》前后，也并非同学里头写得最多的，但凡偶有出手，却总是很夺人眼目。那些文字无论长短，总是极有味道。
大山毕业后照旧回了他的正定县文化馆，据说到他去世也还是没离开过正定。正定，正定，这名字对大山，仿佛也是一种宿命。
我曾经纳闷：对许多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创作问题）思考得头头是道（起码我认为是这样）的大山，竟会如此与众不同？为什么敏于思也敏于言的大山后来倒疏于写作？因为我觉得他的生活积累比谁都丰厚，那是真正拥有不止一口生活矿井的深厚，那可不是凭借一时聪明走红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源泉”的富有。那么，他是过于愤世嫉俗看破红尘呢还是怎的？前年看陈世旭怀念大山的那篇情真意切的文章，提到大山在文讲所时对当时风靡一时的“意识流”作品的趣语横生的讽喻、提到他偶尔进商店买东西受了冷遇而愤愤发誓“再也不来北京”的形神……当时我也在场，此事千真万确，大山就是这么个人！就是如此自尊、真实、形象平凡、骨子里却傲极的一个人！哦，我还在想：大山的敏于言是并非喜欢在任何时候都爱讲，很多时候他是沉默的，大庭广众他不爱说话，他还特别看不惯爱出风头和轻狂油滑。他自己想讲话则看场合，那种他认为十分投契的人在侧、心里毫无顾忌值得大讲特讲的时候，他的话就成了为朋友倾泻的开闸之水……听大山讲话真是一种乐趣，许多从他的生活仓库中随手拈来生动已极的故事、笑料、甚或俏皮话，成了连串的如珠妙语……
大山不能不教我感佩的，还在于他对人真诚而又风趣幽默。相当一段时间，大山被人传为文讲所的“贫嘴”——这实在是不甚准确的误传，大山有着徐文长式的风趣而非“贫嘴”。尽管我也是大家所传的他的“贫嘴”的受害者。他给我，给许多同学，甚至给文讲所的各种活动还有我们的徐刚所长，都编排了一段令“受害者”的我们哭笑不得、而后又不得不像祥林嫂似的逢人就解释一番纠正一番的十分好笑而又颇有某种传神意味的“最高指示”……现在想想，那些哭笑不得的尴尬，那些现在看来纯属庸人和杞人、友情和调侃拌作的笑料，都成了甜蜜。
想想吧，那时我们都三十多岁，当时文讲所的那种严肃单调而不无清苦不无岑寂的日子，如果连这点笑声也没有，岂非死水一潭么？
俱往矣，大山，不知你在天堂是否也这样风趣快乐？
在同学里头，值得为之歌哭的，当然不只是贾大山。因此，后来如有偶然机会能和老同学有一见之缘的，就特别教人兴奋。我记得穿军装的李再恒（他现在是更大的军官还是已转业？不得而知），在得闻我和陈世旭、艾克拜·米吉提应总政之邀而有幸走访中朝、中苏边境来到他所在的佳木斯时，他的那种恨不得把佳木斯所有的菜肴、所有的酒水都搬上桌的热诚，真令我直到现在还齿颊留香；我更惦念一直在西安的莫伸，与莫伸也真有缘分——他常借以前在铁道部工作的机缘外出采访，但我两次偶然去西安他都在，都极尽东道主之谊而不吝陪我走东走西。莫伸在文讲所，就是最为大家夸奖的热心公益者——大家都说如果我们班评选学雷锋的积极分子，必是莫伸无疑——与他同组的真是沾光啊！每天他们小组的那溜地和桌面总是特别干净，每次为讲课老师的黑板擦得能映出人脸的，也总是莫伸……
说到缘分，与陈世旭也是见得比较多的，最近几年一年一度上京开的“两会”自不必说，五年前还因为我曾应江西之邀，参加过他们参与举办的笔会。不承想天缘更凑巧，四年前湖南举办的笔会，又碰到了陈世旭！对嘴里称其“将军”心里视为小弟般亲切的世旭，我们早在同走东三省时就亲如姐弟了。对这位“将军”写作才能的佩服，自然也可追溯到未曾做同学前——一篇《小镇上的将军》早就将我折服了。
再还有颇有兄长之风而深受同学爱戴的“乔厂长”蒋子龙、早在六七年前就当了爷爷并为之自豪不已的广东“凯哥”陈国凯；骑兵出身因而有两条特别长腿的王士美；魁梧的东北大汉刘亚洲和笑嘻嘻的鬼精灵关庚寅；再就是虽近在上海却难得碰头只在大连开会时以出色的自编自舞而教我大吃一惊的小妹竹林；再还有同样穿着军装来的因而大受同学们一口一声“团长”地恭维的刘富道、跳舞跳得最棒虽来自宁夏却是地道温州人的“风流一号”戈悟觉；一头黑发（不抹油也油光闪亮）加一口黑牙（吸太多的烟）的我们的班长张林；漂亮的“空哥”小伙瞿小伟和也是北京的刘淑华；老实巴交的“湖北九头鸟”王承启和温厚似长者的王萌鲜；再还有早在十一年前就远走异国他乡的古华和孔捷生……
我像念珠似的念着这一串名字，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有朝一日”，还能将我们这班同学哪怕只是部分同学再召唤一起？
我怀念文讲所借用的朝阳区委党校的那一溜红砖矮墙的平房院子，那座在如今肯定不复存在的大院，幽静、简朴，在当时的我们眼里，颇有延安“鲁艺”的味道，尽管我们谁也没有去过“鲁艺”。这所前后两排的平房院，每间小与鸽子笼无异，较大的房子就那么两间，一间后来暂作图书馆，另一间，吃饭时是食堂，上课时便是教室。宿舍是四五个人一间，自然是笼鸽子似的，饭碗脸盆什么的家什全塞在床底下，谁也没嫌过挤，脚对脚，头顶头，这就更好——高兴起来聊大天，悄悄话说得再轻也不怕听不见……
我记得这间最大的用作食堂也用作教室的房子，有一次曾被我们派作了想也没想过的用场——给孔捷生作结婚的礼堂——女同学中年纪最大的我，将母亲教我的剪裁和针黹手艺，在这天好好露了一手：我们在窗上和黑板上剪贴了大大的窗花和双喜字，还与两位女同胞驱车很远地将多才多艺的新娘接到了我们这儿的“家”……在精心编排下，前几天刚刚在工人体育馆崭露头角的伴娘苏小明也应邀唱了非常动听的歌，而后，老师们、同学们全都卷入一场跳得人人汗出花流的舞。那情景，我敢说就是真正的延安“鲁艺”人结婚，恐怕也就这般热闹！
这里最大的地盘是操场，记得男同学曾在这里很威风地拼搏过几场，说实在，看他们打球真比看正规的球队有意思。赢了谁输给谁我都已忘记，唯记得他们在练兵后竟野心大发地要与北大学生比赛，还要求女同学们跟随去为其助威，最后自然是大败归来，但北大学生对“作家队”的真诚欢迎，多少满足了这班出征男士的虚荣心，所以归来时总算没有太垂头丧气而照旧壮心不已……
月光下的操场，也是同学们聊天的最好地盘，走出操场，便是一片很大的麦田，爱散步的同学总是在晚饭后，三五成队信马由缰地绕着麦田一圈又一圈……
我怀念文讲所的食堂。尽管饭菜是那样千篇一律，尽管那时的饭菜，好像恢复了“供给制”似的，早餐是北京人的“老三篇”，中、晚通常也只有一荤一素或一菜一汤。但我记得同学们一日三餐扑向食堂时，真的连萝卜丝咸菜都嚼得山响……对于我们这些南方人来说，对于我们这些一年365天顿顿早饭吃泡饭的人来说，文讲所的早饭真正是“高粱肥呀大豆香”的地道北方风味，那颜色尤其溜丝金黄——几根咸萝卜丝是棕黄；一只油饼也炸得焦焦黄；那碗苞谷糊糊——起先教我们学说得十分生硬、后来被我们练喊得很熟练并带了翘舌音的“玉米～糁”，真的是溜丝金黄且喷喷香啊！
从那时直到现在，我常常想念那碗香喷喷的“玉米糁”，那碗以咸萝卜丝佐餐的“玉米糁”，虽然在此间也偶然得享，但那种秋天庄稼地般的金丝溜黄的香色，那种地地道道的只有北方只有当年文讲所食堂才有的“玉米糁”，却是不复再有了呵！
[1]又名《写作的酵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