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此信的时候，已接到陈季同十八日电复，告银价顿增，不过伦道呵还表示可照中方拟议来办，请求过几天再具体电复。而英国汇丰银行已有人来告，各国银行均无许多现银，也未听说哪国银行以四厘半轻息代中国借银的事情。李鸿章综合情况判断，伦道呵“因有函察在前，不便遽然回绝”，意思是这时他的表态不过是虚与委蛇，搪塞应付，实际已办不到。因说“果不出吾所料”，将情况告知经方。又说明陈季同的来电暂时还没有转致奕譞、奕劻，是想等数日后伦道呵有了更详确的答复，再行转达。
想必是经方前信中告诉父亲，许庚身（字星叔，时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有让他进总理衙门，替代曾纪泽（字劼刚，袭先父侯爵，故称“劼侯”）原席位的意思。曾纪泽已于前不久二月间去世，五十刚刚出头，比他父亲曾国藩的享年还少十来岁。他生前除任户部右侍郎外，还任总理衙门大臣。由经方补其在该衙门的缺位，李鸿章当然巴不得，但内心估计做不到，因经方当时只有道员职衔，按惯例是升不了堂官（部级长官）的，所谓“无上堂之例”。李鸿章又想到，醇亲王奕譞在这方面向来“吝赏，手笔不大，岂肯破例为之”？这样，如果经方因办洋款事留京的话，恐怕也不过是安排“诚属无谓”的职事来临时差委。就此而言，现在李鸿章反倒希望洋款借不成，要不奕譞他们若令经方留京，许庚身“固难婉阻”，而做父亲的更不便说话。
针对经方要联系春卿到京接办洋款之事的想法，李鸿章表示“似不甚妥”。春卿当是指汉军镶白旗人联芳，他当时供职北洋，在李鸿章手下做事（从下文可知是管理武备学堂）。按李鸿章的了解，其人尽管曾在京办事，但“大为总署章京（秘书层人员）所忌”，而又与奕譞、奕劻辈高层不熟，且又“胆小谨慎”，是断不敢去做那等差事的。再说武备学堂责任颇重，暂时请假还可以，“久离则无替人，亦恐两误”。李鸿章向经方这样解释，要他引见回津再商办法。并说，“洋款若成，吃重在我处，不在京内”，意思是更会加重自己的责任和负担。至于“邵小村过谈，谓濒行晤翁叔平”云云，涉及借洋款事的不实传闻。邵小村是邵有濂，浙江余姚人，去年在湖南巡抚任上丁忧，此时尚在丁忧期间，他当是曾去北京，临出京时与翁同龢（字叔平，时任户部尚书）晤谈，翁说听经方说“洋款业已借定”，邵有濂见到李鸿章，自然说到了这事儿。李鸿章判断这属辗转误传。他特别告诉经方，翁氏“向不以洋债为然”，与人说话“须多参活笔”，意思是注意多留余地，免得招致舆论攻击，像翁同龢这样的人还多着呢，提醒经方注意提防。从李鸿章话中，可明显看出其与翁同龢不谐。这时如此，过后几年更是变本加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