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写这封信的当天，已接到清廷令他“带兵速赴直隶，扼扎近畿”（信文中语）的密谕，他虽也表示“义不可缓”，但与哥哥道明的是“仓猝奉命，心绪烦杂”的真情。他接旨后当然须做相关准备和布置，写给哥哥的这封信里，主要就是告知和商办有关事情。既然来陕一番，李鸿章对陕事自有挂牵，特别是对新任该省巡抚不久、在这里没有基础和实力的蒋志章（信中所称“蒋璞山中丞”“璞翁”），他颇有怜悯之情，不但布置留兵，而且特嘱鄂省保证济饷，可以说做到了尽己之力。
对于此番“东援”（信中称作“北援”），李鸿章所带军队主要是两支，一是郭松林（字子美）部，安排先行；一支是周盛传（字薪如）部，略后一步。李鸿章最挂心的是军队所需饷项和军火的筹运。饷运是分已“由鄂起解者”和尚“未解者”各做安排，前者是安排到陕后再由陕转递，后者则改由上海方面或由运河或由海道济运，这样确可更为便捷。军火从其信中所说情况看，其军中储备不多，安排由旱路运储，以备所需。这些事情，信中都一一和老哥商办，甚至显出这时对老哥超乎寻常的特别依托，从“兄等为弟设想，有必须筹办者即为酌派，不必专候弟檄为要”之语，就能典型地反映出来。
对于津案引出的危急形势，信中以“焦急莫名”四字表达自己的反应。其实，岂止是“焦急”，更少不了惊惧。“该酋兵船已集，恐要开炮打城。不独师相见危致命，人望一去，天下惊惧，内廷恐亦难镇定自守”——这番话是多么典型！内廷惊惧，天下惊惧，他李鸿章何能独不惊惧？惧则惧矣，他甚至不无打起仗来丢命的担心，但从“与军存亡”的话语中，也似乎透出几许“豪气”，并且他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轻以一死塞责”，显示担当的同时也要珍惜性命。而李鸿章所称的“师相”，就是在津案交涉中担当清方主角的曾国藩，与他涉事更为直接有关吧，其人表现得就更为悲观。他作为直隶总督是驻省城保定，辖区内的天津发生如此重案，他当然得赴津处置，当然也深知会陷入外国勒逼、绅民激愤而无所适从的两难之中，觉得这是桩不仅艰窘而且极其危险的差事，弄不好会丢掉老命的。所以，他临行之前把遗嘱性的书信都写好了，甚至安排下怎样南运灵柩的事。从曾国藩到李鸿章辈的这等反应，亦可体察天津教案确是非同小可的重大事端。
当然，不管是曾国藩还是李鸿章，都是以屈从外国力求“和解”为所持原则的。曾国藩明显如此不待多言。说李鸿章也类同，从其这封信里即可见知这方面的隐意。而写此信之际，他写给别人的另一函中，就更有“我诎彼直，不论势之强弱，总以议和为是”的直言。明确是说我方理屈而对方理直，而基此“议和”的结果就自不待言了。当然，我们今天应该理性地看待此案。当年所谓教方“迷拐人口，挖眼剖心”的传言并非实情，津民的暴力行为确有其非理性因素，但也不能完全就事论事，民间的疑教反教，应与当时“洋教”在华的背景情况、“洋人”在华的惯常横暴联系起来，这样看，津案也就有其“理直”之处。当然，在当时特定条件下，清方屈辱妥协解决案事势所难免，曾国藩、李鸿章辈的“角色”表现也自有“舞台”限定因素。李鸿章写此信时，案事正在议办，尚无结果。写信人还指望能够“从权办理”而尽快了结，他“行至半途即可松动”呢。
还需要回过头来对此信开头部分所言“法酋要杀府、县及陈国瑞抵命”的事情，略作解释：法国方面要杀的“府、县”，是指教案发生时分别为天津府知府、天津县知县而案后皆被革职查办的张光藻、刘杰。至于也被法国方面列为必杀“要犯”的陈国瑞，并不是天津地方官，可以说是个十足的“神秘人物”。他是湖北人氏，少年即“陷贼中”，后投清军渐成为将领，生性桀骜不驯，一贯纵恣不法。曾为曾国藩、吴棠等诸多大员奏参，但也有人为之推功论荐，以致他时而被革，时又复出，沉沉浮浮，变幻不定。不管怎样，其人仇恨和反对“洋教”则是一贯坚执的。据说，在天津教案之前，他就曾在扬州等地从事相关活动。而天津教案发生，外国方面则力持有他在现场煽动，痛恨于他的反教狂人角色，又鉴于他曾为高品级的武官，故这时也死死盯住他不放，欲借机除之而后快。当然，这时即使深深憎恶他的曾国藩，也不愿将其推给外国人杀掉，更何况陈氏还有朝内王爷级的保护伞，极力为之撇清与这场教案的干系，他最终得以保全。至于张光藻和刘杰的处置结果，则是将他们流放发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