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分两次写成。前则中首先说到“刘维贤因引见迟误，今始言旋”。刘维贤其人前面言及，凭其身份，不可能是“引见”朝廷，当是被引导入见李鸿章，意思是说两人见面谈事较晚，他现在才刚返回。嘱咐经方“楼宅工程应责令认真妥办”，并节约使用地租收入，有所余留以备缓急。所说“霍租”“桐仓”，分别当指霍山田庄地租和桐城田庄仓房。又说到自己在总理衙门（“译署”）浮沉“了无意味”的境况和感受，以及顾念太后和皇上的“优容”而“不敢告退”的隐衷。又告知明秋经述儿子婚娶，“仍须觅赁房屋”的事情。至于自己，说庐州、扬州“各处甲第园林，足可娱老”，是非常盼望摆脱“尘事索绊”南下颐养了。此老真的如此洒脱了吗？一辈子热衷官场之人若能真到这个分上，也是非常善于自我调节了。
信的后则中，是专议刚接到的老家庐州绅士“请创设西学堂”公禀的。创设西学堂为响应朝廷新政号召的举措，李鸿章也认可“自是救时急务”。但他说明自己从留京后，已是“各处禀牍概不批行”，并且物价昂贵（“薪桂米珠”），度日维艰，也没有能力倡捐巨款，在表示“深为抱歉”的同时，对“其单开拟筹各款”可否能办，能办的如何来办，也表达了意见。说到的当时安徽巡抚（“皖抚”），是邓华熙，也就是信文中的邓小赤（其人字小赤）。信中说“庐城（庐州城，合肥）公事，本不易办”，所问“肯力任否”的楚宝、仲絜，前者是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字楚宝），后者未查知姓名，当也是李鸿章的某位亲戚。
[1] 此信原以《致李经方》为题，载“新全集”第36册第196—197页，时间标为“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并注：“原稿无年代，信内所述公私诸事系在光绪二十四年中，姑系于此。”年份疑误。理由：1、信中有“余在此浮沉译署”句，指在总理衙门任职，查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癸酉）有上谕解李鸿章总理衙门大臣职事，该年九月初六日他已不在该衙门。2、“庐州绅士公禀，请创设西学堂”事，当是在戊戌政变之前，“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已发生政变月许，绅士公禀请创设西学堂不符当时背景。鉴此，将该信时间改定在“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