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此信主要涉及甲午战后列强对华割地狂潮的事情，这是列强瓜分中国过程中的严重一波。信中所谓“入春以来，洋务极烦”就是因为此事。相关列强国家以所谓“租地”名义，通过条约占据中国多处地方。按信中所述，“先有旨令议结胶案”。所谓“胶案”，就是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先出兵强占胶州湾，又胁迫清朝签约允其租占的案事。所说“已允各款，无从翻改”的当事人翁、张，是指时为总理衙门大臣的翁同龢、张荫桓。而《胶澳租界条约》的签订，是在这年二月十四日（3月6日），清方的签字人是李鸿章和翁同龢（无张荫桓）。信中所说“俄廷复索租旅顺、大连湾，克期定议”，这最后形成的是《旅大租地条约》，清方的签订人为李鸿章、张荫桓，签约时间是这年的三月初六日（3月27日）。信中言及先期介入与俄议约交涉的竹筼，为清朝驻俄等国公使许景澄（字竹筼），俄方“日来催逼”的“巴署使”则是巴布罗夫。信中接下来又述及英国待“租”威海（卫）、法国要“租”广州湾的勒逼。《订租威海卫专条》的签订是在这年五月十三日（7月1日），清方签押人是主持总理衙门的庆亲王奕劻（他是在光绪二十年由郡王晋封亲王的），还有该衙门大臣廖寿恒。并且，英国不只是租占威海卫，在此前的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还强迫清朝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扩占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方及附近诸多小岛，即通常所谓“新界”地域，该约的清方签押人为李鸿章、许应骙（礼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广州湾租界条约》的签订，则是到了次年即光绪二十五年的十月十四日（1899年11月16日），清方签约人是广州湾全权勘界大臣、广西提督苏元春。李鸿章写此信时，虽说与英、法的条约还没有签订，但列强交相勒逼的形势已成，李鸿章信中哀叹，“循环迭起，口舌纷腾，直是应接不暇”！
在此形势之下，翁同龢、张荫桓则有“拟请派专使赴各国联和”的动议，也就是到人家国内乞求让步。李鸿章觉得这“无甚裨益”，但是相关奏折已上并奉批准，并且张荫桓（字樵野）向皇上面奏，推荐李经方“可胜使英之任”，据他说庆亲王奕劻（庆邸）也同意。信中将此事告知经方，说“未知政府意见何如”。又转述了翁同龢所说的遣使“布告各大国”的宗旨，即所谓“不占中国土地，不碍各国商务，不侵中国政权”，而英使竟还表示“当可办到”。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连李鸿章也看得明白，说“其实现议租各海口，原无占据之名，恐将来不免占据耳”。在他看来，中国日后的前途，在于能否变法自强，“若不自强，后祸甚大”，哪能仅止于“现今坏样”呢，还会每况愈下！而这时他对“主眷正隆”的张荫桓推荐经方出使的事，还是抱有兴趣和希望，要经方“预为布置，闻命即行”。
从李鸿章此信中可知，经述是参加此科会试了，并有“场艺饱满，可望入彀”的乐观预期（实际未中），但又说“今日进士、翰林，得失无关轻重，不过虚撑门面”，当是对科举事情真的不怎么不看重了。信末还说到“昭信股票”之事。这是清朝为偿付中日战争赔款，于该年发行的一种国内长期公债，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证书形式发行的内债，从形式上看具有财政近代化因素，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尚缺乏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发行者也无法真正做到“昭信”，阻力重重，最终半途而废。发行当时，是要求官员带头认购的，并有奖励条件。从李鸿章信中可知，他原拟“捐”（不说“购”而说“捐”，似未抱多少回还希望）五千，听从翁同龢（字叔平）之言勉强增至一万（翁和张荫桓各皆此数），要经方等人动员老家各房“应各自量力为之，勿令外人议论”。可见，即使李鸿章辈对“昭信股票”也无信心，只是碍于身份的勉强应付而已。
[1] 此处“全集本”中原作“英以俄在北海权力太大，俟日本闰三月偿款清退威海后，照旅口例租给法，又请租给雷州之广州湾”。这样导致史实错乱，“法”字后逗号前移一字则可尽妥。此例特殊，注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