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信中述及，皇上特别注重学堂之事，只可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也就是说无能之辈辅助不了，以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而皇帝对他们则“言听计从”。又说“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借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与前录相关信中的言论相比，口吻上显然有些改变，认为因没有能臣，不免让康有为辈钻了空子，显出对他们的不以为然。所谓“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自然是针对由维新领袖们策议而为光绪皇帝接受，以诏令形式颁布的变法决策而言。要说，当时相关变法诏令非常密集，且不说其本身合适与否，仅从时间条件上说，也没有容得切实筹办的余地，就此而言，李鸿章说不能实做也不是没有道理。对孙家鼐（字燮臣）的“管学”，李鸿章也不看好，有“徇清流众论，以中学为主，恐将来不能窥西学堂奥，徒糜巨款”的指责。这样看来，他倒不是嫌孙氏“左”，而是嫌其人“右”，也就是守旧，认为应当偏重西学才是。鉴于“各省大小学堂，令督抚奏派绅士管理”的情况，信中所说“恐邓中丞又要缠扰”，邓中丞是指广东顺德人氏时任安徽巡抚的邓华熙，看来他前曾动员过在籍的李瀚章出马管学或捐资，要不怎说“又要”？信中意思是要做好应对的准备。他估计哥哥瀚章年老未必肯应管学之事，觉得若有廉正之人经理，自己家族则酌捐经费，这是“义无可辞”的事情。总之，家乡办新学堂，是颇令他心中牵挂的事。
信中又说到“荣相莅直”，是指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时为协办大学士，故称“荣相”）。所谓他“一意裁减”，当是指其因军饷困难而裁减兵员。信中问及“何日北来”的徐进斋，即徐寿朋（字进斋），其原籍浙江绍兴，后入籍直隶清苑，又迁平谷，曾作为参赞出使外洋，熟悉洋务，做过李鸿章幕僚。这时他刚任安徽按察使不久，又被安排出使朝鲜（韩使），所以李鸿章信中有其“何日北来”之问，又有“韩局面甚小，不准多带随员，求荐者宜严拒”之说。并联系当时吏治状况，有“近日宦途拥挤，人多无赖，真不堪入目也”的感叹。信中还说到英人摩根欲派矿师到安徽勘查矿地之事，要经方便中告知当地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