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信中可以见知，李鸿章还记挂着老家庐州府城（合肥）书院改并学堂的事情，问“章程已议妥否”？嘱咐经方，既已承诺尽心帮助，知府咨询时须为筹划，赋闲中“当作此有益之事”，以不负乡人对其家所望。又对经方言其复出之事，说“自朝廷一意图新”，议者颇望经方复出效用，但是每天所上数十件封章（言机密要事的奏章）当中，却没有荐举（推毂）之人，李鸿章不由得感叹：“吾父子招忌如此之深，殊不可解！”这样说来，那些所谓“议者”，恐怕是在李鸿章耳边好话好听地嘴上卖个人情吧？而能上奏章向皇上献计献策的却无人为经方提名，李鸿章“不解”之中不会没有尴尬甚至气恼的情绪吧？但这怪谁呢，不说别的，单两年前《马关条约》的签订，他们父子也足以让人们“记忆犹新”吧？能不“招忌”吗？经方复出无望，李鸿章自己在总理衙门的这个本来就属贬职的差事，忽然也被拿掉了，他据人言猜测或是“樵野（张荫桓）揽权蒙蔽所致”。不管内情怎样吧，反正事实已成。无奈之下，李鸿章又自我安慰了，说“吾衰已甚，借以静养避谤，亦为得计”。
信中又告诉经方朝廷的秘闻：“两宫（指慈禧太后和光绪帝）意见甚深，圣躬（皇上）多病，有谓便血不止，将成痨瘵。”道出“时局日变，不知所届”的惶惑，说且待今冬娶孙妇后再相机求退，“未敢悻悻然作小丈夫也”。意思是不能因被免了总理衙门差事就立马表现出不高兴，使性子求退，那样就显得气量太狭窄了。信中所说“王、张矿务总局”，是指上月设立铁路矿物总局，委任总理衙门大臣王文韶、张荫桓专责统辖。而他们所拟用的摩根，是英国人，前录信中言及他拟勘查安徽矿地的事，现既被拟用，当然就“一时不能南去”了，故前议之事作罢。信中除了对朝政时局作有“群言庞杂，用人太乱”的评说外，还特别说到“内意竟欲留伊藤为我参政”这一“可笑”的事情。此时已不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正在中国“游历”，时值“百日维新”期间，变法颇有借鉴日本明治维新之意，康有为辈对这位日本前政要抱有莫大希望，向皇帝推荐其为新政顾问，光绪帝真意有所动，或许这也是促使戊戌政变发生的因素之一。想来，维新派对伊藤博文所抱幻想真是可笑，在这个事情上，似乎远不如李鸿章“老到”。可此老“亲俄抑日”“以夷制夷”之类的“妙招”也不奏效啊，到头来，不也落得“老来失计亲豺虎”之讥吗？
从信中“楼宅、享堂看守，炮船裁去，改雇长工”之语，可见原来其老家看宅护院还有炮船之设，真不愧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