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这封信中，转述了他所闻知的同治帝的病情。实际上，这位年轻皇帝此时已经病危，两天之后也就是十二月初五日，年龄还不到二十刚刚“亲政”不满两年的他即告“驾崩”。若说其父咸丰帝是个“苦命皇帝”，这位同治帝命也不“甜”。皇朝“内忧外患”的遭逢之外，家庭生活也难顺心，主要竟是亲生母亲慈禧太后对自己婚姻生活横加干预。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相亲相爱，但慈禧太后并不喜欢，强令儿子移爱慧妃，而同治帝偏偏讨厌慈禧所喜欢的此女。据说，心绪抑郁之下，这位皇帝竟与太监佞臣微服外出寻求刺激，因怕人发现，“大场所”不敢去，专觅偏僻小馆甚至暗娼，因此感染梅毒，即由此病而终。当然，这属传言，皇家的医案绝不会留下这种“脏病”的记载。这不，李鸿章此信中也说闻听“圣躬天花”嘛。可想来，皇家医案岂不容易令御医做得手脚？继位的光绪帝死后，被毒杀的“传闻”沸反盈天，有笃信皇家医案者以之证明其为病亡，而近年有相关研究者采用高科技手段，通过检测光绪帝头发等物，得出其为砒霜毒死的结论。皇家的事情啊，“谜”多着呢，同治帝死于何病，也算一个谜。以“天花”论，因为此病生过一次不再复得，皇帝出天花了，够资格的大臣们还要专折“叩贺天喜”，山东巡抚丁宝桢抢先一步上折。而比他离皇家更近的李鸿章，嗅得皇帝病情的凶险，便没有贸然上折，这算对了。要不，折上去，皇帝没了，这是叩得哪家的“喜”呀！当年的这等事情，想来不是颇有些滑稽吗？
总之，年轻的同治皇帝是没了。在他病重期间，“两宫（指慈安、慈禧两太后）逐日守护”，“内外惶惶”，当然要耽误好多政事。李鸿章最关心的那道《筹议海防折》，“迄今未见分晓”，让切盼知道结果的他心里着急。先后到京的蒋益澧（字芗泉）、英翰（字西林）两人，也“皆未进见”。当时蒋氏已病休有年，仅后于同治帝十几天就病逝了。英翰则刚擢两广总督不久，应是入京觐见。但别说外间臣工了，就是连平时常陪驾身边的廷臣也“见者益稀”。
“倒霉”的还有当年统兵拿下太平天国都城的曾国荃（字沅甫，信中所称“曾沅丈”），他也是在被“病免”数年后此番有了复起的机会，入京却难获召见。至于将要授他的官职，按李鸿章预测，“约计陕西、江西二缺年内外必出”，尽管曾国荃“甚惧陕穷”，但“恐逃不脱”。果真如此，来年二月间他就被授职陕西巡抚（替代病免的邵亨豫），只是随后很快又有变动。不难体察，清廷表面上看似简单的人事安排背后，会隐藏着多少人的明思暗算、心术权谋，是多么复杂的棋局弈术！看来李鸿章对此已是熟络得很。这不，闽浙总督李鹤年（字子和）严参福建布政使潘霨，而李鹤年自己也有乞退之意，两江总督李宗羲（字雨亭）因病亦请派人署理其职，由这等事情，李鸿章盘算“年外又有三督缺矣”，由谁来补岂不又是道道多多！
还是回到曾国荃，他此番入京之前，曾在保定直隶总督衙门暂住，与主人“盘桓朝夕”，李鸿章觉得其“学识增进，意气稍平”，较前有了“进步”，可也显出了困顿。无论将到哪里任职，他都“川资无措”，恳求李鸿章“借二万金以备得缺后开销”，李氏觉得“情不可却”，与哥哥商议并筹办支付。他是真心尽力帮忙，并且说“将来筠仙、雨生恐须小有帮贴”，就是郭嵩焘、丁日昌也要帮助他一点。
信中还说到黄河下游的治理工程事，这涉及山东和河北（当时黄河经过的东明、开州属直隶）。所谓“稚璜接篆”，是说山东巡抚丁宝桢请假后归任。河工事往往需费浩繁，李鸿章信中就为此掂量、计划。
至于家事，信中主要是就“畲侄喜事期近”略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