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这封信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告诉哥哥苏松太道（又简称上海道）冯焌光在上海翻译并寄送的英国报纸上的消息。其大意是：据在缅甸的英国军官电信，缅甸官方极力否认英国探路队被阻与缅方有关，而通过密行探访也确实如此，只是云南军官李四已至缅甸都城，带有中国文书给其国王，意思不问可知（指中缅官方暗中有着连通）。对这则消息内容的确实与否，李鸿章虽也不好断定，但在宁信其实的前提下推想，若是这样的话，想必是云南巡抚岑毓英与缅王曾有密信，不论是派李四前去，还是李四自行逃往，反正他若出逃，“此案势难了结”。可以看出，这时的李鸿章，已非常重视利用外国报纸信息作为参考。
就“滇案”审办来说，李鸿章觉得控制住主要当事人“李四”不失为关键。其人就是李珍国，他在兄弟中排行第四，人称“李四老缅”，为啥“李四”后面再加个“老缅”？因为他是个中缅混血儿（其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缅甸人）。数年前，他的家人多口（包括父母妻子）被杜文秀领导的起义者所杀，为报仇他入伍参与镇压起义，而此时已为副将衔参将，在当地领军。李鸿章本来就怀疑阻截英国探路队、杀害马嘉理，是岑毓英暗中支持的，所以认定他必不肯将李四交出，而由布政使潘鼎新（字琴轩）等“设计诱致”，也许较易得手。无论此时的实际情况如何，反正李珍国终究还是到案并被惩治。至于办案需要的人手，朝中要员沈桂芬（经翁）推荐“云南盐道沈寿榕有才可用”，其人被云贵总督刘岳昭（字荩臣）倚为腹心，而与岑毓英（彦卿）也合得来，他又是李鸿章一位幕僚的父亲，总之，李鸿章觉得各方关系上很合适，故推荐给哥哥到云南后考察试用。
以上是初三日信文中所及，初四日“又及”的内容中，则进而告知，起初丁日昌（雨生）曾商请派总理衙门一名大臣前往办案，而文祥、沈桂芬等坚持由外派人，派定李瀚章便是他们“密谋再四”的结果。李鸿章记忆起同治十年（1871年）的时候，哥哥到京觐见路过天津时闲谈，就曾作“徘徊日久，恐有云南之役”的预料。这里的“役”不是指打仗，为“差役”的意思，是说李瀚章职事上在湖广“徘徊”的时间不短了，恐怕要有被调往云贵偏远之区的可能。既然这样，虽说此时受命不过是暂往查办案事，但保不准就顺便留在那里任职了。李鸿章在这样的估计之下，告诫哥哥此行断不可推诿，即使“将来调任，似未便遽辞”，意思是若“遽辞”的话，就不免显出是因不满而闹情绪。
初三日信文中还告诉哥哥相关人员的一些情况。所说“作古”的钱调甫，为钱鼎铭。他是江苏太仓人，当年是乞请曾国藩遣兵“东援”的关键人物之一，随后主要是在李鸿章属下起家，官至河南巡抚，就是在这个职位上去世的。接替他的李筱湘，即李庆翱（字筱湘），是由山西布政使擢任，李鸿章说其人也是为沈桂芬（经笙）所赏识的。随后，除说到丁日昌（雨生）、沈葆桢（幼丹）的相关情况之外，还说到“补帆函称赴台察看，移驻尚未定局”之情。补帆即王凯泰（字补帆），江苏宝应人，进士出身，曾入李鸿章幕府，时任福建巡抚，当然与台湾防务密切关联。查知，他是这年五月十七日抵台的，防务之外，在台湾的区划建设、文教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所谓“用心缜密”“励行清苦”。他在台积劳成疾，兼以瘴疠致饮食不进，于同年十月间扶病返闽，不日病逝。应该说，其人为“台事”做出了一定贡献。李鸿章更关心的，自然还是北洋海防的事情，说“前函商总署筹饷，迄无复信”，而据丁日昌说，他临出京时见文祥，这位权要有“无饷只可不办”的话，故李鸿章有“恐又白说一场”而落不到实处的担心。
家事方面，信中所说“附张媳寄薛媳绒花锻金首饰四色共一盒”，这是经方夫人送给经畲夫人的礼物，而“附寄碧螺春茶六瓶，海虾三百对”，是李鸿章孝敬母亲的。兄此番远行，李鸿章自然牵挂“须妥预布置”的家事，特别是母亲的事情，就此相询。
[1] 此信后边隔行分置的段落，在“新全集”中另置为“初四日”的单独一信，末尾有“又启”字样。既作“又启”，非独成一信可知，当是与前信并发，故将两分篇合成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