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中说到的“樊口堤工案”，是为湖北樊口地方（当时属武昌县，因当樊港入江之口而得名）是否筑坝建闸而争执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案事。起码从同治初年（1862年）以来就不断有当地士绅提议筑坝建闸，先后经湖北巡抚严树森、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曾国荃、翁同爵相继驳回。在这种情况下，有数名强势士绅领导集资自建，并在新坝附近私立埠头，向过往商船收税，以补建坝费用。湖广总督李瀚章知情后下令捣毁所建，并动用军队、炮艇实施，而且审办相关士绅。然而，这并没有能压服建坝一方，坝工很快又恢复起来，李瀚章下令再次捣毁。这进一步激化了事态，甚至发生暴力反抗，李瀚章采取镇压手段一度表面上平息了事端，但实际上事情仍在继续发酵。有朝中官员上奏反映李瀚章关于此事的奏报情况不实，并且认为樊口筑坝建闸可保护农田和民业，实有必要。朝廷谕令前兵部侍郎、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等调查，彭氏的奏报中也支持工程，认为李瀚章对事件处理不当。于是朝廷谕令李瀚章主持监造新的坝闸，而李明里不能不暂时通融应付，实际则仍坚持定见力求扭转局面。这样绅民与官方，地方与朝内，不同意见交错纷杂，波澜起伏。李鸿章写给哥哥的信中，这封和下录数封皆涉此事，并且正值他们力求扭转局面的较劲儿之际。这封信中说“邸抄所载谕旨已渐活动”，意思当是清廷原先支持施工的态度已有改变迹象；而所涉“札稿”云云，当是指李瀚章方面的相关札件，信中以“周密严峻，字挟风霜”赞之，认为可使对方无法辩驳，导致事情中止。
信中涉及的另一宗案事是所谓“滇案”，这不是指前述马嘉理案，而是清朝官员间的互争案。前云南巡抚潘鼎新（琴轩），奏参云贵总督刘长佑（荫渠），列举其滥扩所带楚营军饷、包庇不法下属、其子私娶民女为妾留人口实等事。又连及认定被刘长佑所包庇的云南提督胡中和、盐法道沈寿榕等人，也历数他们的不法事端。刘长佑方面自然要辩驳。而朝廷饬四川总督丁宝桢（稚璜）派员前往调查，责成由他最后确核复奏。查到丁宝桢于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间就此事的上奏，说“潘鼎新所奏有事出有因者，亦有传闻失实者”。总体上对所劾刘长佑之事的真实性予以基本否定，关于胡、沈之辈的事情，大端上也没有认定，只是说其究属未能避嫌、声名一般之类，所建议的处分也并不严厉。李鸿章信中对这种情况表示了不满，说“查者并未亲往，仅从一二人访闻奏复”，这显然是指的丁宝桢。由“沈、胡被议后具词呈诉，并摭拾琴轩在任时他事，荫渠即据以入告，谓琴轩吹毛求疵”云云，也可见李鸿章护潘（鼎新）而非刘（长佑）的倾向性。并明责刘长佑袒护“本无可用”的胡中和、沈寿榕，“未知更生许多枝节否”？李鸿章对此事的态度，应该说掺杂了明显的派系因素。除了此事之外，前边还说到“星使（指朝廷钦派之员）入川查办”之事，涉及离堆水利（为都江堰工程所属）和盐务等项，看来丁宝桢所督的四川本地也有麻烦事情。
信中提到患病“迭次续假”的经笙，是军机大臣沈桂芬（字经笙）；威妥玛、巴兰德分别是英国、德国驻华公使；“来春山陵一切事宜”，即为明春要在东陵举行的“毅皇帝”落葬礼事而需做的一切准备。
信中所及家事，说到为母亲过生日的计议，又说到儿子经述（桂儿）与朱家定亲，话语最多的还是馆师、教读的事情。
[1] 此信原以《致李瀚章》为题，载“新全集”第31册第150页，时间标为“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年份当误，应在光绪四年。理由：1、信中所述“滇案”（此处“滇案”非指“马嘉理案”）查办事，在光绪四年（详见释读文字）。2、信中所说“来春山陵一切事宜”，指光绪五年春要在东陵举行的“毅皇帝”（同治帝谥号）落葬事宜，既言“来春”，此时自在光绪四年。3、信中有“巴兰德明春即来”句，后边所录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信中，言“巴兰德闰（三）月中旬到华”。4、与皆“由轮船局寄”的下录信序号参照，也可有助于印证。故将该信时间改定在“光绪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