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春秋大幕在狼烟中开启。王室日益衰落，王权逐渐旁落，王朝由强转弱，诸侯竞起。
中原板**，天下无宁。
春秋时期近三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社会急剧动**，版图疾速重组，但有分有统，分而不裂。
周武王伐商时，天下方国七百五十多个，所谓方国，无非部落，多得数不过来。春秋初期，可考的国家有一百六十多个，有的国家小得在地图上留不下一个墨点。春秋争霸战的高光时刻不到百年，先后出现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春秋五霸”，每一位霸主的出现，都形成自己和本国的尖峰时刻。到春秋末期，只剩下晋、齐、楚、吴、越、燕、中山、鲁、卫、宋、曹、郑、陈、蔡、秦等十多个规模以上的国家。战国初期，争霸战转型为兼并战，攻城略地、灭国占地，消灭目标国的武装力量、摧毁目标国的政权机构，成为战争的主要形态。诸侯国之间战争的结果，不再是双方输赢，而是国之生死。到战国后期，天下强国莫非七雄，秦、楚、齐、燕、赵、魏、韩个个都是蛮拼的，逐鹿中原，惊尘蔽天。其他各国，非小即弱，弱肉强食。“战国七雄”并起，国家政治形态相近，各自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经济、社会、军事政策举措相似，各自都在为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而争战，以剑为毫，蘸血为墨，书写着春秋战国大戏的尾声和一个大一统国家的开篇。
端详春秋五霸，各有春秋。五霸之首的齐国齐桓公灭国三十多个，尽管后来田姓齐国取代了姜姓齐国，但齐国一直打到战国末期，是被秦所灭的最后一个大国；五霸中的老二是晋文公，到他任上，晋国已经“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作为周王室最亲近的姬姓诸侯，晋国挟周天子以令诸侯达百年之久，是中原王朝真正的“主”，但在公元前453年被韩、赵、魏三家瓜分，晋国从此覆灭，晋地尚在，晋国已无；秦穆公是有谋有勇之君，说他有谋，是因为他结成“秦晋之好”，两国的政治关系因为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而变得很有看头，谋近有方，谋远有法。说他有勇，是因为他凭着胆略，使出身西部边陲，位置不如宋国、权力不如晋国、武力不如楚国、财力不如齐国的秦国，从春秋初期的“二等强国”跻身“春秋四强”“春秋五霸”，兼并十四个国家，为秦国最终进入战国七雄、统一天下，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宋襄公是五霸中的“仁义”之主，宋国是商纣王的兄弟微子启被周王朝分封后所建，前朝遗臣，诸侯中爵位最高，地位仅次于周天子，宋国不大、实力不强，却好打斗，欺负弱小惹强手，兼并了五个小国，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但在公元前286年，被惹恼了的齐、楚、魏三国联手给分了，是礼仪在战争中最后的守护者和殉礼者。整个东周列国逐鹿中原的五霸中，晋地居北，齐地偏东，秦地在西，宋国在中原，而楚国占领着南方的广大地区，地形复杂、战线交错、物资丰沛、交通便利，具有战位优势、战略纵深和战争主动。
五位霸主中，楚庄王是最后现身的一位，出场时前面四位均已退场。上任伊始，他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但一旦展翅冲天，便一鸣惊人，如风卷残云势不可当。与晋争霸、打得不可开交，耀武扬威、天子门前阅兵；问鼎中原、挑战王室权威，饮马黄河、邲地一战而胜。围宋九月，逼得宋人易子而食；联齐乱晋、以图向北扩张。楚庄王在几千里战线上的一顿腾挪闪转、纵横捭阖，看得诸侯们目瞪口呆。楚国历史上兼并了六十多个国家，楚庄王在位二十三年，打了二十多场大仗，“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直到他病逝，楚国霸业才告一阶段。春秋争霸，是军事实力的比拼，更是文化性格的较量。楚人的性格在楚庄王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楚庄王也把楚文化打磨得更锃亮、更鲜明，也更有棱角。
吴起领导的楚国改革成为战国晚期的一道霞光。公元前389年，卫国人吴起得到第三十六任楚国君王楚悼王熊疑的信任而担任令尹，拉开了楚国改革的帷幕。吴起在鲁国学军事，指挥鲁军打败齐国，后因鲁君难容而投奔魏国；率魏军大败秦国，又因魏武侯的猜疑而投奔楚国。在楚悼王的支持下，吴起对楚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制定法律，做到家喻户晓；改造贵族，废除世袭制度，凡是封君的贵族已传三代的取消爵禄，凡是疏远国君的贵族只是按例供给，大批贵族转为平民，并迁徙到偏远地区；整饬官场，精简机构官吏，削减俸禄，严查损公肥私、谗害忠良的官员；实行强军政策，节省和集中财力发展军事，训练精兵；鼓励全国臣民为国家效力；改“两版垣”为四版筑城法，把楚国国都郢城筑得厚厚的、高高的、牢牢的，固若金汤，坚不可摧。
以变图强，以法护强，楚国国力迅速强大，有了扩张的本钱和实力。吴起指挥楚军主动出击，向西攻打秦国，向南打过洞庭、苍梧，前锋打到百越地区、东南沿海；往北兼并陈、蔡两国，击退晋国，兵助赵国、大战魏军，阻断他的老东家魏国的属地与都城安邑（今山西夏县）的联系，然后大败魏军于北方。这是楚国历史上南北纵深跨度最长的一次战争，征途上强兵四伏，没有足够强大的战斗部队、协同部队、运输保障部队，是不可想象的。
“吴起变法”，历时八年，各诸侯国无不畏惧强楚。但是，吴起大刀阔斧的改革，触及宗室大臣、贵族集团的利益，斗争你死我活、触目惊心。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被密谋已久的七十多家贵族势力联手射杀在楚悼王灵前，遭万箭穿心之祸。一代改革先驱、无畏斗士，像一柄利剑，咣当一声，脆生生地折断在顽石上。当然，这些改革的阻挠者也没有好下场，继任的楚肃王熊臧收拾了这些顽固势力。
比商鞅变法早三十年左右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变法的夭折，使楚国错失一次复兴的机会，在与因商鞅变法而强大的秦国抗衡中，很快身处劣势。但尽管如此，变法遇挫只是奋进楚歌的一个小插曲，八百年狂飙突进依然是楚国的主旋律。
山高不绝路，自有后来人。吴起殒命六十多年后，楚国左徒屈原奉楚怀王之命着手变法改革。公元前316年，屈原主持制定并出台各种法令，倡明法治、鼎新革故、推进民主、选贤用能，取得明显效果。他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以奴隶傅说、屠夫吕望、商贩宁戚成才的故事为例，说明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性，这一人才兴国的思想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先进性和开拓性的。但是，他遭遇到与当年吴起感受到的同样阻力，旧贵族等利益集团疯狂地抵制并打击屈原的改革，内外勾结陷害于他，以迫使他的改革胎死腹中。屈原性本高洁，对“世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现象深恶痛绝。他敢于剑挑楚国政治的失误、吏治的腐败、贵族阶层的贪婪，甚至胆敢直谏楚怀王、冒犯顷襄王，剑指时弊，锐气逼人。《天问》即问天，《九章》即九叹，是叩问，是长啸，是呐喊，是对昏聩专制的亮剑。但是在内外黑恶势力的围追堵截下，屈原的呐喊显得那么孤单、微弱、无力，暗处不见光，何以凝剑霜。因小人谗言，屈原被君王疏远，两次遭流放，一次比一次远。块垒在胸，如剑封喉，艰于呼吸与视听了，血性冲天的屈原毅然选择了以死抗争，自沉汨罗，自毁式地投向那深不见底、黑不见光的罗网。屈原，也是一柄利剑。屈原以降，楚国江河日下，加速走向衰败。
国之兴衰在于君，战之胜负在于将。战场是人才的角斗场，战争是天才的大舞台。战争是国之大者，一国之君的第一要务是打仗和准备打仗。楚国的君王大多会打仗，楚武王熊通、楚文王熊赀、楚成王熊恽、楚庄王熊旅等，既是政绩显著的政治家，也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家。到战国中期，楚国的国君们都是“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的军事大国的最高统帅了。
战斗的国家必有战斗的臣民，楚国历史上的武勇战将如云，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军事家、谋略家、战略家，如协助楚庄王制定军法、训练军队，在邲之战一举把晋军赶过黄河的楚相孙叔敖；因父兄被楚平王杀害而出逃、帮助吴王阖闾富国强兵、最后率吴攻楚的伍子胥，以及他的曾祖父伍参、祖父伍举、父亲伍奢；同伍子胥一起辅佐吴王、一起带兵打回楚国的伯嚭；原本事楚，后来叛楚归晋，受晋之托训练吴军车兵，终于达到以吴疲楚、以吴弱楚目的的申公巫臣；因不满楚国政治黑暗、非贵族不得入仕而投奔越国，被越王勾践拜为上大夫、相国、上将军，辅佐、跟随勾践卧薪尝胆终灭吴，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去经商的范蠡；同范蠡一起辅佐越王的文种；前文说到的楚悼王时期的楚国令尹，帮鲁则鲁赢，帮魏则魏胜，钻研兵术、擅长兵法、著有《吴子兵法》，文献将其与吴之孙武、齐之孙膑、秦之商鞅相提并论，且与孙子并称“孙吴”的兵家代表人物吴起；楚顷襄王、考烈王时期的楚国司马大将军景阳；“战国四公子”之一、楚考烈王时期的楚相春申君黄歇；师从荀子，“度楚王不足事”，遂进入秦国，官至秦朝左丞相，提出灭六国计划，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战国末年的楚将项燕、西楚霸王项羽爷孙；昔日楚地沛县人氏、汉王、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等等。这些英雄豪杰中，有楚之栋梁，有楚才晋用、楚才越用、楚才吴用、楚才秦用者，不管是事楚、兴楚者，还是叛楚、灭楚者，都是楚山楚水楚文化培养出来的精英。战场是军事家的乐园，战争是政治家的游戏，战斗的楚国英雄辈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兵器固然关键，兵法尤为重要，善弈者谋势，善兵者谋法，战略是战争之道。从公元前七世纪起，盘踞南方的楚国不断扩张。楚武王时期，楚国陆续吞并周边各国，在汉水、彭水、汝水兼并多国，以江、汉、沮、漳流域为地望，“于是楚地千里”；楚文王时期，楚国在南方蚕食周边，向东部淮水流域发展，北上灭唐国直达汝水之南；楚成王时期，借周王室之命镇压“南方夷越之乱”，继续坐大，巩固江汉、东进江淮、北抵中原；楚庄王时期，问鼎中原，与强劲之晋国一争霸主地位，楚国地盘西抵川陕、东到今江苏、山东、安徽，北上紧逼郑国、陈国、宋国，楚国进入鼎盛期；楚共王时期，与晋国争于北方，与吴国战于东南，虽然北线受挫，但扩大了在江淮流域的势力。几百年来，楚国从来没有放弃向北方的扩张，中原地区是用兵的重点，政治意义重大；从来没有停止对东南方向的弹压，占领吴越富庶之地，经济意义重大；从来没有轻视对南方、西南方向周边国家的打压兼并，不断巩固、筑牢地基，安全意义重大。楚国的发展战略、实现路径十分清晰，调整及时，收放灵活，总体上处在制高点。
楚国既从大处着眼，看重战略谋划，也从小处着手，看重一仗一役一城一池的胜算。楚国学兵法、用兵法，也总结出自己的用兵之法、制胜之道。尽管学界对《孙子兵法》的作者为何人、出生何地、成册何时存在争议，但全文十三篇内容有着浓厚的春秋末期色彩。吴王阖闾对《孙子兵法》情有独钟，曾亲口对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全部看了。”君王的青睐是一种褒奖。《孙子兵法》中《九地篇》论及的“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像围棋盘上的交叉点，金边银角草包肚，活眼无处不有，死眼无时不在，战局如棋局变幻莫测，落子决生死，一棋定乾坤。兵法是制胜法宝，吴王得之而用之，楚君谋之且习之，活学活用、运筹帷幄，无识者败，谙熟者胜。长江中游铜绿山矿区一带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此所谓“我得则利，彼得亦利者，为争地”，得之则得资源之利，失之则失优越之势，楚国必争；姬姓郑国是楚国的近邻、中原的中心，郑国起初强大，与周王室争地盘，还一箭射中周天子桓王的肩膀，郑庄公与齐僖公、楚武王一同跻身最早的“春秋三小霸”之列。郑国地处要害，交通四通八达，诸侯纷争，先到先得，是各国竞相登场的练兵场、阅兵场，齐、宋、晋、秦、楚，谁都可以伐郑。尤其是郑国身处晋、楚两个争霸的强国中间，两头受压，当夹心饼干；既是争夺的焦点，又是打击的重点，晋来附晋，楚来迎楚，不得不当“两面派”“墙头草”，结果总是被两边打脸，国力渐渐耗尽，最后被实力并不强大的韩国所吞。楚国在统一长江后，向北发展、争霸中原，必先拿下郑国，然后牵制晋、宋、齐，是为交地、争地、衢地，楚庄王因为郑国就出兵达十三次之多。无论是天赋资源之利，还是交通要冲之便，都是楚国谋取之势。春秋兵法，战国谋略，导演了无数的人类战争史上的经典案例，反映出中华先人的战争智慧，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人类战争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
无论是在治国理政、发展生产、富国强兵，还是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楚国都做出了巨大成就和伟大贡献，尤其是楚人冲破陈腐思想、落后观念的桎梏，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为中华人文精神注入了强劲动力。
自古以来，战场要想制胜，必先考察“五事”：一曰道，是否做到上下统一意志、同心同德；二曰天，天时天象天气如何；三曰地，山形地理、江河道路状况如何；四曰将，是否拥有领军人物、战将军师；五曰法，军队制度法规是否严密、战法谋略是否高超。楚国不但熟用这些兵法思想，也研究自己的兵法理论。古代文献中有关于《楚兵法》（七篇）的记载，虽然内容失传，但能看出楚国已有自己的兵法理论。作为崇尚武力、军事优先的国家，楚国重视对战争实践的总结、兵法思想的研究，在军事制度的建设、军事工程的建造、军事战线的建立等方面，敢首创、有原创、善独创，可圈可点，形成并体现了自己的战争观、安全观和国家观。
刻写于简牍的是兵法，运筹在心间的是谋略。大国之间、强弱之间、邻邦之间，纵横联合，胜负反转，靠的是计谋，拼的是心智。自公元前706年起，楚国开始打击邻国随国，随是周朝姬姓诸侯国，国姓为曾，与唐、蔡、应、息等几十个封国一同组成姬姓南方集团，“汉东之国，随为大”，位列“汉阳诸姬”之首。实力强大且擅长车战的随国，在商朝时就已存在，是殷商王朝管理南方事务的方国、制衡“南土”的据点、获取“南金”的要塞，是商朝武丁王伐楚的大本营。在周朝时被封为诸侯，是周王室在南方地区遏制楚国的重要势力，是周朝昭王南征的必经之地，更是控制南方铜路的军事要塞、控制江汉地区铜资源开采和运输的重要据点。考古发现，一条神秘的路线，从南阳盆地经襄阳，过枣阳，经随州，从随枣走廊进入汉水，直通长江，抵达今湖北铜绿山、阳新港下、江西瑞昌铜岭、安徽铜陵等，随国的位置正扼守这要道咽喉之处。对楚国来说，随国则是它向北发展的最大阻碍，剑指北方得先挑战随国。而面对咄咄逼人的楚式剑，随国且惧且拒、惶恐不安，始而修政备战抗衡楚国，继而拒不参加楚国在公元前704年主持的沈鹿盟会，表现出反楚抗楚的傲慢、轻侮、不屑，多少令楚国不爽。要知道这是楚国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登台亮相。随国的恐楚、抗楚心理开始滋长，强邻之间龃龉不断、兵刃相见。《左传·庄公四年》载，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熊通亲自率兵第三次攻打随国，这对楚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行动，目的是一鼓作气灭了随国，拔掉周王室埋在楚国身边的这个钉子，图个长久安逸。不战则已，要战必胜，因此楚武王周密部署作战计划，亲临出征仪式，亲授征师以“戟”，并检阅了“荆尸”阵法。这是楚国人发明的一种排兵布阵方法，士卒呈人体形状排列，密织如网，彼此照应，既迷人耳目又乱人阵脚，类似后来诸葛亮的八卦阵。临阵阅兵，既有兵祭之意，更有实战之效，如此繁文缛节足见楚武王的重视程度。但人算不如天算，精心常出意外，这次出征的代价是有着雄才大略的一代君王楚武王命殒征途。不过战斗的结果，却是楚国最终攻入随国，随国急忙与楚国订立城下之盟，换得二十年相安无大事。
白云苍狗，河东河西，精彩的剧本总在上演变幻的情节，看点多多。公元前671年，受到楚国君王、兄长楚堵敖迫害的楚国公子熊恽出逃随国，在随国的帮助下打回楚国、杀掉楚堵敖而登上王位，是为楚成王。随国念及昔日不灭之恩，楚国感激今日救命之恩，涌泉相报，楚、随两国从此交好，虽然偶有波折，但随国一直是楚国的铁杆粉丝。
历史的剧本总有反转的情节。公元前506年，楚国遭受到一次灭顶之灾。怀着“欲霸中原、必先灭楚”念想的吴王阖闾和弟弟夫概，举全国之兵伐楚。气势盖天的吴王阖闾的左右，站立着三位天底下最杰出的军事家，孙子兵法的创立者、战功赫赫的孙武，从楚国逃到吴国、与楚君有杀父之仇的军事家伍子胥和伯嚭。这种阵势，决定了楚国之厄运将临。吴军沿淮西水路而上，弃舟登陆入蔡，取道大别山，经南阳、过襄阳，卷甲衔枚而行，鸡犬无惊，在今湖北麻城附近的柏举偷袭楚军，然后悄然渡过汉水，突然出现在楚国都城城下。楚国上下顿时一片惊慌，郢都沦陷，尸山血海，火光冲天，楚昭王仓皇出逃。在这次楚国历史上最具痛感、最具耻感的战斗中，楚昭王逃到了随国，而随国将其藏匿，拒不交给吴国。幸有秦国派出五百雷霆战车及时驰援，楚国才得到喘息之机，而此刻，素有宿怨的越国乘机攻打吴国，吴国腹背受敌，而且战线拉长，首尾不相济，更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吴王阖闾在前方打得艰苦，而胞弟夫概却溜回吴都自立为王。眼见后院起火，阖闾不得不仓皇逃回，与夫概同室操戈。阖闾保住了王位，但元气大伤，夫概却逃到了楚国，被楚国奉为座上宾，封为堂谿氏。经过这一番令人应接不暇的剧情反转，楚国总算摆脱了覆灭的命运。而友邻随国，成为救过两任楚王性命的恩人。之后，楚国与随国保持了友善关系，长达一百八十年之久。
楚与随，互为紧邻，像一对相互纠缠、相映生辉的星座，联袂闪耀在南方的星空七百多年。一部随国史，也是一部随楚关系史。楚国从南蛮之地不断崛起、强大，随国渐渐成为强楚的同盟国、附属国、附庸国，以至于诸侯国中有随国“世服于楚，不通中国”，是“楚之随国”的说法。楚、随两国外交关系既密切又复杂，军事上既对峙又相倚，经济依存度高，文化融合度深，总体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和谐共生，是西周、东周时期大国强国睦邻友邻关系的典范。
凌云御风者道，润物随风者德。几百年来，楚国踞偏望远，善谋长计，胸怀天下大道。在对随国的策略上，楚国采取化敌为友、变患为盟的态度，一步步把周王室的随国衍变成楚国对抗中原的缓冲地带、拱卫屏障，挺进中原的前沿阵地、战斗堡垒，楚国对随国采取的文韬武略具有高超的智慧，虽然在伐谋、伐交、伐兵、攻城四个层次都有精心建树，但伐而不战、攻而非兵，尊重随国政权，以及信仰、文化、习俗等，楚国还多次把自家芈姓公主嫁给随国侯。政治上的亲和，婚姻上的和亲，拧成情感的纽带，把楚、随紧紧连接在一起。而随国对楚国以德报怨，以德施恩，几无大的对抗，一直到公元前328年在战国时期被继续北上、横扫全国的楚国彻底吃掉。因而成为“汉东诸姬”中最后一个被楚国灭掉的诸侯国。
大势善谋为道，绝处求生讲术。几百年来，随国夹在楚国与中原王朝两大势力之间，得罪哪一方都得死，过度依附一方又会被另一方打死。在夹缝中求生存，哪一边都是悬崖，游走于险峰之尖，哪一边都是深渊，把握平衡是关键。随国一方面忠于周王室交付的使命，司职尽责，一方面长袖善舞，对楚国厚生宽养，压而不打，楚国强大起来后又归服于楚，巧于周旋应对，从来不对抗、不孤立、不干涉于楚，在楚国壮大过程中壮大自己，实力令楚国也不敢轻举妄动。强弱相交则强吃弱，弱弱相交则被强吃，强强相争两败俱伤，强强联手则强中强。随国与楚国保持七百年既睦邻友好又独立自主的状态，堪称在夹缝中图发展、在险峰上出精彩的典范。
随、楚交好，好到什么程度？前文中提到，随州曾侯乙编钟中，有一枚不发声的镈钟。这枚镈钟，正是楚昭王之子楚惠王听说随国曾侯乙去世后，专门赶制赠送的。史载“楚人德之”，表明了楚国对曾侯乙的敬重，也表达楚国对随国在公元前671年救楚成王、公元前506年救楚昭王的感恩之心。没有随，哪有楚，镈钟做证。
重兵器，更重兵法；重谋略，更重战略，重视战场之法、战争之道。
这就是煌煌八百年、烨烨剑生辉的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