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目的对战争目标的影响
（一）一个国家不可能会真心地对待另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永远不可能像对待自己的事情那样认真对待另一个国家的事情。在其他国家有事时，它一般只会派出一支数量较小的援军；这支援军如果失利，它也就认为自己已尽到了援助的责任，于是就会尽可能地寻找各种理由以便脱身。
国际政治中有一种惯例，就是加人攻守同盟的国家必须要承担相互支援的义务。但是，一个国家并不因此就一定同另一个国家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它们并不考虑战争的对象是谁和敌人使用兵力的多少，只是事先约定派出为数有限的军队，而把其余军事力量保留下来，以便将来能随时根据政治上的特殊考虑灵活使用。在执行同盟义务时，同盟国并不以为他们与敌人已经处于真正的战争中。而且，这种观念在运用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甚至当两个结盟国家与第三个国家真正进行交战时，这两个盟国也并不都会把第三国当作不可调和的仇敌，他们往往会像做生意似的行事。每一个国家都会依据自己可能冒的风险和可能获得的利益投人部分军队作为股金，并表示在这次交易中除了这点股金外不会再承担任何责任。同盟者一般只按照事先的约定提供条约规定的少量援助，而把其余的军事力量保留起来，以备将来政治上的特殊需要。
同盟战争的这种表现非常普遍，出现这种态度的原因首先在于为理性所不齿的、纯粹的外交习惯，也渊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局限性和弱点。
（二）战争的政治原因对战争进程有较大影响
一个国家单独对其他国家进行战争时，战争的政治原因对战争的进行具有很强的影响。
如果我们不希望敌人做出大的牺牲，就会对通过战争取得一个不大的等价物而感到满足。敌人大致上也会有相同的考虑。一旦交战双方都感觉到自己的考虑不是很正确，发现自己比敌人衰弱，就会感觉到军费不足、缺乏其他各种手段，也难以激发起部队的精气神，从而只尽量应付，希望将来出现对他有益的事件。在这种情形下，战争中的相互作用，交战双方希望战胜对方的竞争与**，暴烈性和无节制性，都消失在微弱的企图所引起的停顿状态中，双方都不会冒着战争的危险进行活动。战争就好像一个久卧病床的人，会毫无生气地勉强拖延着。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承认政治目的对战争产生的影响就不再有什么界限了。甚至还必须承认：战争的目的，只是用来作为威胁敌人的手段以便支持谈判罢了。
二、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
（一） 战争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在战争的性质与个人和社会团体的利益相互对立的状况下，对战争性质进行探讨，并不能解决所遇到的矛盾。如果抛开这些矛盾而只是分别地考察每个不同的因素，就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战争只是由政府与政府、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政治交往而引发的，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而绝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
（二） 战争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
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外一种手段的继续。之所以讲是用另外一种手段，就是为了要同时指出，这种政治交往并不会因为战争的爆发而中断，也不会因为战争而变成某种根本不相同的东西，无论利用什么样的手段，政治交往实质上总是不间断地存在着；而且，战争事件所遵守并受其约束的主要路线，只能是贯穿全部战争直到媾和为止的政治交往的轮廓。战争有它本身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因此，绝不可以让战争离开政治交往。假如离开政治交往来观察战争，就会割断形成相互关系的所有线索，只会得到一种没有任何意义和没有任何目的的东西。
（三） 战争是政治整体的一部分
当战争是彻底的战争，完全是敌对感情不受约束地发泄时，也应该这样看问题。因为战争所有的基础和决定战争主要方向的所有因素，诸如:自己的力量、敌人的力量、双方的同盟者、双方的人民和政府的特点等等，不都具有政治的性质吗？不是都和全部政治交往密切结合而不可分割吗？同时，现实战争并不像战争的概念所规定的那样是一种趋向极端的努力，而是一种自身有矛盾的不彻底的东西；这样的战争是不会服从它本身的规律的，必须把它当作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这个整体就是政治。
（四） 政治把战争变成单纯的工具
这样一来，政治就把战争这个毁灭一切的要素变成了一种单一的工具，把需要用双手和全身力气才能举起作致命一击的可怕的战刀，变成一把轻便的利剑，有时甚至变成比赛用的刀剑。政治用这把剑能够交替地进行冲刺、虚刺和防刺。
既然战争从属于政治，战争自然就会带有政治所具有的所有特性。政治越是宏伟而有力，战争也就越宏伟而有力，甚至可以达到其绝对形态的高度。
（五） 政治对战争计划有决定性影响
尽管政治因素并不能全面渗透到战争的每一个细节，配置骑兵和派遣巡逻哨，不需要把政治作为考虑的依据。但是，政治因素对制订全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订会战计划，都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考虑个别的局部细小问题时，这个观点对我们不但用处不大，反而会在不同程度上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但是在制订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时，却是不可缺少的。
（六） 政治是全社会一切利益的代表
政治能在它自身内部集中和协调所有利益，也集中和协调个人的所有利益及哲学研究所能提出的所有其他利益。因为政治本身不是别的，不过是这一切利益的代表。至于政治有时会出现错误的方向，会主要地为统治者的野心、私利和虚荣服务，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军事艺术在一切情况下都不能够作为政治的导师，只能作为全社会的所有利益的代表。
现实战争是政治本身的最高表现形式。使政治观点隶属于军事观点，是非常可笑的，因为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
从这一观点出发，政治利益和军事利益相互间的对立就至少不再是由事物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发生了这种冲突，也只能承认是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欠缺而引起的缘故。假如政治向战争提出了过高而不能实现的要求，政治就违背了应该了解战争并把它当作工具使用的前提，这是一个应该有而又不可缺少的前提。假如政治能够正确地判断战争事件的进展过程，那么，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应该朝着哪个方向才同战争目标相适应，就完全是而且只能是政治的事情。
总而言之，军事艺术在它最高的范围内就变成了政治，当然这不是书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七）战争计划的主要部分由政治当局决定
经验告诉我们，尽管现在的军事异常复杂，且发展变化迅速，但是，战争的主要框架始终依然是由政府来决定的，也就是由政治当局决定，而不是由军事当局所能决定的。
只有当政治不能从战争手段和措施中得到所期盼的效果时，政治才会通过它的决定对战争产生不利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用不熟练的语言有时不能确切地表达出正确的思想一样，政治也往往会做出和自己本来意图不相符的决定。当这种情况连续不断地发生时，人们就会认识到，在进行政治交往时应该对军事情况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要使每一次战争完全与政治意图相吻合，而政治又完全与战争方式相一致，假如没有一个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人的统帅，那么就只有一个好办法，使最高统帅成为内阁成员，以便内阁能参与统帅的主要活动。但是，只有当内阁也就是政府就在战场附近，从而不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就能够确定各种事情时，这才是可能的。在内阁中，除最高统帅的影响外，任何其他军人的影响都是极端危险的。
（八）军事艺术的变革是政治变化的结果
法国革命对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其说是因为作战的新手段和新观点引起的，不如说是由于完全改变了的国策和内政、政府的特点和人民的状况等引起的。其他各国政府不能正确地理解这一切，妄图用惯常的手法同那些新的和压倒一切的力量相抵抗，都是政治上的错误。
只有当政治能够正确地预计法国的觉醒力量和欧洲政治中新产生的关系时，政治才能预见到战争的大框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是什么样的，而且只有这样，它才能肯定必需使用的手段和选择使用手段的最好途径。因此，可以说，法国革命所得到的二十年胜利，主要是各国政府反对这次革命而引起的错误政治的结果。
当然，这些错误只有在战争当中才显露出来，在战争中出现了与政治所抱有的期望完全相违背的现象。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形，并不是因为政治没有向军事艺术请教。政治家当时所信任的军事艺术，是他那个世界的军事艺术，是从属于当时的政治的军事艺术，是政治一直当作十分熟悉的工具来使用的军事艺术。这样的军事艺术，自然和政治有同样的错误，因此它不能改正政治的错误。的确，战争自身在本质上和形式上也产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使战争已经更接近其绝对形态，但是，这些变化并不是因为法国政府已经脱离了政治的羁绊而产生的，而是因为法国革命在法国和全欧洲引起了政治的变化而产生的。变革后的政治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力量，因而使战争产生了在其他情形下很难想象的威力。
因此，就连军事艺术的实际变革也是政治改变的产物，这些变革不但
不能说明两者是能够分割的，反而有力地证明了两者是紧密结合的。
再重复一遍：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战争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的特性，它应该用政治的标尺来衡量。所以，战争就其主要方面来说就是政治本身，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但并不因此就不再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