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觉醒的中国人看着这张《时局图》，心情无比沉重、沉痛。[1]那时，环顾中国周边，竟无一处不被外敌侵略，无一省可以与民生息。
谢缵泰这幅漫画最早曾刊于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后托好友带到日本、印成彩图，然后交给上海别发洋行发行。为唤起国人对东三省前途问题的关注，1903年12月25日由蔡元培等人主编的《俄事警闻》在上海创刊，《时局图》被刊登在其创刊号上。[2]
作为中国近代时事漫画的杰作，《时局图》把19世纪末中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豆剖的严重危机，及时地、深刻地、形象地展示在人们面前，给人以“亡国灭种”的危机感，起到了警世钟的作用。如图所示，横霸无忌的狗熊——沙俄霸占中共东三省；狂吠之犬——英国占有长江一带；贪婪肥大的香肠——德国抢占山东；左顾右盼的蛤蟆——法国侵略广东、广西、云南以及原为中国藩属国的越南；毒辣的太阳——日本从东向西侵蚀中国；不甘人后的老鹰——美国大谈“门户开放”，飞来啄食，要分一杯羹。图上代表清政府的三个人物，一个手举铜钱，他是搜刮民财的贪官；一个不顾民族安危，正寻欢作乐；还有一个昏昏似睡者，手中拉着网绳，网中一人正念着“之乎者也”，另一人在马旁练武，揭示昏聩无能的清政府用文字狱、八股文等手段压迫思想之自由，愚弄、奴化人民。图旁题词曰：“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3]
一百年后的今天，中国早已摆脱了被他国“瓜分”“亡国灭种”的威胁。加速崛起、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央之国”，更加自信从容地发扬中国人睦邻友好的传统美德。习近平主席多次在会议上引用儒家经典《尚书·虞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就是说，告别百年屈辱近代史、日益走向强盛、复兴的中国，绝不会把自己过去所遭受的不公待遇又加诸他国，尤其是近邻身上。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走在民族复兴大道上的中国不会侵略、霸凌他国，而是倡导、协调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让各个国家都能够相互尊重、相互合作、共同发展。中国如是说，中国如是做。
2013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4]这是一次划时代的重要会议和重要讲话。它标志着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将周边外交的重要性提高到国家战略的层面。
回顾过去六年来中国在维护睦邻关系上所取得的成果，足以证明习近平主席周边外交战略方针的成功：在半岛——中朝两国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互访，将两党、两国、两军在过去70多年共同奋斗历史所凝结的友谊提升到新的高度。看东方——中日之间实现领导人互访，中断了7年之久的战略对话得以重启。望东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取得新发展，而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也在加紧谈判中。顾西南——中印在两国领导人的审慎把控下，有效管控了洞朗危机并在一年之后实现武汉“习莫会”，为东亚和南亚两个最大且最具潜力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政治基础。望西北——中国与俄罗斯更进一步，建立“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义深远，而连接中俄欧的北极“冰上丝绸之路”、串联中俄蒙三国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涵盖中俄与中亚五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对接项目（简称“带盟对接”）正在三头并进、全面铺开。[5]
正如习近平所总结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都高度重视周边外交，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开创和发展了我国总体有利的周边环境，为我们继续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保持外交大政方针延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积极运筹外交全局，突出周边在我国发展大局和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6]而习近平周边外交思想、理论也与中国周边外交的实践与时俱进、同步发展，逐步自成体系，成为习近平治国理政和全球治理博大精深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环节。
一、南海局势的回转
就在几年前，有关“南海仲裁案”的风波还闹得沸沸扬扬。而今，中国与菲律宾的双边关系恢复正轨，并得到充分的加强与巩固。而曾经作为国际斗争与舆论旋涡中心的南海，也成为了区域合作的新热点。
从地缘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看，南海位置极其重要。它扼守着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咽喉”，是当下战略地位愈发重要的“印度—太平洋地区”（Indo-Pacific Region）国际航道的交汇区。而在经济贸易领域，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张锋教授所指出的，南海作为印太经济圈的“心脏”，每年全球货运的一半和所有海运的三分之一要通过南海的四大海峡：马六甲、巽他、龙目及望加锡海峡。从印度洋经过南海运到东亚的原油总量，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三倍和巴拿马运河的15倍。中国原油进口的80%、韩国能源进口的三分之二、日本能源进口的60%需要经过南海。[7]
既然南海对其周边的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与地缘战略的稳态都如此重要，那么面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尤其是其中经过南海及其邻近地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些西方大国和周边邻国产生疑惑、不解，甚至一定程度的恐慌，似乎也不难理解。这需要中国在携手各国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时做好功课，以增信释疑。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国家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明明知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性、利他性、公开性，却非要硬生生地将其斥责为“中国控制南海的手段”，并以此来挑拨离间、混淆视听。对此，我们需要用有力的逻辑和雄辩的事实加以回应，让谣言在真相面前不攻自破。
六年来，“一带一路”在南海及其周边地区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
第一，中国并没有试图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成一个封闭的、排他性质的“私货”，而是一个高度透明、开放的“朋友圈”。它一方面不断地吸收新兴力量，向整个国际社会开放，同时又不断地在融资、基建、联合搜救、海上反恐等关键领域提供越来越多的国际公共产品。
第二，六年来，中国也从来没有利用“一带一路”建设谋求对某个或某些南海周边国家进行所谓的“渗透”“控制”。各国的政治发展都依据其自身的国家法律、政治议程在稳步推进。各国人民也依照其自身的利益与意愿选举出自己中意的政党和领导人。所以，六年后的今天，如果还有域外势力声称“中国靠‘一带一路’控制南海周边国家”，这句话本身就是对众多东南亚国家合法政权的挑衅，以及对当地人的不敬。而与此同时，各国在依据自身国情与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时，也从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中借鉴经验、同创机遇，以促进自身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进一步追问：既然“一带一路”并非中国用于“控制南海”的手段，那么它究竟又是什么呢？对南海周边国家意味着什么？
按照中国政府的规划，“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丝”）经过南海向西到印度洋和地中海，向南到南太平洋。它的目的是要贯通欧洲和亚太经济圈，但重点是面向东南亚国家。显然，南海是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南海是否风平浪静，关系到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进程和速度。[8]
“一带一路”是促进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政策沟通的“外交官”。不可否认，在推进“一带一路”与南海周边国家携手共建的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当时和中国正因为一些领海问题，在域外大国的干预、怂恿之下，处于一定程度的对抗状态。但我们更要看到，在过去三年的外交实践与政策沟通中，中国与相关争端国成功管控了彼此的分歧，并且在充分沟通、平等协商的基础上，不断强化互信，维护双边、多边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在相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各方行为宣言》（DOC）正朝着“南海行为准则”的方向稳步发展、升级。而在这一过程中，“一带一路”促进各国政策沟通，功不可没。[9]
“一带一路”是促进中国与南海周边各国设施联通的“建设者”。包括中国在内，南海周边的国家有着勤劳的人民和丰富的物产资源，然而至今依然不够发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尚不够完备，重要的铁路干线、港口基建尚未跟上该国发展、出口的实际需要。正是基于这一准确认知，中国携手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友邻，共同投资重要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而让南海周边各国共商共建共享由“一带一路”所带来的贸易畅通与资金融通。[10]而在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过程中，各国人民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民心更加相通。
二、中印关系的转圜
与南海转圜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大幅改善，尤其是两国领导人实现历史性的会晤——武汉东湖峰会，更是为两个亚洲大国间战略关系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不可否认，在边界、西藏、中巴关系、谋求联合国“入常”以及地区大国影响力等问题上，中印存在一定矛盾，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且长期为美、日等国所利用。近年来，中印关系恶化的**体现在2017年夏的洞朗对峙事件中。此后虽然两国和平结束对峙，但双边关系仍较冷淡。
至少到2018年春节前夕，两国关系尚未转圜：印度总理莫迪以“挑衅者”的姿态对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即我国藏南地区）进行访问。当邻国马尔代夫国内政局出现动**后，印度又加紧活动，并将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正常海洋活动斥责为“旨在包围印度”的行为。
但2018年3月以后印度开始调整。譬如，3月初，印度政府建议各邦高级官员与达赖活动保持一定距离，以避免与即将到访孟买参加亚投行会议的中方高级官员产生冲突。3月26日至30日中印两国专家在杭州会晤，以讨论重启共享跨境河流信息的事宜。4月13日至15日，中国发改委与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NITI Aayog）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4月下旬，上合组织国家外长在北京会晤。
顺着这个趋势，中印缓和的**发生在4月27日和28日印度总理莫迪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武汉东湖宾馆同莫迪举行非正式会晤。两国领导人同意，应构建中印间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利益交融，妥善管控分歧，实现共同发展。
由此可见，中印关系从洞朗对峙的谷底上升到两国领导人会晤，经历了一个先长期冷淡而后加速变化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美中、美印关系也在发生变化。特朗普于3月8日宣称愿与朝鲜最高领导人会晤，使得此前半岛地区面临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从而使中国可能在其他战略方向相应地提高关注度。
而此后中美贸易战的打响也极大地恶化了中美两国关系，使中国在不断加强的美国压力下产生了与周边竞争对手转圜关系的客观需要。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不是特朗普经济战的唯一打击目标。譬如，特朗普也曾公开将印度与中国相提并论，声称如果这两个国家不降低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则将对他们征收报复性关税。美国财政部的半年度外汇政策报告也没有将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反而把印度列入了观察名单。
美国在战略和经贸上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以及“印太”口惠而实不至的做法，让期望被一度调高的印度再度失望。此前，印度相继提出“香料计划”“季风计划”等，但由于其国内实力的限制，并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产生较大的实质性影响，只能在话语层面对中国“一带一路”产生一定的对冲作用。美国虽乐观其成，但强调“美国第一”的特朗普政权也没有为印度的区域经济计划提供实质性帮助。与之相反，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印度虽存有一定疑惧心态，但加强在亚投行支持下的基础建设合作，仍使中印有了更强动力去转圜双边关系。
同样在经济领域，美、以的中东政策导致地区局势紧张，进一步加剧了油价上升的趋势，这便使得同样依赖石油进口的发展中大国印度倍感压力。对此，与拥有原油期货合约且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的中国在进口问题上加强协调显然是符合印度利益的。
综上所述，可能导致印度从“支持印太、抗衡中国”向“保持平衡、转圜关系”转变的动力主要是：第一，与中国合作可能带来巨大收益，而继续与中国对抗不仅没有收益，而且可能会有新的损失。第二，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并没有给予印度实质性回报。
三、中日关系的融冰
中日两国首脑间的高层互访已经中断了八年。在此期间，日本“修宪”、“国有化”钓鱼岛等事件持续恶化着两国关系。此前日本也一贯追随美国，对中方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现冷淡；相反，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则报以欢迎和追随的姿态。甚至早在美方正式提出“印太”战略前，安倍就已提出针对中国的“亚洲民主安全之钻”构想（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
然而，近年来事情却在起变化：2018年4月16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东京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4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通话，肯定了近期日方就对华关系释放积极信息并采取相应行动，强调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承前启后，时机难得。希望双方落实原则共识，管控矛盾分歧，确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并有新进展。安倍呼应习主席讲话，做了积极表态。
2018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齐聚日本东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会晤后，三国发表《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
造成日本对华态度转变的因素有多种。半岛局势的突变可能是最近的诱发因素。美朝首脑行将会晤，使得半岛局势出现戏剧性转折。而此前一直强调对朝严厉制裁的日本，面对朝韩美中等国的热络联系，也有自身被疏远、孤立的担忧，因而有必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以便在中日韩框架下取得一定协调。
更长远一点看，近两年来，安倍的对华政策也在由“全面防范牵制”逐步转向“有条件的选择性合作”。日本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的不可逆性，因此必须放弃遏制、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选择加入、合作。这一点在日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转变上尤为明显。
反观美国的“印太”战略，以强化日中矛盾为手段利用日本强化对中国的围堵，对日本本身却未必有益处。正如何亚非所观察到的，近年来日本对美外交政策正产生微妙变化，由“亦步亦趋”开始转向“主动配合”；在遵守和制定国际秩序规则上，开始由“积极参与”转为“尝试引领”。这意味着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在增强。虽然这并不表示美日同盟的松懈，但日本政府在对美、对华外交上已经表现出更多的务实精神，即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出发。也正因如此，在认识到“一带一路”建设可能给经济增速缓慢的日本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日本开始选择参与。
总结上述两个典型案例，本章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导致美国“印太”战略在实施后产生了非预期后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区域战略与“美国优先”总体方略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印、日等国领导人的务实智慧与良性互动。
从“印太”战略来看，特朗普的确敏锐地观察到中印、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并加以利用，但他也有可能低估了中印、中日间巨大的合作潜能。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印、中日矛盾时，也不是采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传统模式，而是靠强化中印、中日矛盾来达到既遏制中国又强化对盟友、准盟友影响力的目的。
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总方略是“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即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内政优先。在安全领域，该原则必然导致美国在处理与盟友（如日本）和试图联合的国家（如印度）的关系时，表现出一定的单边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务开支以分摊美军负担。如此则日本、印度等国因为并未得到实质性利益而对美国产生疏离。
在经贸领域，“美国优先”同样以单边的、只服务于美国的方式，在世界自由贸易框架之外重构了基于双边谈判的特朗普经贸模式。美国经济、军事及外交的巨大实力使得该模式对包括中日韩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构成一定挑战。与之相反，中国坚持在世贸组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框架下的自由贸易体制，而日本、韩国也同样是该多边贸易体制的受益者和维护者。所以，在特朗普式一对一“交易”方案与中国支持全球化、倡导互利共赢的方案两者间，印、日、韩等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此外，特朗普的嬗变和不确定性降低了美国的国际战略信誉，使得日、印等国对其意图判断不明，或即便判清意图也不敢过于相信，从而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国际动员能力。与之相反，中国政府的外交战略与政策具有高度的确定性、可靠性和互惠性，其代表就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些话语的传播与相应行动、政策的落实，使参与国（如巴基斯坦等）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于是产生正面吸引的效应。而近年来中国在涉及领土、领海、主权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与果断措施，也使试图挑战中国这一底线的国家付出了一定代价，遂同时从反方向产生了吓阻的效应。这意味着任何试图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的国家，都可能为该行为而面临相应的成本与风险。
综上，人们现在看到，日、印等国作为理性的行为体，在权衡比较了“追随美国印太战略对抗中国”与“团结中国互利共赢”两种方案的成本、收益与风险后，做出了符合其国家利益的选择。
[1] 图片来源：http://img1.cache.netease.com/catchpic/A/AC/ACEA4CD21C6A30B33DA4080BE2EE115D.jpg。
[2] 陈忠信：《〈时局图〉的作者——谢缵泰》，载《历史教学问题》，1984年第5期。
[3] 程薇薇：《中国近代史上重要漫画〈时局图〉》，载《档案与建设》，2012年第1期。
[4]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人民网，2013年10月25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5]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义深远》，新华网，2019年6月9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6/09/c_1210154013.htm。
[6] 《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2013年10月25日，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25/c1024-23332318.html。
[7] 朱翠萍：《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动因、挑战与应对》，载《南亚研究》，2012年第3期。
[8] 鞠海龙、林恺铖：《南海地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基础与政策空间》，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
[9] 王光厚：《中美南海博弈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东盟的推进》，载《东南亚纵横》，2017年第5期。
[10] 邓妮雅：《“一带一路”倡议下南海资源共同开发的模式选择》，载《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