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之否定规律表明，任何肯定自身存在的事物内部都包含着否定的方面，由于这一否定方面的作用及其发展，使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由肯定达到对自身的否定；而后，再由否定进到新的肯定，即否定之否定。这样，事物便显示出自我发展的完整过程。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其他两个基本规律相比较，更具有整体的、“积分”的性质。
一、肯定与否定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中维持其存在的方面，即肯定这一事物为它自身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是事物中促使它灭亡的方面，即促使它转化为其他事物的方面。
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是相互对立、相互排斥的。正如黑格尔所说：“肯定的一面是一种同一的自身联系，而不是否定的东西，否定的一面，是自为的差别物，而不是肯定的东西。”[25]当事物肯定的方面处于优势时，事物则保持其原有的性质和自身的存在；当否定的方面在发展中取得了支配地位，事物就会改变自己的根本性质，而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达到对原有事物的否定。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所揭示的事物的质变、矛盾的转化和解决，就是事物的自我否定。
事物内部的肯定方面与否定方面又是相互统一的。肯定与否定双方都不能单独存在，各以其对立的一方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离开了否定就不能理解肯定；同样，离开了肯定也不能理解否定。“人们总以为肯定与否定具有绝对的区别，其实两者是相同的。我们甚至可以称肯定为否定；反之，也同样可以称否定为肯定。同样，譬如说，财产与债务并不是特殊的独立自存的两种财产。只不过是在负债者为否定的财产，在债权者即为肯定的财产。同样的关系，又如一条往东的路同时即是同一条往西的路。因此肯定的东西与否定的东西本质上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并且只是存在于它们的相互联系中。”[26]
在一定意义上，肯定就是否定，无论是就事物自身的状态而言，还是就人对事物的态度来说，都是如此。认识事物首先就要肯定它是什么，肯定了它是“这个”，同时就否定了它是“那个”。如果对一事物只是作出单纯的肯定，而不顾及此事物和他事物之间的差别，不顾及它的否定方面，那么，这样的肯定就是不完全的。例如，当我们肯定某人所犯的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也就否定了它属于敌我矛盾。如果我们不清楚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之间的差别、联系及其相互转化的条件，那么，我们对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错误的肯定性论断，就缺乏确定性和可靠性，因而是不完全的。
斯宾诺莎曾提出“一切规定都是否定”的论断：“说任何一物是有限的，其实就是部分地否定它的某种性质的存在。”[27]所谓“有限”，就是指事物具有一定的规定性，具有某种性质和形状，同时这就意味着它不具有任何别的性质和形状，要受到一定的限制。某一事物是有限的，具有一定的规定性，这是肯定；它不具有别的性质和形状，这是否定。所以，“规定就是否定”。斯宾诺莎的这一思想是深刻的。的确，人们对事物作出的任何一个规定都是一个肯定，同时也就是某种否定。这是因为，任何规定都是确定一种界限，肯定某事物于一定界限之内，这同时就意味着对于这个界限之外的事物的排斥。不同时具备否定性的肯定是不可理解的。
反过来说，在一定意义上，否定也就是肯定。对谬误的否定也就是对真理的肯定。批评是对错误的否定，而真正善意的批评则是“治病救人”。通过批评否定错误，这是“治病”；通过批评，让被批评者“恢复健康”，这又是“救人”。所以，批评这种否定也是一种肯定。不仅从“救人”这种出发点和归宿来讲是肯定，而且从开出“治病”的药方、指出克服错误的途径来讲也是肯定。黑格尔明确指出：“否定的东西也同样是肯定的；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28]所谓“规定了的否定”，即否定本身有着肯定的意义。
以上是从静态的角度揭示了肯定与否定相互联结的关系，揭示了肯定即否定，否定即肯定。下面，从动态的角度来揭示肯定与否定之间的递进与包含的关系。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相对于肯定来说，否定是较后的也是较高的环节。否定的环节包含着肯定的环节，并且有着比肯定环节更为丰富的含义，从而更能体现出事物发展的辩证性质。这种包容肯定于自身的否定就是“辩证的否定”。
首先，辩证的否定是事物自身的否定。这一否定不是事物外在的否定，而是其内在的否定。这一否定不是他物对此物的否定，而是从此物自身中发展出来的否定，即此物通过其内在矛盾而达到的自我否定。事物正是通过这种自我否定而实现自我运动的。例如，死亡对生命的否定。“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29]这就是说，死亡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生命之外而对生命进行否定的，相反，死亡就包含在生命之中，即存在于生命自身中的否定，是生命的自我否定。
其次，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这一否定是旧事物向新事物的转变，是从旧质到新质的飞跃，因而最能体现出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30]在辩证法看来，世界永远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永恒的，迟早要被否定。辩证的否定最能体现出事物的这种变化发展的性质，因此，列宁把辩证的否定看做是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因素。
最后，辩证的否定是联系的环节。新旧事物是通过否定的环节联系起来的。新事物产生于旧事物，是从旧事物的母腹中生长起来的，是以吸取并改造旧事物中的积极因素作为自身发展基础的。因此，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不是排斥一切的否定，而是有所保留的否定，即保留旧事物中某些积极因素于自身之中，从而使自己与先前的旧事物联结起来。化学理论中的氧化说对燃素说的否定，就体现了这种辩证联系的性质。恩格斯指出：“在化学中，燃素说经过上百年的实验工作才提供了一些材料，而拉瓦锡利用这种材料才在普利斯特列提取出来的氧气中发现了想象中的燃素的实在对立物，从而推翻了全部燃素说。但是燃素说者的实验成果决不因此就被抛弃。正好相反。这些成果依然存在，只不过其表述被颠倒过来，从燃素说的语言翻译成了现今通行的化学语言，因此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有效性。”[31]
辩证的否定既是事物发展的环节，又是事物联系的环节。这种集发展性和联系性于一身的辩证否定也就是“扬弃”。所谓“扬弃”，“有双重意义，它既意谓保存、保持，又意谓停止、终结”[32]，即扬弃既有克服，又有保留。这是事物自身否定的基本特点。克服是事物发展的连续性的中断，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保留则是事物发展的历史延续，是发展中的连续性。辩证的否定就是这种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对立统一。
在事物的变化发展中，到处可以看到这种扬弃。铁可以被氧化生成氧化铁。这既是对铁的否定，氧化铁不再是铁；也是对铁的保留，氧化铁中包含着铁。新物种对旧物种否定保留了旧物种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是新物种适应于新条件，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在新旧物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血缘联系，这体现了生物发展的连续性方面。但是，新物种对所保留的旧物种的特性是加以改造后容纳于新物种的遗传质之中，在新旧物种之间已经不能交换遗传质，因而又是非连续的。在生物进化中，一个物种转变为新物种，在新旧物种之间有一条确定的界线，这是发展中的非连续性方面。生物进化的过程也就是生物物种性质不断被扬弃的过程。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新的社会形态克服了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建立了新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时又保留并改造了在旧社会形态中业已存在的生产力和科学文化的成果。
辩证否定观同形而上学否定观的对立，突出表现在是否承认扬弃的问题上。形而上学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思维，其公式是：肯定就是绝对的肯定，否定就是绝对的否定。形而上学否定观就是只承认克服，不承认保留，就是否定一切。例如，在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形而上学或者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否认传统文化能为现代化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或者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以旧有价值尺度来要求和衡量新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是否定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在对待外来文化问题上，或者采取全盘西化的态度，把现代化同民族传统文化绝对对立起来，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现代化的过程看做是西方文化移植于我们民族的过程，或者采取闭关自守的态度，绝对地排斥外来文化，对现代世界文明畏之如虎，实际上是不思变革，抱残守缺。与之相反，辩证法所持得的，是一种扬弃的精神，即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去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并加以改造，批判借鉴外来文化，并使其合理因素融于民族文化之中，从而走出一条既能体现现代世界文明、又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辩证的否定就其完整性来说，不只是对肯定的否定，更重要的，是对否定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辩证的否定只是到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才能展现出它的全部内涵来。
二、否定之否定
否定是对事物的变革，可以改变事物的原有存在形式，使一事物变为他事物。但是，如果仅仅限于这种认识，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事物辩证发展的完整进程，就会把发展仅仅看做是一事物变为他事物，再变为另一他事物的无限否定过程，即甲变成乙、乙变成丙、丙变成丁，以至无穷。后来的否定，离开出发点越来越远，同出发点越来越不相干，于是，原来的事物就在这样一个无限的否定过程中消失了。这样，我们就看不到事物如何自己发展自己、自己完善自己的辩证运动过程了。
实际上，辩证的否定不仅是对肯定的否定，而且也是对否定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即对最初的肯定性的某种回复，对事物发展的出发点的某种回复。只有在揭示了这种肯定（正）——否定（反）——否定之否定（合）过程的基础上，才能较完整地把握事物自我运动、自我完善的发展性质。
黑格尔曾把概念发展的过程看做是两次否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是由“正”到“反”，第二次否定是由“反”到“合”。黑格尔认为，第一次否定只是将“正”与“反”对立起来，只是把“反”看做是对“正”的单纯否定，是一种抽象的否定，是排除肯定的否定，没有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没有达到具体概念的水准；第二次否定则把“正”与“反”统一起来，否定了抽象的否定，达到了具体的否定，即包含肯定的否定。第一次否定离开了“正”，第二次否定则回复到了“正”，但是，这种回复不是对“正”的完全重复，而是对“正”的提高，回到的不是最初的那个单纯的“正”，而是达到了包括“反”在内的“正”。在黑格尔看来，只有第二次否定才真正达到了对立面统一，达到了具体概念或具体真理。换言之，只有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的否定。黑格尔在这种唯心主义概念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推演中，在一定程度上折映出客观事物本身辩证否定的真实进程。
恩格斯认为，事物的发展不能停留在单纯的否定，即第一个否定上，而必须在“第一次否定的时候，就必须使第二次否定可能发生或者将有可能发生”[33]。第二个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是事物发展过程的核心。辩证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一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34]。恩格斯把这种重新回到出发点的否定之否定看做是真正的辩证否定。
列宁十分看重“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并认为“一般说来，运动和变易可以不重复，不回到出发点，于是，这个运动也就不是‘对立面的同一’。但是，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即辩证运动的观念注入人类的头脑”[35]。承认事物内部矛盾是事物运动的源泉，承认发展是事物自身否定自身，这已超越了形而上学。但在列宁看来，这还不足以揭示运动的辩证性质。运动是事物通过自身来发展自身的运动，是“回到出发点的运动”，也就是肯定通过对自身的否定，再通过对否定的否定回到自身的过程，即达到肯定和否定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的过程。
这里，列宁所说的“对立面的统一”是同否定之否定完全一致的。只有看到否定之否定的实质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才能深刻理解列宁关于“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的思想。只有把握了否定之否定，把握了对立面的统一，才能把握事物自身发展的内容，才能达到恩格斯所说的把握住整个过程的核心。
和量变质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相对于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带有总括的性质。否定之否定规律所揭示的事物自我运动的过程，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经过反复两次解决，也就是经过两次质变而完成的。仅仅靠事物内部矛盾的一次解决，一次质变，即一次否定，还不能充分展示事物自我运动的丰富内容，呈现某一特定事物自我运动的完整过程。事物经过一次否定，尽管保存了被否定的事物中的积极因素，矛盾得到初步解决，但事物发展的否定阶段与原先肯定阶段所形成的对立双方，都包含着一定的片面性。只有通过再一次的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能克服这种片面性，达到肯定和否定的“对立面的统一”，才能使事物在其“自我运动”中得到充分发展。例如，就人类劳动的发展来看，它已经历了和将要经历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裂、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再度统一的过程。其中，否定之否定仿佛回到了出发点，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统一的状况，但实际上，这是在更高阶段的回复。
事物的发展经历肯定、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出发点的回归，但这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达到了一个相似于肯定阶段又高于肯定阶段的阶段。因此，这一过程从内容上看是事物自己发展自己，从表现形态看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曲折前进的过程。
上升性或前进性是螺旋式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事物发展不可逆的总方向、总趋势。如前所述，发展是由辩证否定所组成的链条，其中，每一否定都是一次“扬弃”，它不仅舍弃了前一环节中的消极因素，而且保留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每一次辩证否定都产生出新东西，从而把事物推向更高阶段，黑格尔在谈到概念的否定之否定过程时指出：“它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益丰富、愈益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进程用新的规定性丰富了结果”，“它不仅没有因为自己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也没有丢下什么，而且还带上一切收获，使自身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36]。黑格尔说的是概念辩证法，但他的概念辩证法中折映出客观事物的辩证法。客观事物正是通过辩证的否定而实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的。
周期性是螺旋式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事物的发展中，经过两次否定，便表现为一个周期，表现为“三个环节两度否定”的有节奏的运动。事物发展的周期性，由于受前进性所制约，因而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每一周期的终点，同时又是下一周期的开端。事物的发展，一个周期接着一个周期，形成了由无数“圆圈”衔接起来的发展链条。
在事物发展的周期性中，包含了通常所说的回复性或回归性。在事物的周期性发展中，当一个周期完成时，仿佛出现了某种复归，周期的最后一环（否定之否定）重复了第一环（肯定）的某些特点，如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周期性发展中，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就重复着原始公社公有制的某些特征。在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周期中，中间环节（否定）既和第一环节（肯定）相对立，又和最后环节（否定之否定）相对立，它作为前后两个环节的共同对立面这一事实，说明始初环节和最后环节具有某些共同性。普列汉诺夫指出：“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37]正因为如此，事物的发展曲折起伏、往返迂回，在高级阶段上重复低级阶段上的某些特征，是合乎规律的。
事物的发展总是沿着曲折的道路前进的，但曲折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前进中的“回复”或“复归”，二是前进中的“倒退”或“逆转”。前进中的“倒退”、“逆转”、“退化”、“偏离”等，就它们本身而言并不是“上升”、“前进”的运动，而是事物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复杂条件和偶然事件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特殊情况，如社会发展中的局部停顿和旧势力的暂时复辟等都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否定，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中断”。“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辩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38]
三、否定之否定规律和否定性的辩证法
恩格斯写道：否定之否定“是自然、历史和思维的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发展规律”[39]。同量变质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否定之否定规律也是客观的、普遍的，但它在不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是各不相同的，各有特殊性的。
在哲学史上，康德肯定了人类思维活动是循着否定之否定途径的，明确指出，范畴的逻辑推演是按照“三一式”进行的，第一个范畴是“正”，第二个范畴是“反”，第三个范畴则是前二者相联结而生的，是“合”。“每一类中所有范畴之数常同为三数之一事，实堪注意。其尤宜注意者，则每一类中之第三范畴，常由第二范畴与第一范畴联结而生。”[40]对此，黑格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伟大的（辩证法）概念的本能使得康德说：第一个范畴是肯定的，第二个范畴是第一个范畴的否定，第三个范畴是前二者的综合。三一的形式，在这里虽只是公式，在自身内却潜藏着绝对形式、概念。”[41]黑格尔第一次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并依据这一规律建构了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从而把概念辩证法推到了最高峰。然而，黑格尔关于否定之否定的理论从本质上说是唯心主义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黑格尔那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中推导出来的。由此就产生了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令人震惊的结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适应于某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本身又只是人类思维的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42]。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确认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普遍规律，同时，又强调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客观规律，并认为这一普遍规律总是通过具体事物的运动表现出来，而具体事物都有自身的特殊矛盾，都受特定条件的制约，因而其否定之否定的具体进程是各不相同，各有特殊性的。恩格斯指出，不同性质的事物有不同的否定方式，“每一种事物都有它的特殊的否定方式，经过这样的否定，它同时就获得发展，每一种观念和概念也是如此”[43]。
否定之否定这一普遍规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通过“否定性的辩证法”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44]
黑格尔之所以能够提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就在于他对劳动进行了深刻的、富有启发意义的哲学思考。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劳动是人对自然物进行“赋形”的活动，即对自然物加以改造的活动，它构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否定的中项”；正是借助这个“否定的中项”，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并在自然物上打上人的烙印，否定了自然物的原生形态。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使自身的力量得以外化，并占有、获取自然物。
在黑格尔看来，劳动的否定性使人本身的力量外化，即对象化，这种对象化所形成的客体又反过来同人发生矛盾，产生异化。所以，否定不仅表现为外化、异化，而且还表现为外化、异化的扬弃。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一切真的东西本身都具有它，并且唯有通过它才是真的”[45]。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只有抽象的思维活动和精神劳动，才具有本源意义上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物质的、感性的劳动只是“精神的样式”。这表明，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实际上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以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形式表达了人类历史运动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继承了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当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人的存在方式，并把物质实践理解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时，否定性的辩证法就获得了一个现实的基础，成为一种“合理形态”的辩证法。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动物与自然的关系。人并不是像动物那样肯定自然的直接存在状态，使自己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以自身的活动否定自然的直接存在状态，并赋予它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的形式。但是，目的本身并不能直接加于对象之上，要把目的赋予对象，还必须要有把它们统一起来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劳动工具。人是持有某一工具或某一工具系统、为着某种目的进入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之中的。工具与目的、对象都具有同一性：一方面，工具作为人的肢体的延伸，是合乎人的目的的，或者说，与目的具有同一性；另一方面，工具本身也是一个物质客体，与实践的物质对象具有同一性。
因此，工具能够在目的的支配下以其物质性与实践对象的物质性相互作用，并将人的目的赋予实践活动的对象，使其具有属人性质，也就是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对人生成”，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这种“为我而存在”的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特殊而又复杂的矛盾关系。
人对自然的否定性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阶段产生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私有制的存在使人的活动本身发生异化，即劳动异化。异化的存在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人受异己力量支配的阶段，即物支配人、奴役人的阶段，而物之所以支配人、奴役人，实际上是少数人借物的力量支配、奴役多数人。“关键不在于对象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的权力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46]资本主义社会是异化的典型和极端形式，同时它又为个人的全面发展创造和建立了物质条件。换言之，资本主义在把异化推向极端的同时，又为扬弃异化准备了条件，劳动和资本的对立达到极限，必然导致私有制灭亡。
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性自我意识的矛盾运动过程，而是一个客观的实践活动的矛盾运动过程。异化“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一种绝对的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扬弃过程的这种形式”[47]。从异化的产生到异化的扬弃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是一种现实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实践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运动过程，内在包含着否定性的辩证法，并构成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人类世界的基础。人类历史就是由否定性的辩证法所推动的。
马克思的否定性辩证法既不同于近代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也不同于现代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在阿多诺看来，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要用“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用“绝对的否定”代替否定之否定，就是要通过解释现实来否定现实。阿多诺强调“异质性和独特性”，力图“在矛盾中进行思考”，但他并没有真正理解矛盾，没有真正理解否定与肯定的辩证关系。阿多诺把否定与革命联系起来，力图否定资本主义现实，但他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提出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内涵。阿多诺的“否定性”不仅意味着“革命”，而且意味着“灭亡、恐惧、绝望”。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否定辩证法=崩溃性的破坏”。显然，这种“否定辩证法”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并不符合事物运动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总之，我们不仅要看到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普遍性，还要看到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表现形态上的特殊性。只有这样，否定之否定规律才能够转化为我们进行辩证思维和从事实践活动的科学方法。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3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参见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 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 《荀子》。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同上书，34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列宁选集》，第2卷，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列宁全集》，第55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1] 同上书，22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4] 黑格尔：《小逻辑》，254～25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15] 《列宁全集》，第55卷，2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7] 《毛泽东选集》，第1卷，3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 《列宁选集》，第2卷，5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3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0] 《毛泽东选集》，第1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列宁选集》，第2卷，5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3] 《毛泽东选集》，第1卷，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 黑格尔：《小逻辑》，2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26] 同上书，256～257页。
[27] 斯宾诺莎：《伦理学》，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8]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2]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4] 同上书，483页。
[35] 《列宁全集》，第55卷，2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6] 《列宁全集》，第55卷，199～2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7]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6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38] 《列宁选集》，第2卷，6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0]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41]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26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4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19～3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5]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54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47] 同上书，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