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历史发展观，从其思维路向来看，是要维护既成的社会秩序，以“奉天法古”为旗帜，在“守成”的前提下，因时应变，实行必要的改良。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既要“改制”，又不“易道”。这种改制不易道的历史观，集中表现为三统循环论，其中，又以新王改制、文质互救、五德终始和三统三正为主要内容。
所谓“新王必改制”[294]，即新兴的王朝不能全盘继承前朝的制度，而要有所变革。这种变革，儒家有既定的原则，即《礼记·大传》所要求：“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易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从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来看，可以说，《礼记》所设计的这些变革原则，规定了秦汉以后封建社会文化变迁的基本方向。它既能表明新兴的王朝与前朝的区别，以及以新代旧的合理性，同时又能保持基本的思想文化制度的一脉相承。
董仲舒对儒家这个“变器不变道”的思想原则心领神会，通过对“新王改制”的阐释，表达了他的政治期望，并将其发展成为“改制不易道”的思想规范。
首先，他打出“奉天法古”的旗帜，要求新王改制。他强调：“《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295]要鉴往察今，顺天应人，改革制度，以符天命。通过改革制度，以表明君主“受命于天”；如果“一因前制，修故业，而无有所改，是以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296]。因此，新王必须“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这就是改制的主要内容。
其次，董仲舒又强调“改制”不“易道”。他声明：“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又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297]这便是他常说的“变中有常”。
董仲舒这个改制不易道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具有较强理论色彩的文化保守论。它在国家统一、政权稳定的时代条件下，较好地解决了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的继承与变革的关系。在这种理论的思想框架之中，同一社会形态、同一社会制度、同一统治王朝内部，既可以保存基本的思想文化、制度文化，又可以根据时代条件的变化，改革旧制，注入新的生命力，以增强固有体制的活力。同时，它还可以起到约束、激励统治者的作用，缓解以至消融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
在董仲舒的思想中，与新王改制紧密联系的，是文质互救的问题。按照一般的讲法，文指文采，质指质性、本质，二者间的关系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董仲舒将文质范畴应用来解释政治变革和王朝兴废。他说：“王者以（之）治，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故三等也。……主天法质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质爱。……主地法文而王，其道进阴，尊尊而多礼文。”[298]
董仲舒赋商以质，赋夏以文，并非真认为三代中的夏商两朝分别实行文、质的制度，而是通过商质夏文的比喻，绎出质文互变并且互救的原理，进而为其新王改制、三统循环的历史发展观张目。《白虎通·三教篇》说：“质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为贵，地受而化之，养而成之，故为文。《尚书大传》曰：‘王者一质一文，据天地之道。’”《说苑·修文篇》说：“商者，常也。常者，质。质主天。夏者，大也。大者，文也。文主地。”《宋书·礼乐志》说：“以前检后，文质相因。”可见，质文互变，不仅被董仲舒所演绎，而且也为古代文化传统所认可。
正是根据这种质文互变的原理，董仲舒宣传“《春秋》作新王之事”[299]，《春秋》“救文以质”[300]。这样，王朝的新旧交替，制度的前后嬗变，自然是合乎情理的了。
在董仲舒看来，新王改制、文质互救，都是在历史发展的总体框架不变的原则下进行的。这个原则，便是三统三正的理论。
三统三正的理论，源于公羊为论证“大一统”的合理性而创立的“三世”说。“三世”，即“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世自有其治乱兴衰的内在秩序和必然性，分别是太平、升平、衰乱社会。而由衰乱到升平再到太平，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规律。
董仲舒发挥《公羊春秋》的三世说，认为：“《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301]据此，他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学说。三统，是夏商周三代的正朔的合称。夏正建寅，以正月为岁首，称为人统；商正建丑，以12月为岁首，称为地统；周正建子，以11月为岁首，称为天统。《汉书·成帝纪》：“盖闻王者必存二王之后，所以通三统也。”每一统崇尚的颜色不同，夏商周三代分别崇尚黑、白、赤，因而三统也是黑统、白统、赤统的代称。三正，是我国古代历法周正、殷正、夏正的合称。三正分别以建子、建丑、建寅三个月的朔日为岁首。建，指“斗建”，即北斗所指的时辰，由子至亥，每月迁移一辰。董仲舒的三统说认为，“天之道终而复始”，黑、白、赤三统循环往复，朝代迭相转换，因而每一王朝初兴，“新王必改制”。改制的首要任务和显著标志，便是改“正”“朔”。所谓“正”，指农历每年头一个月，即正月；所谓“朔”指每月头一日，即农历初一。正朔即一年第一天开始的时候。
改正朔的目的，在于表明新王是“受命而王”，以新统取代旧统，具有“天意”方面的合法性。同时，也为了说明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非继前王而王”[302]。
董仲舒的三统说，引进了五行理论，或者说，三统说吸收了五德终始说的思想成分。五德终始，是战国末期阴阳家邹衍创建的关于历史演化的学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邹衍“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认为金、木、水、火、土分别代表相应的“德”，相生相克，循环变化，决定着王朝的兴替和制度的嬗变。董仲舒相信这种五德终始的理论，并将五行与阴阳扭结为一，作为其思想体系的理论骨架。他盛赞“五行莫贵于土”，“五色莫贵于黄”[303]，主张汉代以“土德”受命，这一观点后来为统治者和思想界所认同。
从政治目的来看，董仲舒制造的三统循环学说，当然是为了“为汉制法”。台湾有的学者指出，在五德说已普遍流行之际，董仲舒费尽心机提出三统说，“其主要原因即在于历法的需求”，“想借天意将汉代政教纳入儒家思想的正轨”[304]。这个见解颇有道理。但我认为，恐怕更为重要的是，董仲舒要建立一套新的政教制度，为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作战略性的建设。而这，就必须超越历史观方面的传统的五德终始理论。实际上，后来在历法上“三统历”的实行，正反映出董仲舒“为汉制法”的匠心所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