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的中国哲学研究，始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354]。在此之前，已经有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出版。谢著是由中华书局于1916年出版的，写作的时间更早。书中分三编论述先秦、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内容涉及诸子哲学、儒道佛学派，以及各个阶段的若干人物的哲学思想。在今天看来，谢著的内容确实比较单薄，质量不精，研究方法陈旧，没有超出传统学术的范畴，但它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355]，有开拓之功。而在谢无量之前，更有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出版。该书于1910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初版署名蔡振，是我国学者运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第一部著作。书中将中国伦理学史分为三个时代，即先秦创始时代、汉唐继承时代、宋明理学时代。书中论述了从孔子到王阳明一共二十八个代表人物的伦理思想，并在附录中论述了戴震、黄宗羲等人的思想，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影响。当然，蔡元培的这部《中国伦理学史》，还不是我们今天典范的中国哲学研究著作，但是，它所用的方法、它的体例、它的内容，无疑属于中国哲学史的范畴。特别是联系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出版的不少中国哲学通史或者断代哲学史著作，往往要论列思想家或者学派的伦理思想的情况，则我们说它开启了此后中国哲学研究的先河，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出版以后，陆续出版了多种研究中国哲学的著作。20世纪20年代，主要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356]，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357]，谭戒甫的《公孙龙子形名发微》[358]，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359]。20世纪30年代，主要的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360]，方授楚的《墨学源流》[361]，李石岑的《中国哲学十讲》[362]，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363]，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64]，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365]《先秦诸子系年》[366]，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367]，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68]，容肇祖的《魏晋的自然主义》[369]《李卓吾评传》[370]。20世纪40年代，主要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371]，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批判》[372]，郭沫若的《十批判书》[373]，杨荣国的《孔墨的思想》[374]《中国古代思想史》[375]，赵纪彬的《古代儒家哲学批判》[376]，熊十力的《新唯识论》[377]，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378]《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379]，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380]，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381]，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382]，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383]，等等。
上述诸多成果，各有其特色和贡献，但真正对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深远者，还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杨荣国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为代表。而梁漱溟、张岱年的著作，真正发生重大影响，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则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讨论热潮兴起以后的事。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第一部用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哲学，用现代方法建构中国哲学体系的专著。他在书中十分重视方法论，认为哲学史是关于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384]，主张按照达尔文进化论的观念对其进行历史的考察；认为“哲学史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385]，哲学史是“循序渐进的思想发达史”[386]；主张用西方哲学的体例和模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一书中主张，研究哲学史“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387]；注意探讨哲学家思想的中心观念及其层次构架，以及学派的兴替和思潮的演变。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以问题为纲，把中国哲学史分成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等几个部分，每个部分又分成一些问题、范畴（该书的副标题就叫“中国哲学问题史”），侧重于对中国哲学固有范畴、概念的梳理，考察其历史演变，并探讨了中国哲学的特点。这部著作对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及其撰写体例，都有开拓之功，后来90年代方立天出版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册），[388]便是对这部著作的继承和展开。
谈论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不能不谈冯友兰在抗战时期撰写并出版的系列著作“贞元六书”。“贞元六书”是冯友兰发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忧患意识，“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的结果。当时，颠沛流离的生活，“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给了他“许多启示和激发”[389]。因此，他先后完成了《新理学》[390]《新事论》[391]《新世训》[392]《新原人》[393]《新原道》[394]《新知言》[395]六部书[396]。“贞元六书”形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按照冯友兰自己的讲法，“‘新理学’是‘接着’道学讲的”[397]。“贞元六书”出来之际，受到当时的进步人士的猛烈批判。今天，如果从中国哲学的理论建构和方法论的层面考察，冯友兰的“贞元六书”显然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它标志着冯友兰哲学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哲学工作者对于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的突破，昭示了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以及西方哲学的中国化的一个途径。正是以“贞元六书”为重心的新理学的形成和传播，使得冯友兰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398]。直到现在，“贞元六书”对于研究中国哲学的人士，都是必要的参考书。
综观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大致可以这样说：学者们都重视方法论的问题，都重视中国哲学固有概念的诠释、中国哲学发展线索的清理，以及中国哲学特点的揭示。而且，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作者都借鉴、采用或者认可西方哲学的理论分析和体系建构方法。此外，研究者们都有深厚的忧患意识，力图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复兴作出贡献，把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与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相结合，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可以说，在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学理研讨为上”是重要的特征。把哲学史看做思想发展的历史，认为哲学史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独特的范畴和概念，是这个时期的普遍认识。同时，伴随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并参与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进程。这个时期，学术界对于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作为一个现代意义的学科门类，取得了初步的共识。但是，由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实践条件的限制，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还不是很确定，传统的学术史、经学史的研究思维，混杂古今中西之思的文化史、思想史、政治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思路，各自为战，多元并存，造成了繁茂芜杂的局面。上述代表性成果的内容、方法和思想价值取向，便是重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