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为了知今。我们发掘儒家文化的某些合理性，并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是要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思想借鉴。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中国文化的新型价值系统没有能够建立起来，人们缺少可以操作的安身立命之道。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引发的物欲的极度膨胀，对传统文化的过分否定而导致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某些传媒对金钱拜物教的变相提倡而催生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等，都使得人文主义精神日渐衰颓，精神、价值、信仰等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在吃喝玩乐的“形而下”的“物质世界”的夹击下，日渐崩解。价值失落，行为失范，心灵无法安顿，成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精神重症。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现实要求，是重建民族文化的价值系统。而要重建价值系统，则必须首先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
重建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重建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必须从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是全方位的转型。在政治体制方面，是由意识形态等同以至取代一切，权力高度集中、长官意志决定社会运作的人治政治，向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不同行业和领域各司其职、决策科学化、管理民主化的法制政治转型；经济方面，由传统的带有自然经济色彩、以“突出政治”为标榜的计划经济，向建立在现代工业、商业、农业和服务业基础之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方向转型；文化体制方面，由政治斗争的武器、图解政策的工具，向思想性、娱乐性、消遣性并重，着重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民整体综合素质的方向转型。总之，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整体转型，是告别古典主义，追赶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转型。
面临社会全面转型，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重建十分迫切。众所周知，自明清之际以来，商品经济及其相应意识逐渐兴起，批判启蒙思潮日益涌动，传统中国的价值系统日益崩解。从近现代中国文化批判和文化重构的历程审视，从文化价值系统建设的层面考察，可以说，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传统价值系统逐步瓦解的历史，也是中国人逐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重新构筑价值系统的历史。1949年以后，由于长期的“左”的思潮的干扰，由于决策方面的失误，特别是唯政治思维的严重破坏，[22]中国文化价值系统的建设阻力重重，历经坎坷。时至今日，一个严整的中国文化价值系统并没有建立起来。今天，建设符合现代化要求、适合国情民心的文化价值系统，已是当务之急。
从发展战略的高度看，文化建设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文化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新型文化价值体系。文化建设要坚持正确的思想原则，概而言之，是要坚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具体而言，是要注意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基础上更新文化传统，通过拓展价值领域而提高国民素质，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重构不可偏废，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并行不悖。总之，要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实际出发，立足现实依托传统而融合古今，以我为主兼取众长而熔铸中外，建设一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相容互补，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有机融合、相资而行，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交相渗透、比翼双飞的多元开放的文化价值系统。而要建设这样一个价值系统，就必须实事求是地面对民族文化的传统资源。因此，对儒家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评判和抉择，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践性很强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的社会实践和理论研讨表明，儒家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迄今仍然对现实生活产生着并且还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我们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而要认真对待，科学分析，批判扬弃。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一柄双刃剑，就现实生活而论，它既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也可以起到消极作用，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处理。对于儒家文化的消极方面，人们剖析甚详，揭露甚多，我甚为赞同，此处无须赘论。根据本文主体，这里要着重提出的是，无论就理论的层面还是实践的层面而言，儒家文化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建设，对于人文主义精神的重建，都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因此，用批判性的眼光和手段，考察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为我所用，是当今文化建设的现实需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