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探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儒学边缘化的必然性。在现代新儒学学者看来，儒学现在不够显赫，比较冷落，比较寂寞，这是暂时的，长远来看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完全是儒学的复兴。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长远来看，儒学的价值会得到人们的进一步的发掘和认同，但是儒学要想全面地复兴，成为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的指导思想，是不可能的。它只会处于边缘化甚至越来越边缘化的地位，换句话说，就是儒学的边缘化具有必然性。为什么呢？我们可以从这么几个层面来探讨。第一，我们要看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超越。从文明的类型来看，儒家思想是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它完全能够适应农业文明的需要，在农业社会发展得非常成熟，对农业社会的发展起过巨大作用。但是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却是工业化，是信息化，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工业文明、商业文明，而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对于农业文明是一种超越、一种批判、一种否定。这样的话，在农业文明时代处于中心地位的儒学必然会逐渐地边缘化。第二，从价值取向来看。现代化实行的是市场经济，按价值规律办事，以经济为中心，以效率为追求，但是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讲的是小富则安，知足常乐，乐天知命，等等，而且反对竞争，过分地强调协同，而这个协同是以反对竞争、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此，从价值取向来看儒学所欣赏、所主张的那一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不可能占据中心，它一定会被边缘化。即便儒学能够吸收市场经济的理念，改造自身，但它整个的价值追求、行为规范与现代化的取向还是有很大距离的。第三，我们从海峡两岸的现实政治来看，我们大陆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使儒学成为统治思想。在任何时代，统治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我们今天，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不可能用儒学来指导。在香港、澳门、台湾，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当然也不是用儒学来作为指导思想。这是从现实政治的层面来看，儒学不可能成为中心。澳门曾经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回归之前，澳葡当局根本就不把儒家思想当一回事。澳门的学术团体有好几百个，竟然没有一个是研究儒家思想儒家文化的。在这种极为淡泊的情况下，儒学怎么成为中心呢？澳门政府当局（包括现在回归后的澳门政府），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它也不可能实行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体制。澳门也没什么儒家学者，我倒是见到很多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学者，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非常虔诚的道教徒、佛教徒。所以，从海峡两岸的实践来看，儒学的边缘化是既成的事实，儒学要想成为中心，根本不具备操作性。第四，从学术实践的层面来看。这个问题我开头讲过，现在再提一下。无论在大陆，还是在港、澳、台，儒家学者都是非常寂寞的。当然也可以说“自古圣贤皆寂寞”啊，智者都是寂寞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去影响社会，指导社会进步，恐怕是不行的。从学术实践的层面来看，儒学不具备成为中心的操作性，必然被边缘化。第五，从近代历史和当代中国的现实来看，儒学必然边缘化。1840年的鸦片战争，战败的中国人饱受屈辱。《南京条约》的签订，开始了我们教科书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此后，中国社会一步步沦陷，越来越屈辱，为了挽救这种命运，开展了实业方面的洋务运动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中体西用”。中体西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中国文化为根本，以西方文化为用具。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科学技术。当时的人反复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行，打不过人家？我们船不如人家，枪不如人家，炮不如人家，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借鉴，要改造自身。结果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现有确切的材料表明，当时中国军舰的吨位、整个力量装备远远超过日本舰队，但是被人家一举歼灭。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不是你有了坚船利炮就可以了，关键是人，是制度的问题，没有好的制度，再好的武器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戊戌维新，又叫戊戌变法——维资产阶级之新、变地主阶级之法！这样，把西方的君主立宪的思想，包括民主共和的思想，一股脑儿吸收进来。我们可以看到，中体西用也罢，戊戌维新也罢，一步步地都是从传统儒学的阴影中逐步摆脱出来。鼓吹中体西用的人是虔诚的儒家学者，但他们又不得不痛苦地、屈辱地、被动地去学习西方，接受近代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本身就是对儒学中心地位的一种冲击。到辛亥革命，宣扬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跟儒家思想差得非常远。到了后来的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彻底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弘扬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这更加使儒学的地位日益衰落。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三十年和后二十年。前三十年基本是毛泽东时代，从1949—1978年。但是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我们概略地称“前三十年”，因为一直到1979年正式宣布改革开放，1976—1978年这三年实际上都在徘徊。这样，前三十年是以毛泽东为主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在革命和专政这样一种思想政治条件下来进行社会运作，因而对儒学的价值和地位是彻底否定的。后二十年，由于实行市场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包括开放以后西学的影响，内外夹击，儒学的地位非常之低。虽然比前三十年有所好转，但是儒学总体上还是种民间的学术，甚至不是成系统、成学派的学术。因此，儒学的边缘化不仅是必然的，而且已经是既成的事实。第六，从时代潮流看，儒学的边缘化也具有必然性。我们知道，经济全球化的潮流正在剧烈地冲击全世界，包括冲击着当代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自觉地、心甘情愿地加入经济全球化这个潮流之中去。比如加入WTO，就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表现。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儒学既非官方意识形态，又缺乏一个阶层（或者群体）作为载体。儒学作为一种价值系统、一种信仰、一种人生理念，它要光大、要弘扬，得有一个阶层（一个群体）来承载它。但现在我们见不到一个阶层、一个群体来承载它，用现代新儒家的说法，儒学成了孤魂野鬼，四处飘**，这样它怎么能够成为中心呢？它的边缘化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