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采用的“现代新儒家”概念，与宋明新儒家有着明显区别，根本不存在“造成混乱”的问题。在“新”之前加上“现代”（Modern），并不会造成同义反复。“现代”指五四以来；“新”，一指其接续宋明儒学而又不同于宋明儒学，有着强烈的文化失落感而又要重建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价值体系；二指其用儒学融合西学，华化、儒化西学，以谋求现代化，这是此前任何儒家所不具备的特点。可见，“现代新儒家”概念内涵确定，指代清楚。近年来，社会上和学术界都存在着对孔子和儒家评价越来越高的倾向。“半部《论语》治天下”，甚至“一句就可以了”的声浪，已经多次在学术会议上掀起。一心为孔子“平反”的严北溟先生心目中的孔子，是古代智慧和仁爱的象征、仁学具有反专制主义、反禁欲主义、反蒙昧主义、反侵略主义、反神道主义、反主观主义等特征，几乎包蕴了现代理性精神的全部。杜任之先生笔下的孔子思想学说，全部是“精华”。匡亚明先生笔下的孔子，仍然是大成至圣先师的形象。高度褒奖孔子的巨著《孔子评传》，一印便是几万册、且被译为外文，流播海外。这些推崇孔子和儒家的著名学者，并不认为儒家概念是贬义词。与这些志得意满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来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历史持否定性评价的蔡尚思先生，已经不止一次在学术会议上受到口诛笔伐，以至有人认为蔡先生“势单力孤”。近来发表的关于“现代新儒家”的文章，评价分歧较大，并非一味贬低，相反，有的充满赞美之辞。因此，使用“现代新儒家”概念，并不会“有碍于对哲学思想体系作出客观的、公正的评价”。这就好像我在本文中用过去带有统战甚或贬斥色彩的“先生”一词来称呼蔡尚思、张岱年、方克立等人而并不否定他们是共产党员及其独立人格精神，也不抹杀我对他们的钦敬之情一样。
话又说回来，方克立先生的《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一文中某些提法和口吻是可以进一步斟酌的。不过，我始终认为，他文中所使用的“现代新儒家”概念并没有错；他给这一概念下的界说，从总体上讲，也是可以的；他对“现代新儒家”思潮演变为分析，其思路是正确的。质言之，我认为，“现代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学思潮”是客观存在为、否认不了的。
方文的明显不足之处在于，把“家”与“学”混为一谈。区别于先秦儒学的宋明儒学，应称“新儒学”，宋明儒家才能称“新儒家”。同理，20世纪以复兴儒学为帜志的学术思想流派，应称为“现代新儒学”，而“现代新儒学”思潮的代表人物才能称“现代新儒家”。遗憾的是，方文以“家”代“学”，“家”“学”纠结，显得不够严密。此外，对于“现代新儒家”的思想特征，如民族本位为文化立场、自信自强的主体意识、自尊自守的独立人格等，发掘不够。有鉴于此，根据我对“现代新儒家”著作的研读，我认为，所谓“现代新儒学”是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宋明儒学为依傍，有着强烈的救世立场，力图恢复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弘扬儒学，吸纳并华化西学，以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谋求现代化的思想理论学说。”它首先是一种社会思潮；其次才是一种学术文化思潮。代表这一思潮的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者，便是“现代新儒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