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的文化价值论，现代新儒学的大师们提出了别具一格的文化重构观。
从总体上看，新儒学大师们的文化重构观有两个特点：第一，中西文化各有千秋，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但要以中国文化为主体，方能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第二，中国文化有着内在的不足之处，应当结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予以创造性的转化。但是，其思想前提是要承认中国文化的一切价值，确认中国文化在本原上没有任何不足。
唐君毅反复申论，要重构中国文化，创造能适应时代条件的新文化，应当首先确立一个根基：以中国文化精神为本原。他认为，我们必须“先肯定中国文化之一切价值”，才能谈接受西方文化的问题。“在评判中西文化之长短时，吾人之标准，亦不能离开中国思想之根本信念。”[61]唐君毅之所以有这种思路，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着高度的信心，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深情。他坚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永不磨灭，“如人类存在，吾绝不信此价值可被磨灭，而为人所抹杀”。“吾不信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有何不足。”
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同时，唐君毅也“不讳言中国文化之短，以至强调吾人之短，以便改过”。他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近代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因而中国未能实现现代化。他还认为，较之西方文化的长处，中国文化的根本缺点是缺少金字塔和十字架。中国文化精神覆天盖地，但缺少一座由地达天的金字塔。同时，也缺少能经纬人的精神的十字架。而人无十字架可负，精神就难免收敛而入睡，如矗立之伞不能撑开。因此，有必要吸收西方文化的长处，以撑开此伞。他还指出，中国文化的“圆而神”的精神中，缺少西方文化的“方以智”的精神。“圆而神”的精神，不偏执于任何文化理想，灵活变通，有其好的一面。但这种变通、不偏执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牵累，而流于圆滑虚伪。中国社会的伪君子多，苟活者众，皆与此有关。因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执著于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伞。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62]
牟宗三也认为，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内圣可以，但外王不行。这种外王不行的表现，便是缺乏现代民主政治和科学理论。儒家提倡的五伦思想，“对于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成立是不够的”。现代民主主张政权在民，人民可以依据制度（宪法）来限制、更替他们的元首。依据宪法产生的元首，有时他可以专权，但他不可能专位。中国君主专制政体绵延两千年之久，表明君是一个超越的无限体。“须知光以道德教化的形态来限制皇帝是不够的，光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一层，光是内圣的正心诚意这一层，对于君民之间真正的客观的政治关系之建立是不够的。这即表示以前儒者所讲的外王是不够的，有推进一步的必要。”[63]牟宗三指出，现时人文主义的含义之一，是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可以充实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道德宗教、民主政治、科学知识三者，是现代人文主义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三者的协调统一，便可开出现代新儒学所期待的“新外王”，推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
显而易见，现代新儒学的文化重构观，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新儒学的首领们的诸多论说，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高度肯定。这种肯定，本身便是一种价值认同。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新儒学的旗手和传人们，要以“返本开新”作为解决中国文化出路的根本途径。返回传统儒家心性之学的根本，开出现代科学和民主政治的新局面，这便是新儒学重构中国文化的价值期望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