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膜拜，20世纪50年代以来，唐君毅怀着中华文化“花果飘零”的忧国忧民的深切情思，殚精竭虑、不辞辛劳，作演讲、发文章、出专著，全面探讨了中西文化的长短同异，以及中国文化近百年来衰颓不振的诸种原因，提出了一系列独具卓见的主张，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作了创造性的建构工作。
唐君毅以悲怆的心情揭示道，中国近百年的文化，可谓之西方文化次第征服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因此，他一直苦苦思虑着中国文化的价值、缺点，近代以来中国何以沦至如此悲惨地位，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究竟应取何种态度，中国人有无能力创造新文化、怎样创造中国的新文化以及创造什么样的新文化等现实问题。[130]
综观唐君毅关于文化的论著，可以看到，他对上述问题的思考，落脚总在于中国民族新文化的创造。
那么，怎样创造呢？
唐君毅回答道：必先有一根基。这个根基便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本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吾人所谓反自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基，以接受西方文化，即吾人必须先肯定中国文化之一切价值。”“在评判中西文化之长短时，吾人之标准，亦不能离中国思想之根本信念。”[131]他要以中国文化为躯干，吸收西方文化，创造中国新文化。
唐君毅之所以要以中国文化为未来新文化的根基，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充分认定。他坚信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永不磨灭。他说：“如人类存在，吾绝不信此价值可被磨灭，而为人所抹杀。”“吾不信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在本原上，有何不足。”因此，他提出了“保守”民族文化的口号。他认为，“保守”并非贬义词，一个人，一个民族，必须有所守。这个“守”，不在于所守者为何，亦不在所守者本身之必当守，“而在人之能有所守”。“人生一切事业，一切文化，得绵续不断、达于无疆。唯守而后有操，有操而后有德，以成其人格。”[132]唐君毅这个“保守”民族文化的口号，不仅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往情深的流露，更是他重视人的道德境界的修持观念的体现。
然而，唐君毅并非国粹主义者。他在首先肯定中国文化精神的价值，并以此为未来文化的本根的同时，并“不讳言中国文化之短，以至强调吾人之短，以便改过”。
唐君毅指出，中国文化的根本缺点，在于缺金字塔和十字架。他认为，中国文化精神，宛如覆天盖地，但在覆天盖地的景象下，使人觉得缺少一座由地达天的金字塔。同时，也缺少能经纬人之精神的十字架。“更不见个人之能负此十字架，以攀彼金字塔而上升，使每个人之精神，皆通过此十字架之四端，以四面放射其光辉，与他人之光辉，连成无数并行交光之组织，而聚于金字塔之顶。”[133]因此，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精神虽如天之高明、地之笃厚，但人无十字架可负，精神就不免收敛而入睡，如一伞之盘立，而未撑开。中国文化这种缺金字塔与十字架的缺点，愈到近代愈明显。因此，中国文化应当有一发展，以撑开此伞。而要撑开此伞，则有赖于接受西方文化之长。
唐君毅还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圆而神”的精神，但缺乏西方文化中的“方以智”精神。所谓“圆而神”的精神，指不偏执任何文化理想，凡偏执某一理想，以至妨碍心性中其他真情或理想，心中有所不安不忍时，即须折回，而变通其理想。这是好的一面。但这种变通、不偏执的精神，往往容易受自然生存欲望的牵累，而流于圆滑虚伪。中国社会伪君子与言伪而辩的小人特多，苟活者众，皆与此有关。因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文化的“方以智”（执著于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故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伞。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如河图之转为洛书。”[134]
按照唐君毅的观点，要建立纳方于圆的人格精神和文化精神，便要使人的精神依分殊理想，向上向外四面照射，而使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领域分途发展，以真正建立一个多方面表现客观精神的人文世界。而自由民主精神，则成为个人精神与客观精神相交通的渠道的一种客观精神。这一切，皆当覆载于中国传统人格精神之高明敦厚的德量、度量中，并成为人格精神的内容和表现，以充实陶冶人们的人格精神生命。这些，便是唐君毅“所向往之中国文化之前途”。
从总体上看，唐君毅是在充分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的前提下，主张吸纳西方文化的长处，以补偏救弊。这个思维路数，与近代以来洋务派为代表的中体西用论，有着本质区别。这种区别的表现是：洋务派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道，并依此道来吸取西方船坚炮利之器，而将西方的民主自由法制之道排拒于门外。唐君毅则道、器同举，兼收并蓄。区别之二是，洋务派对西方文化是取其枝节，偏于一端，而唐君毅则主张“引申吾固有文化中相同之绪，以全套而取之”。如果加以分割，只取其一，则不免无效果，甚或流弊百出。只有在覆天盖地的中国精神中，建立一条使一切庸众与小人的精神都得以上升的道路，才能完成中国文化应有的发展。
综上可见，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与文化重构观，有着鲜明的时代色彩和个性特征。它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患意识和文化参与意识，反映了唐君毅对民族文化的执著之情和爱国之心。他对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的弘扬，对中国未来文化的建构，无论是对于现代文化思潮的导引，还是新时代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意义。它启迪我们立足现实，培养自信自尊之心，以开放的心灵去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吸纳西方文化长处，建构新的文化体系。当然，唐君毅将中国未来文化的趋势和特质，看做是宋明儒精神之一推开，孔孟精神之一倒转，表现了现代新儒家的思维局限，这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唐君毅的文化精神价值论和文化重构观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他而联系现代新儒家的思维路数，我们便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肯定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是为了以此为基础重建中国文化的大厦；而他们所申论的文化重构观，正是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重新肯定。正因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现代新儒家何以会用“返本开新”的途径和方法，去解决传统与现实、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一种途径和方法，可以将其概括为“新旧杂糅、中西兼容、据旧图新”的文化观。因此，尽管它可以“返本”，但未必能开出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之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