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这种以道为尚的精神取向，充分体现着中华民族追求崇高、为了理想而不懈奋斗的顽强精神。
早在先秦时期，从道精神就已经形成并颇有特色。这个从道思想，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道的至高无上，自觉维护道的权威，坚持道的理想价值，一切唯道是从。其中，孔子的从道思想是重要代表。
孔子一贯以道为尚。在他心目中，道至高无上，必须坚守不渝。对此，他有一系列的论说。诸如：“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91]；“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92]；“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朝闻道，夕死可矣”，“士志于道”[93]；“道不行，乘桴浮于海”[94]；“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就有道而正焉”[95]；“笃信好学，守死善道”[96]；“以道事君，不可则止”[97]；“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人能弘道”；“道不同，不相为谋”[98]；“行义以达其道”[99]。孔子的一生，都在坚韧地实践其从道思想，虽历经磨难而矢志不渝。这种从道思想，实际上就是道德理想的高扬，是价值理性的体现。
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从道思想。孟子说：“道则高矣美矣”，“达不离道”，“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100]；“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01]；“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02]；“获于上有道，……信于友有道，……悦亲有道，……诚身有道，……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03]。孟子倡导的以性善论为基础的“四端”说（恻隐——仁；羞恶——义；辞让——礼；是非——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认识路线，仁政理论，等等，都是从道思想的表现。
荀子的从道思想也是对孔子有关思想的继承。荀子的从道思想，集中表现为他的礼论。他说：“礼者，表也”[104]；“礼者，节之准也”[105]；“礼者，治辨之极也”[106]；“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07]；“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学至乎《礼》而止矣”[108]。
汉代董仲舒把从道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09]的著名论断，阐发了唯道是从的观念。他说：“道者，万世无弊；弊者，道之失也”[110]；“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111]。他极力论证的天人感应思想、三纲五常的道德论等，都是其从道思想的体现。
明清之际，顾炎武大胆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112]的论断，反对君主独裁，要求分权而治。王夫之宣称“天下非一家之私”[113]，极力提倡“不以天下私一人”[114]。李贽针对当时一切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现状，主张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如果“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115]。黄宗羲直截了当地说君主是“天下之大害”[116]。戴震批判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之辩是“忍而残杀之具”[117]，揭露理学家是“以理杀人”[118]。唐甄更为深刻地指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119]这些，都是传统精神文化中从道思想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断革故鼎新，学习西方进步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以增强自身力量，其内在动因，是从道精神的鞭策。
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能够从僵化的政治教条和体制中摆脱出来，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走与人类文明共同发展的道路，并最终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轨道，也是与中国文化中的从道精神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