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国学论争，特别是最近二十年的国学论争，其实质是什么？是中国社会向何处去，是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
从鸦片战争到当今，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从根本上看，就是实现现代化，振兴中华，复兴伟大的中华文明的进程。在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下，各种主张、各种思潮，都离不开对是否实现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这个主题的回答。
以国学论争为表现和重心的思想文化运动，集中反映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宏观地看，晚清以来关于国学问题的论争，如果集中于近现代意义的国学概念出现以后，[237]则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国学概念论争（清末民初，大约1900—1915年）、东西文化论战（大约1915—1927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出路论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热”和“国学热”及其论争（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1）东西文化论战背后的国学价值观。
清末民初关于国学概念的论争，前文已经阐述，此处不赘。后来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中国文化出路的论战、“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论争，所反映的问题，本质上是如何看待国学，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树立民族文化意识的战略高度上，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和本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对国学采取何种态度，认同赞赏也罢，否定批评也罢，其实都是希望中国实现现代化，区别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
大力倡导国学弘扬国学的梁启超，于1902—1903年间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此时，他正在大力倡导国学），阐发了以根本改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新民”论。梁启超新民论的基本思想，是要铸造新的民性，提出了自由、进步、自治、自尊、公德、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现代国民的基本品格，作为“新民之道”，以实现“国之安富尊荣”。梁启超自己解释说：“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所其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238]可见，梁启超所要弘扬的国学，并非一成不变的僵化思想，而是要与时俱进地提升固有文化的精华、吸收外国优秀文化而熔铸新文化、铸造新国民，实现现代化。梁启超后来在《欧游心影录》中明确宣布，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进步，应当“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利用中国传统经典《大学》的“新民”概念和思路，阐发在当时具有强烈现代化气息的全新思想。这本身就显示了国学优秀成分在新时代的启蒙思潮中具有合理的价值，当时的进步思想家在吸纳西方文明优长之处时，并不彻底否定本国文化。可见，弘扬国学优秀成分，认同国学的合理价值，与认同西方先进文化，改造国民品性，实现现代化，并不矛盾。
西化派的胡适，提出中国应当学习西方，追赶西方，以尽快实现现代化。胡适认为，中国未来必定应当而且可以实现“科学化和民治化”[239]。西洋文明能够解放人的心灵，改造物质环境，改造社会政治制度，满足人类精神需求，是理想主义的，是优秀的精神文明。[240]可见，整理“国故”，推崇“国粹”，学习西方优秀文化，用西洋“优秀的精神文明”批判“国渣”，并非势不两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
极力反对国学的陈独秀，继梁启超1902年的新民说之后，于1915年提出了“新青年”所应具备的特质：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41]这种思想，显然是具有明确现代意识的人学思想。一般认为，胡适和陈独秀在当时都是西化思潮的重要代表。但同样属于西化思潮阵营，胡适和陈独秀对于国学的态度大异其趣。前者认同国学，认为中西文化可以相通；后者否定国学，认为中西文化截然相反。但是，在中国一定要而且必然能实现现代化方面，在中国文化的未来前景方面，二者的认识却又殊途同归。真正意义的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曾经批评胡适和陈独秀的西化论并不彻底。他指责说：“胡先生所说的西化，不外是部分的西化，非全盘的西化。”[242]应当说，陈序经对胡适的批评是中肯的。胡适早在1919年，就明确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43]的主张，这个主张背后所隐含的价值取向，实际上就是学习西方，整理国学，构建中国新文化，已经是中西结合、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现代学术思路，是在文化现代化方面的创造性思路。从胡适后来的学术发展和社会实践来看，他是恪守了这样一种现代学术观的。因此，胡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盘西化者。陈序经还批评陈独秀的西化论：“陈先生所要的西化不外是民主主义和科学；除此之外，别没所要，则陈先生所要的西化，恐怕非全部的西化。……积极地主张接受全盘西化的工夫，陈先生还做不到。陈先生的在中国思想上能别开一个纪元，却在他根本地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244]可见，即使当年西化如胡适陈独秀者，实际上不可能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盘否定国学。
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了自承是“归宗儒家”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该书通过对东方化还是西方化（孔化还是欧化）问题的阐述，透过对西方、中国、印度三种文化类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提出未来世界文化必然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论断。该书展现了具有世界意识的多元文化观，打破了当时盛行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维定势。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认为，该书“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中国现代化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矛头是反儒学的，而正是在反儒学的**中诞生了儒学现代化的第一部论著”[245]。应当说，罗荣渠这个评论是中肯的。可见，对国学“保守”如梁漱溟者，没有也不可能违背现代化的潮流。相反，作为现代新儒家重镇的梁漱溟，正是儒学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这本身就表明，对国学的护持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
从上述梁启超、胡适、陈独秀、梁漱溟等代表性人物对于东西文化关系的论辩可以看出，无论当事人的政治立场、学术观点如何，都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实现中国现代化这个时代主题。症结只是在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其间，对于国学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环节。梁启超的“新化”（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演变出的“孔化”），胡适、陈独秀的“西化”，梁漱溟的“孔化”，无不与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相连，无不与如何直面国学有关。因此，我们说国学论争的实质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向问题，并不是夸大之词。（2）现代化问题论争中的国学观。
东西文化之争后，继之出现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根据历史文献，“现代化”作为专有名词，在五四以后的东西文化观论争中已经出现。20年代，严既澄、柳克述等人已经明确使用了现代化概念。胡适1929年在其有名的《文化的冲突》一文中，明确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的命题。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周年，刊发特大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该刊编者在前言中剀切陈词，认为今后中国如“再不赶快顺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不特无以足兵，抑且无以足食。我们整个的民族，将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246]。这个专辑的编印至今已近80年，今天读来，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感！回想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我们举国上下的共识是：落后就要挨打！如不迈向现代化、实现现代化，我们中华民族就会被开除“球籍”！当年的“难逃渐归淘汰、万劫不复的厄运”的警语，与数十年后将被“开除球籍”的警钟何其相似！该专辑发表的20多篇文章，集中讨论的问题，一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前提、困难和障碍；二是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这次讨论的背景，一是对民族危机的急切认识；二是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对民族危机的认识，源于对本国文化传统的反省及对西方文明优秀成分的认知；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源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危害，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西洋文明片面认同的反省和超越，特别是对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认识。这样一种认识的逻辑归宿，必然是对本国国情（包括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的政治经济现实）的反思，对西方文明弱点的认识。可以说，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当时中国思想界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关系问题的深一步思考，是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辩问题的深入。此后，关于现代化的思考越来越广泛深入，方方面面的人士都参与进来。胡秋原写于1938年、出版于1943年的《中西文化与文化复兴》，其专论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思路，就是现代化问题。在他看来，如果不是满族入主中原、实行闭关愚民之术，“中国也许早已现代化了”。他认为，“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于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我们抗战，是要打破现代化的障碍；我们建国，就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基础”。“所谓现代化不是别的，就是工业化，机械化的意思，就是民族工业化的意思。中国必须现代化，才能生存于现代国际环境中，才能洗刷我们的落后和污秽，浅薄和玄虚。而现代化也是中国自然前途。”[247]全盘西化的极力倡导者陈序经，1932年撰写了《教育的中国化和现代化》一文（发表于1933年），批驳当时流行的教育中国化观点。他认为，所谓中国化，实际上是抵制现代化，是以国情论来排拒现代化，是开倒车。他的结论是：“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只有现代化的教育，才是活的、生的、新的教育，因此必须“赶紧的，认真的，彻底的现代化”[248]。而他所谓现代化，就是彻底的西化：“全盘西化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所要明白的，是要自己化自己，毋待到他人来化我们。”[249]胡秋原和陈序经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颇为不同，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国学的问题上，立场截然相反。但他们在关于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而且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却是相反相成。可见，无论论者主观意识如何，客观上，国学（传统文化）问题的论争，渗透着中国现代化的精神。其实，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论争，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并非在时间上单线发展、前后相继，而是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正面讨论，从20世纪30年代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期。根据文献，仅仅直接以“现代化”命题的论著，就有相当数量。例如，杨幸之的《论中国现代化》、亦英的《现代化的正路与歧路》（1933），张素民的《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1933）、董之学的《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1933）、陈高傭的《怎样使中国文化现代化》（1933）[250]、周宪文的《“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化”》（1948）、吴世昌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1948），等等。
（3）中国文化出路论争中的国学观。
与现代化问题讨论密切相关，中国文化出路问题的探讨随之而来。1935年年初，王新命、陶希圣、萨孟武、黄文山等10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宣言”认为文化意义的中国不见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思想的内容和形式，都已失去本来的特征，在此状况下的人，也已逐渐不能算是中国人。“我们肯定地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作者认为，“要使中国能够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251]。“宣言”认为，要从事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必须用批评的态度、科学的方法，检讨过去的中国，把握现在的中国，建设将来的中国。为此，复古、西化（模仿英美、意德）、俄化，都不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因为这些主张“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和时间的特殊性”。“宣言”提出，“注意于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徒然赞美或者诅咒中国的制度和思想，都没有意义；对待过去的一切，应当用检讨的态度，“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把过去的良好制度伟大思想发扬光大，以贡献于全世界；把过去的不良制度卑劣思想淘汰务尽，无所吝惜。在这样一个价值原则立场上，吸收欧美文化中所应当吸取的，而不应当不加分辨地全盘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是迎头赶上去的创造，“目的是使在文化领域中因失去特征而没落的中国和中国人，不仅能与别国和别国人并驾齐驱于文化的领域，并且对于世界文化能有最珍贵的贡献”。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应有基本的立场：既要有自我的认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既不守旧，也不盲从。不守旧，是淘汰旧文化，去其渣滓，存其精英，努力开拓出新的道路；不盲从，是取长舍短，择善而从，在从善若流中，仍不昧其自我的认识。最终，“使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能恢复过去的光荣，重新占有重要的位置，成为促进世界大同的一支最劲最强的生力军”[252]。这篇“宣言”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限于本文的主题和篇幅，其间的是是非非此处姑且不论。如果单从文化建设的层面考察，从文化建设的主体性考察，从坚持文化的民族性的角度考察，则这篇“宣言”所强调的文化建设应当注意主体意识，提升主体精神，从本国国情出发吸纳外国优秀文化，增强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并关注时代性，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这些思想，在今天看来，还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里的关键，是作者们对于本国文化的分析的态度，对于本国固有文化优秀成分的肯定，同时对其糟粕的严肃批评以至抛弃的态度。可以说，在如何对待国学的问题上[253]，“宣言”还是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高度，从中华文明复兴的良好愿望出发，因而值得给予相当程度的肯定。之所以如此，在于“宣言”的思想脉络，是中国如何在现代化发展途程中，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保持文化层面的民族自我意识，弘扬文化建设的主体性。[254]这篇“宣言”所论辩的“本位文化”的“本位”问题，实际上关涉到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问题，亦即中国化问题，这个问题，在继后的文化讨论中，进一步凸显出来。张申府专门撰写了《论中国化》（1939）一文，艾思奇著有《论中国的特殊性》（1939），嵇文甫写了《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1940）[255]，至于其他虽然题目没有出现“中国化”而实际内容是研讨“中国化”问题的论著，则有很多。当然，论者间的观点并不一致，甚至相当矛盾对立，例如张申府、艾思奇和嵇文甫之间，其观点就很不一样。但是，现代化模式的“中国化”问题，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如何实现中国化问题，则是无可争议的关注重心。这本身也反映出国学论争的本质，反映了国学与现代化进程、与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不可分割的关系。
（4）近二十年文化热和国学热中的国学理念。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最初数年，国学的存在和发展似乎并不是问题。原因在于，在最高领导人的认可下，国学被当做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可资利用的资源。早在1938年，毛泽东就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56]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问题作了颇多阐述。在他当时看来，“中国的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绝不能割断历史。”[257]正是根据这样一种历史理性，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学被当做可以“批判性继承”的历史文化资源而受到相对的重视。但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内情势的变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进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彻底否定的极端表现。这个时期，传统思想文化是被作为彻底否定的对象、作为反面教材而存在。怪诞的是，即使在“文革”这样大革文化之命的时期，历史文化传统特别是思想文化，也一度受到“重视”，被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典型的如评法批儒、批林批孔之类，其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糟蹋，举世罕见。这从反面证明，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其生命力是极强的，无论你承认与否，它都客观存在，并且不可回避，甚至会影响到现实的社会文化建设。区别只是在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概念来指称而已。在“全面专政”的“文革”时期，用的是“封建主义文化”“反动文化”之类的名词，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分别用的是“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民族文化”）和“国学”。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重新启动，80年代中期，文化热开始出现，至今已持续二十余年。二十多年的文化讨论热潮，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80年代以激进色彩为特征、具有明显西化调子的文化热；二是90年代以弘扬传统文化为旗帜、具有明显保守色彩的国学热；三是新世纪以来大众传媒介入、大众参与度甚高的国学热。[258]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没有使用国学这个名词，而是使用传统文化这个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一度成了举国关注的问题，文化热遍及神州，影响海外。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对传统反思的结果，希望了解并解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文化再度涌入国门，形成对本土文化和现实问题的严峻挑战，需要理性应对欧风美雨的冲击；三是改革深入的必然结果，需要解放思想，促进文化价值观念的变革，建构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文化体系；四是对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和“文革”全盘否定传统的后果作合理的评析。[259]在这种背景下，80年代的文化讨论热潮的主调，基本是反传统，具有比较强烈的西化色彩。
90年代的文化研讨热潮，明确使用了国学概念，高举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有强烈的“保守”色彩，与80年代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各种各样“弘扬”传统文化的图书、影视作品，各色各样的国学讲座，纷纷登场。重新包装印刷的传统文化启蒙读物，新编的各种具有国学特色的书籍，从单本书到丛书，从原版古籍丛书到研究性的国学丛书，从数千字、数万字到数十万百万字，乃至千万字数亿字的“国学”图书，接连不断地问世，真正是你未唱罢我登场！在商场，在官场，在校园，在工厂，一时之间，似乎大家都在关注国学，人人都在弘扬传统，国学热真正到了近代以来空前的程度！这个时期的国学热，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文化作为历史资源的清理和发掘，是对现代化进程中本国历史文化价值的新的认同。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学热继续高涨。这个时期国学热的盛行，在具有此前90年代国学热的种种特征的同时，还具有了新的特征，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广泛介入，以及学术界之外的种种社会力量的参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成为传播国学的重要基地。于丹讲《论语》《庄子》，易中天讲《三国》，以及其他学者讲历史文化，推波助澜，兴盛一时。北京大学的乾元国学教室，北京大学、光明日报和新浪网联合推出的“乾元国学博客圈”，首批邀请全国100位国学界的一线学者加盟，“共同组成国学第一方阵，共同打造通过网络向大众宣传国学、普及国学的第一平台”。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梁枢在致新浪乾元国学博客圈教授“博主”的信中强调：“促进国学大众化是当代每一个国学学者的历史责任”。光明日报专门开辟了“国学”专版，研讨国学，宣传国学。至于冠以国学之名或者虽不以国学冠名但实际上是宣传研讨国学的网站，林林总总，不胜枚举。由官方支持甚至直接主办的各种类型的国学会议、国学讲座，接二连三；由学术界主办的全国甚至国际性国学学术会议，比比皆是；由实业界操持的国学活动，花样繁多；由中小学开展的国学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260]这个时期的国学热，相对于90年代而言，更加理性，参与面更广，群众性更强，实践性也更强。人们既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国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更从国学的具体内容出发，从现实的文化建设和社会需求出发，考量国学的价值和功能，从建设性的一面衡量发掘国学资源。[261]
如果说，80年代文化热中的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西化调子较高是一种偏颇，90年代在弘扬传统文化旗号下高涨的国学热有盲目认同的倾向也是一种偏颇，那么，21世纪以来的国学热，显得较为理性，更为实际，更多的是从文化的民族性一面认识国学的价值，从当代文化建设的现实需求，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高度，审视国学，扬弃国学，使国学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服务。[262]套用正、反、合的三段式，80年代是正，90年代是反，21世纪是合。这个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