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作为一种对科学进行的反思性实践活动，社会科学哲学本身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定位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其思想特征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但又彼此相关的一系列的认识转向，这一转向又内在地体现了一种逻辑上的一致性。实证主义的终结，尤其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相关而发展起来的后经验主义，从构成社会科学的那些认知实践和过程中来看待社会科学，使社会科学哲学成为了关于社会科学实践的反思性话语，它不再纯粹是认识论的，而是变成了与认知和知识相关的更广泛的论题。社会科学哲学基本观念的这一演变，是在它的一系列认识转向过程中完成的。[12]
一、逻辑转向（logical turn）
不同于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对经验的狭隘关注，新实证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引入逻辑的维度，在逻辑的和经验的维度之间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别。因为逻辑代表的是由科学语言所表征的知识形式，而经验则关涉世界的知识基础，两者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新实证主义的这一认识为其用自然科学来统一社会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统一科学”纲领，开启了理论可能，因为既然语言和实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的或映射的关系，“实在依赖于语言”，那么思维着的行为主体在认识中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了。[13] 制造理想的科学语言，用演绎的逻辑推理替代经验的归纳，为所有知识（包括社会知识）寻求逻辑基础，成为了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基本目标，由此，新实证主义的思想成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统观念。
二、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逻辑转向引发了语言转向。语言转向以语言的本质、意义、理解以及交流为主要问题点，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上。语言转向的整个过程涉及三个阶段，包括“以句法形式为取向的语形学阶段，形成了逻辑—语形分析；以言说对象为取向的语义学阶段，形成了本体论—语义分析；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的语用学阶段，形成了认识论—语用分析”[14]。逻辑转向跟语形学阶段部分重叠，仍然处在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框架内，强调的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形式，认为只有世界的逻辑形式才能得以抽象把握。在语义学阶段，波普尔认识到了“对实在的观察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亨普尔也开始用“解释”来替代因果性说明，试图超越形式框架来解释科学规律，因为经验的意义不仅存在于概念和句子当中，而且存在于整个理论的系统当中。其后，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意义使用论”的影响，语言转向进入了语用学阶段，已被抛弃的主体又重新进入了知识的视域当中，其最大后果就是，借用语言语用学来构筑知识对话的新平台，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寻求交流和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从而科学逻辑不可逆转地趋向于科学语用学。
从语形、语义到语用阶段演变的语言转向，本质上也是社会科学由从属地位开始向认识论核心领域转变的过程。语言转向促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生产、交流、辩护和合法化，是一件建立社会规范模式的事情，而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一种质询探索游戏规则。语言通常能够迅速为‘提问者’定位，被问到聆听者，被提问的‘指涉物’之身位，也随之被迅速定位：这样一来，语言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社会规范了”[15]。所以，语言转向实际上消解了实证主义“用假说的检验、证实或证伪来理解科学知识发展”的观念，也就意味着社会科学哲学脱离了自然主义的限制，能够在更大的空间中，使用理解、解释、意向、行为、因果关系、规则、整体、社会批判等范畴，发挥其对社会实在和社会知识的反思作用。
三、历史—文化转向（historical-cultural turn）
“历史—文化转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应用于社会科学哲学问题上的失败，由此引发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自然科学中是如此成功的那些方法，当想方设法应用于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目标时，却是完全失败的呢？”[16] 应当说，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引进“语言的维度”，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因为语言总是与生活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而“对人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概念的哲学阐释，要求把这些概念置于社会关系的背景中”[17]。这样一来，由于语言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产物，而科学知识就蕴含在语言当中，所以，语言转向的完全扩展就形成了历史—文化上的变革，对科学进行了根本上的语境化处理。文化实践中的冲突就会扩展到科学之中，科学不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纯粹自足的理性体系，而成为了由社会和历史所建构起来的文化的人造物。
“历史—文化转向”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一种自我解释、自主的社会科学模式的出现。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社会研究的“解释主义”路径得到了加强，凸显了同以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路径的对立。由此，来自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科学知识观点，包括观察的中立性和经验的“所予”，单一语言的理想和材料之于理论解释的独立性，知识条件和理论选择标准的普遍性的信念等，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从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本质的争论，进一步扩张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其他论题上，“在方法上，是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区别；在论域上，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或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目标上，是技术控制和增进理解之间的区别”[18]。科学开始呈现出相对主义的发展倾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思想流派，诸如女性主义认识论、社会建构论以及社会认识论等等。由此，如何从科学哲学的逻辑一致性上，通过凸现社会科学哲学跟自然科学哲学之间的连贯性，从而把各种具有社会属性的思潮统一在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范式下，避免相对主义出现所导致的科学哲学学科边缘化，成为了当代科学哲学能否继续获得学科发展生命力的重要论题。
四、知识转向（knowledge turn）
“历史—文化转向”诱发了出现于20世纪末的“知识转向”，它是一种认知的（cognitive）或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转向，本质上是朝向社会科学话语中知识的一种转向。它突出了行为人的心理意向特征，将知识定位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知识亲知就是行为主体（讲话者和听者）之间所共有的一种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由此“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繁增”[19]。事实上，转向历史和实践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当代科学哲学认识论的核心。一旦把所有的科学都视为历史的、社会的和自我反思的实践，那么产生了科学实践本身的那些学科，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学科，就都把知识的社会参与者（主体）视为理论的出发点，知识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它是意义的制造者，为社会整合提供了基本的结构。语用学以对讲话者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由此，“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入人的语言的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20]。
知识转向或认知转向促成了社会科学哲学中更为复杂的知识和认知主体概念的出现。通过对主体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使社会科学哲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它感兴趣的是运行于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过程和结构，并且普遍认识到，知识是在一种持续的认知发展中形成的，这些认知形式包括了研究纲领、传统和科学共同体。但它们所产生的知识不再仅限于认识实在之类的问题，而更注重跟世界之间的反思关系。只有通过认知过程、定义、理解、实践、结构和过程，以及构成它的实践的推理，所产生的社会事实才具有意义。
这四个“转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它们表明了社会科学哲学从认识论向知识问题，以及认知的实践、结构和过程的转变，正是在这种转变当中，社会科学哲学得以产生、建构、转化和应用，从而揭示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的情景转换，促成了社会科学哲学基本理论呈现出新的目标和定位。
社会科学哲学新的理论定位意味着，它不再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围绕从自然科学哲学那里借来的论题来进行组织，而是开创和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目标，形成了独特的认识论观念。这些观念主要包括如下几种。[21]
其一，反实证主义。
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四大转向的演变发展，也是实证主义观念的逐渐消亡和社会历史语境的逐渐凸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物理主义的终结。那种认为所有科学学科都可具有一致的科学语言的“统一科学”观念，受到了普遍的抛弃。实在，无论是自然实在还是社会实在，并不外在于科学并具有固定的秩序，它们并非不变的事实，也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性以能够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实在本身具有多重的发生发展秩序，是一个多维度的、不断运行变化的、具有积极创造性的整体，从而也是自组织的复杂整体。
伴随着物理主义终结的是反还原主义立场的出现。对于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来说，这里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纲领，即把所有科学的语言都还原为理想的物理学语言，更是反对实证主义用直接经验来认识科学知识和现象，以及用感觉来经验物理的事情或事件的认识论趋向。事实上，因为实在和社会具有多面的本质和特征，所以知识是不确定的，可能的解释也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做朝向某一学科或语言的简单还原。
反还原主义还导致了反本质主义的观念。实证主义的本质主义思想试图找到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但无论是适当的科学方法、理性程序，还是经验验证，都无法提供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性。因为在一个具有语境依赖性的历史发展秩序中，社会实在是变化和多面的，不可能把社会世界还原为一种固定的和不可变化的基元，从而追求所有事物的绝对统一的本质，就成为了无法实现的事情。
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还导致了偶然性观念的凸显。既然无法对实在做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要求，那么，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结果的科学及其话语，要为它寻求一个确定而可信赖的基础，就成为了不可能。传统的认识论过分强调了必然性而忽略了偶然性的认识论地位，事实上，偶然性是世界的产物，世界并非必然和决定论的，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偶然性的特征。正如罗蒂所言，社会具有“三重偶然性”的特征，包括语言的偶然性、自我的偶然性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性。[22] 那么，诸如上帝、理性、绝对精神、人和世界的本质、逻各斯、真理等传统上一切普遍有效性的信念，都被从根本上舍弃了。人的存在以及社会存在的偶然性，使得人类的信念与愿望成为了真理的标准，人的想象力成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有在适当的社会和伦理实践的框架中结合起来的科学知识，才真正具有实践的科学价值。
其二，知识的语境化。
社会科学哲学的一个显著性的观念就是，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具有明确的历史性。历史对科学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真理的相对化。不同于传统认识论情境下，具有永恒、超越历史和普遍性的科学真理，历史视域中的科学是相对于人类历史语境来定位的。虽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对普遍主义的反对，但正如科学不再具有永恒的本质一样，科学真理只能具有有限的普遍性。无论是库恩的“范式”，还是福柯（M.Foucault）的“话语”，真理的相对化的引入，已经颠覆了实证主义的静态科学观和科学线性进步的天真认识，相反，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得以生产、运行、传播的基本语境。
一旦把科学置于历史的定位当中，以及导致相应的真理的相对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开启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语境化知识的观点。转向语境（context），成为了社会科学哲学认识论当中的各种局域主义、情景主义和语境主义的主题。这些主题共同构成了当代科学的社会语境的基本观念。科学作为知识形态，是人类整体知识的一个子系统，是构成社会现象的重要部分。传统的科学观只看到科学的静态结构，只关注于科学的认识系统、知识系统和组织系统。而科学的社会语境观则把科学放在社会整体中来考察，将科学看作与社会相关联的互动体。“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它受到其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的统治思想。”[23] 事实上，科学作为一个系统，始终处于与其周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关联之中。任何科学发现和发明，任何理论的建构和提出，任何科学成果的应用、检验和推广，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因此，科学是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制约性的统一。
科学和知识的社会语境化，使得科学和社会严格划界的观念遭到了破坏，而这恰是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当然，科学中引入社会语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反基础主义的观念出现。因为如果所有的科学都渗透着社会的因素的话，那么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式之间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也就不可能为认识论寻求一种本质同一的可信赖基础，这也就引发了关于知识和认识的不确定性论题。
其三，知识的不确定性。
社会科学哲学认识论中的这种历史的、语言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不是把知识建立在特定的基础上，而是认为知识包含自主性和自反性的观念，这就与寻求统一性、普遍性以及科学知识的最终确定性等一系列旧的知识论假设相背离。由此就不可避免地把认识论的不确定性论题引入科学的核心当中。这种对传统科学观念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可错论成为所有科学知识的一个显然特征。这种“可错的世界改良论”使得规范的科学知识几乎成为不可能。[24] 由于缺乏构成性上的一致，现实世界受到了普遍多元的反映，科学的世界图景不仅是对实在世界的客观表达，更是科学共同体间约定的语言世界，科学家所面对的除了自己的言语行为能力之外，更身处于自己深嵌其中的社会历史的境况之中，这样，科学理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叙事知识”，相反，其合法性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的论辩才能成为可能。
其次，理论体现出明确的构成性本质。科学知识除了以“镜喻”的形式提供外部实在的知识描述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起着构造和建构实在的作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造的世界。理论的构造作用，在后经验主义者库恩、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汉森（N.Hanson）、图尔明（S.Toulmin）等人那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因为“观察是负载着理论的”，科学在其首要的认识论和理论意义上必须构成它的对象。正因为如此，“理论可以是不充分的或不确定的。当一个理论失败时，它就是不充分的；当它未能产生出独特的预测时，它就是不确定的”[25]。当然，即便一个理论并非是完全确定的，它仍然具有说明力，因为确定性只是评价理解力和说明力的适当要素之一，不管在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中，情况都是如此。无论如何，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取代了传统对确定性的期待。这一点对于当代大多数实在论观点，诸如建构论、自然化的认识论等来说，具有核心意义。
总体上讲，社会科学哲学中科学认识论的理论定位的这些转变，模糊了自然的、人文的和社会的科学之间的概念，无论哪一学科中的科学知识，都与传统上诉诸主体、研究方法所不同，而是更多地受到了核心论题、伦理—政治以及公共性的影响，都要求经过科学共同体，尤其是社会公众的辩论和介入。虽然公众的辩论不一定能够产生真理性的陈述，但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一种科学知识，只有在其作为知识而存在的根据得到认同时，才获得了某种合法性”[26]。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后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共识，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