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上说，实用主义者几乎都是反理性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休谟虽然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也体现出反理性的特征，正像他自己所认为的：“亦即我们对于世上因果关系的认知是取决于我们的情绪、习俗和习惯，而不是取决于理性，也不是取决于抽象、永恒的自然定律。”[25]从皮尔士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很容易看到他的理性主义思想还带有浓厚的先验思想和科学主义思想。这是可以理解的，皮尔士对实用主义的提出有他特定的历史背景。詹姆斯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凸显了他的心理学功底，主要表现在其把经验用意识联结起来上。横向上看，经验不同，每个人的意识便不同，社会便会复杂起来；纵向上看，“意识流”还负责联结感觉、意向和观念。杜威的研究中进化论的思想非常明朗：有目的的生长、有欲望的行动，等等。他的经验中的自然主义观念体现出生物与自然界的互动，也表达了社会成员与社会间的互动。总的来说，实用主义者们关心的不是理论构造，而是实际行为，不是要将观点形成一般的原则，而是要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实用主义从古典到现代的发展历程中，以及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着“有目的行为”，“效果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理论的产生除了被作为行动指南，别无他用”等理论。从皮尔士到罗蒂最明显的变化是标准的宽泛、对永恒真理的否定。
一、皮尔士的来自不完全“科学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根据皮尔士的观点，一门科学应该是为追求真理而诞生的，所以科学就应该追求真理。[26]他的理论凸显科学性、严谨性和逻辑性。但是，其科学理论构建又区别于前人。皮尔士认为，就算一个科学理论可能没有办法给予精确的预测和判断，但是这些理论在人类生活中同样可以带来乐趣和教育意义。这一观点明显不同于皮尔士之前的需要有精确预见和判断的理论构建者们的观点。但就像他所提到的那样，“感觉之间的联系是由普遍规则决定的，我们还意识到它受习惯的控制”。“一个最原始的、基本的精神活动法则就是概括的倾向。”[27]但在詹姆斯的“意识流”中，“普遍规则”的消失体现了“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差别。
具体来看，皮尔士研究社会科学时，会尽一切可能消除社会现象中感性的部分，仅仅抓住理性的部分进行分析。皮尔士通过研究康德而进入哲学，跟随康德的脚步规避了物质和精神的划分，所以可以看到他的先验思想的影子。他认为社会成员由于成长环境及客观背景，会带有与生俱来的观念和思想，强调了万物都有永恒本质和不变规则的教旨和教条。而且他相信“存在着一些真实之物，它们的性质完全不依赖我们对它们的看法；这些真实之物按照固定不变的规律影响我们的感官，尽管我们的感觉随我们与对象的关系的不同而不同”[28]。因此，在皮尔士的研究中，他着重强调最初的信念，尽管他认为我们应该对很多事物怀疑，但是并不像笛卡儿的怀疑论那样怀疑事物的根基。对于大多数事物来说，起初本能的信仰判断多数是正确的。皮尔士的科学理论中凸显“可错论”，任何理论只有在无法修复的状态下，才可被替换。
可以看出，皮尔士着重研究的是社会事物背后的普遍规则，他认为这样才能得出可以改变世界的方法。需要指出的是，皮尔士尤为关注与兴趣和影响有关的个别规律。他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总体上是整体主义的，他确定了规则可以在行动中起到支配性和指引性的作用。
二、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
詹姆斯继承了皮尔士的一些理论，尤其在“有目的行为”这一问题上。同样一个理论必须具有很强的行为指导意义，否则它没有意义。在皮尔士的思想中可以看到较为明显的“先验主义意味着一切”，但在詹姆斯的思想中却看不到先验主义的影响。因为詹姆斯是从心理学领域进入哲学领域的，所以他的哲学思想带有很强的人本主义和生物学思想。
詹姆斯认为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应该接近于人类的生活，“意识中的某物和物理概念的某物是同一的”[29]。詹姆斯的彻底经验主义在研究社会经验时，不仅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同时对经验的阐述有别于皮尔士，几乎忽略了理性的部分。他认为社会经验不是单独的，它们是一种有内在流动性的东西。在两个经验之间，我们的思想意识作为桥梁，而思想意识只有人类才会具有。詹姆斯强调“意识”不存在实体，但是可以使用。他并不认为任何事物是客体或主体，而是绝对的“认识者”或“被认识对象”。因为这与具体的研究背景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任何事物只有在人正经验着的时候才能说它是存在的，而得出的结论可以指导我们的行为时，或是生活向不同的方向发展时，才能说这个结论是有意义的。从另一方面说，在詹姆斯的观点中我们已经看到他对皮尔士有关于研究事物的改变。他认为社会是多元的、复杂的，不应该被抽象成一个唯一的、可遵循的标准和一般理论。既然经验与经验之间是有“意识流”的，那么就不可能有永恒的标准。从这个角度看，詹姆斯在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方法论方面是个人主义的，其强调了经验间的互动。
詹姆斯用实用主义方法论阐述了他的心理学，他说：“我们的经验具有一种独特性，即它们不仅存在而且被认识。经验的‘意识的’特性用来解释这种独特性，但用经验的彼此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本身也是经验——解释这种独特性可能会更好。”[30]因为他知道这种特性不可能一概而论，不可能有像理性主义者们所宣称的统一规则或是永恒真理，按照他的“纯粹经验”的理论，经验在混沌状态下无法分出主观与客观，但是他们来自不同的经验材料，至少是有差别的经验材料，这些不同使得经验与经验之间的关系相异，因而就会产生不同的特性。从这个角度看，詹姆斯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个人主义的，他注重个性差异。“意识流”连接感觉、表象和观念，每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和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信仰。而这些信仰可能虽然是共同的，但却来源于不同的背景。这些信仰即为持有之人很好的生存方式，我们应该承认它们的合理性，因为在它们解决某一类问题时显示出有效性，而这样的有效性可以让人获得幸福。就像《生活值得过吗》一文中所说的“一切都依赖于把握心灵的能力，依赖于给予心灵获得生命流动的能力”[31]。得到这种信仰的意识不仅仅来源于唯物主义中的“物”，而且还有直觉。詹姆斯强调自己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注重直觉，直觉是事物到达意识的最佳的捷径，虽然不准确，但却可以给予心灵最强劲的力量。
三、杜威的经验自然主义
杜威也强调了一种互动，但他的互动来源于进化论中的优胜劣汰，是一种生物机能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他的经验主义研究更强调自身与环境，而不像詹姆斯以自身内部为出发点。这种互动即为刺激—反馈，由此“我们必须在那些不断变化的事物的相互作用中寻找一些适合的认识对象和认识手段”[32]。同样，我们只有在社会成员与社会环境的互动作用中，才能找到相应的认识对象和手段。所以，杜威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具有“工具主义”的色彩。在此过程中，杜威把经验具体化，他认为经验是无形的，需要用实实在在的存在之物表示出来，如桌子、椅子、疾病等。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经验和自然是密不可分的，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在这样的互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可以运用于生活之中，并给予行为指导，如果这一指导是有效的，那么这一结论即为有意义的理论。对于杜威而言，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于可以解决问题，可以不带有价值偏向。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杜威强调“情境论”，每个经验的发生在当时的情境下都是独一无二的，体现为一种特殊性。他反对“美好生活就在于人们在生活中要固定不变地信奉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33]的说法。他认为任何科学的意义都在于过程，而过程就是没有确定的或是已经确定下来但还有变动的可能性，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而且如果一种不变的信念不能用来解决问题，就没有任何意义。
杜威对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贯穿着“工具性”和“互动性”。他相信人类经验和人际关系能够产生一种关于人类利益的一致性的强烈意识，并能激发一种使这种意识变为现实行动的能力。[34]在经济领域，人们为了参与到某种有价值的经济生活中，他们可以忽略历史和经济制度的经济决定论。当然前提是现在所参与的经济活动的规则可以维系货币价值和私人利益。在方法论个人主义的问题上，杜威坚信个人是研究社会的出发点和重点，但要想研究个人，就不得不把社会成员的思想放在社交生活中去研究，因为个人只有在进行交流的时候才能算是一个有意义的社会成员，或是有意义的研究对象。在杜威看来，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作用就是在对人际关系的真实情况的探索中，找到一种新的、有效的道德或是认可。
杜威同样认为我们的知识也应该代代相传，并且每一种知识或观点都应该带有各个时代的印记，并对解决当时的问题是有效的。在他的教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首先强调“民族意识”，这与他的“情境论”是分不开的。他认为教育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改变每个被教育者先前不适应社会生活的行为，并激发其能够更好生活的行为过程。因为每个人都隶属于他的民族团体，所以会有特殊的目的和行为。在教育的过程中，他不希望是被动地汲取，而是要主动并积极地学习，尤其会能动地接受很多有利于他生存的思想和行为，对他进行现实的“改造”。
四、奎因来自“逻辑行为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奎因在语言中用语言逻辑研究理论，进而探索到方法，而他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否定最能体现出其语言逻辑的思想。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方法规避了社会事实的讨论，而转向对语言的讨论，是一种语言的约定。这种约定有助于解决问题，但对于真理的探索却要有条件地使用。
实用主义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来处理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奎因所提倡的“自然化的认识论”，其为一种对认识论进行自然化处理的哲学主张。由此，在奎因那里，自然主义也就成为实用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奎因在对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将实用主义与逻辑经验主义相结合，恢复了知识的本体论地位，阐述了自然化的认识论以及科学的整体论等哲学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逻辑实用主义。奎因在一定程度上追求语言的效用。他的本体论思想是“本体论的承诺”。他的这一思想规避了社会事实，只是在一定的语境中才需要，或是一种暂时的代替。它可能没有与之对应的实体，但它的出现对一些理论有帮助，这些理论是可以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在他看来，一个虚构的词语虽然没有存在的价值，但其确实有意义或是具有空间—时间的内涵。所以，当我们约束这些“有些”或是“有的”变量时，就会到达本体论的承诺。在他的研究中，始终都会把语言学的研究放在首位，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他觉得：“对任何科学理论系统的采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语言学的问题，则对一种本体论的采用也在相同的程度上可以说是语言问题。”[35]
在真理问题上，“奎因反对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并且这两个教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同一的”[36]。他认为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事实的真理，和以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间的区别不应该存在。因为从分析性的观点来看，带有语义规则的人工语言概念是一个极其不定的东西。决定一种人工语言的分析陈述的规则，仅仅在我们已经了解分析性概念的限度内才值得注意。尽管之前大家都说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间有很强的分界线，但其实根本没有画出来。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结构。他反对皮尔士的理论：“一个陈述的意义就是在经验上确证它或否证它的方法。一个分析陈述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得到验证的那个情形。”[37]奎因认为如果实证说可以被看成是陈述统一性的适当说明，那么皮尔士的观点是成立的。可是“一个陈述和增强或削弱它的验证的经验间是什么关系？”[38] 如果是直接被翻译的，会落实到每个词语上，但奎因认为：我们应该研究科学理论在整个科学世界中的意义，而不是一个词语。他认为科学研究应该双重地依赖于语言和经验，但语言和经验不需要一一对应。物理对象和其他领域的研究对象只是在程度上的不同，都只是文化的设定物，并不是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区分。同样地，语言的承诺可能仅仅是一个桥梁，通过这些桥梁可以达到“有效的”目的。在奎因的概念中，“科学概念系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理论也站在严谨的、逻辑的语言逻辑的角度研究。
奎因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语言逻辑思维表明，首先他必将是一个社会科学整体论的支持者，因为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任何理论都要放在科学这个大网之中。其次，他并不像杜威或詹姆斯站在生活情境的角度研究人类语言的有效性，而是在语言的逻辑中研究，更在意社会科学概念这一语言是否能够很好地表达出社会科学的经验对以后经验的预测。然后，奎因颠覆了传统的行为主义语义学。他反对从人的外在行为来理解他们的语言。因为他否认行为的本质和偶然性的差别。他认为应该在一定的语言背景下用一种语言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他们一定指的是同一个事物；如果想把一个事物或是事物的行为与一个有可能跟它某一方面有关的词语连接起来，就会由语言背景的不同产生不确定的翻译。
五、罗蒂来自“文化评论”的社会科学哲学
罗蒂更加注重个人的作用，认为每个人都是独有的唯一，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可效仿的。奎因和罗蒂都强调社会科学研究与生活和环境的互动。罗蒂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像是一种非传统意义的科学研究，以反本质主义、反镜式研究、反对客观事实和永恒真理为显著特征。因而，罗蒂的研究核心在于人的兴趣、目的和信念。
罗蒂虽然秉承了古典实用主义的精髓：理论的意义要成为有效改变世界的行动指南，每个人的行动都与他们的目的有关。但与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相比较，罗蒂的理论更加开放、多元，更侧重于考察社会成员和社会事实的差别，而非统一的部分。在模糊主客观的区别方面，罗蒂比奎因更彻底，但在逻辑性方面却不及奎因。在罗蒂看来，哲学的功能不是认识，而是教化。[39]就是说要不断地寻找更新、更好、更有趣和更有效的说话方式，而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不断地与不同的人，即不同的生活与文化背景、不同的历史朝代、不同领域的人进行对话。而这种教化的结果就是不断地重新创造自己，使我们变成更好、更有趣和有效的人。[40]罗蒂是反符合论的拥护者，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地指导我们与世界打交道，这种认识就是正确的。在罗蒂看来，我们要找到一种社会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并不需要指导人类发明或创造出什么，而是要求人们尽可能实现丰富的私人目的。他偏爱一种被称为“文学批判”的方法，认为批判是一种交流和沟通，而文学则是最能体现一个领域或一类人的信仰的载体。从这个角度看，罗蒂同样是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支持者，他同样认为不同领域的人的对话是研究社会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的隐含前提即为各个领域的区别，因此区别是罗蒂观点的前提。但从纵向上来说，罗蒂是反本质主义的，他积极模糊本质与现象的区别，因为他并不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他同样也是反科学的，因为他强调文化是一个大概念，因此，罗蒂强调科学也是这个大概念中的一部分。在他看来，科学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对自然科学是有效的，但对社会科学是没有用的，因为社会科学中的一切都是暂时的、易变的，不存在可预见或是可推测的社会科学事物。
种族中心主义是罗蒂有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最佳代表。他认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比自己所了解到的更好的信念，那就不如从自己或是从自己认为是对的点出发。[41]与另一些人交流，他们可以取长补短，各取所需，这样的交流就成为一个有效的沟通。而每一个人沟通的出发点都是自己的目的。有效沟通的增多，改变世界的有效方法也随之增多。比如，当你与一个少数民族交流时，你会发现在他们固有的生活中，有一些是不为人所知的，但可以让人产生浓厚的兴趣。比如傣族的泼水节，当把泼水节发展成为一种旅游文化时，既丰富了人类的生活，又让他们的文化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很有效的“对话”。
综上所述，实用主义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对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并没有中断过，虽然尚未构成研究体系，但从横向上来说，他们的研究方法的特点与其他哲学派系的区别已经显而易见；从纵向上来说，皮尔士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到罗蒂的对话性和文学批判性的区别十分明显。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中，我们不仅看到理论结构越来越松散的趋势，同时也能感受到在它研究下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相关学科的靠近与相似。实用主义方法下的社会科学会自然而然地冠以“后现代”的称号，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研究同一社会共同体下所遵守的社会规范，而这一社会规范并不是源于普遍规则或永恒真理，而是源自信仰。而他们的信仰与所谓的阐述的精确性和预测的精确性无关，而与是否能够更好地生活和幸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