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马克思历史观与资本逻辑批判的内在关联与时代演进，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大学术景观。之所以如此，主要由于以下原因。
第一，回应重大时代问题挑战、理论返本开新的需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西方学者欢呼“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灰飞烟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向何处去、马克思主义是否还具有当代性和在场意义，就必然成为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的重大时代挑战。而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举世瞩目的成功，需要从马克思当年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高度加以阐释。如何认识当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如何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如何说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说到底需要科学看待资本的历史地位和人类的世界历史道路。而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进一步使一度被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是“灰飞烟灭”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重新出场甚至被热捧[1]，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2]、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3]、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重读〈资本论〉》[4]都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重新与后资本的社会主义道路，与历史观深度关联起来加以考察。学界关注焦点重新回到资本批判与当代历史走向的关联，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理论高度。时代反思促使学界重新研究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历史观的原初语境与本真意义，进而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两极相通，返本开新。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最前沿的创新发展都越来越深度地依赖对马克思主义原初语境的理解这一前提。研究的最新前沿越是向前拓展，越需要对最初源头有更深刻的理解。要科学阐释当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如何改变了世界历史场域，首先必须准确理解当年马克思如何看待和批判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逻辑。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马克思历史观一脉相承并有本土创新，其前提依然是对当年马克思思想的正确阐释。而不断回到原初状态，重新理解并重新出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逻辑的重要形式。
第二，积极应对西方“马克思学”的种种挑战，深度捍卫理论创新源头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对马克思原初语境的理解，成为全球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争夺对马克思新世界观本真意义解释话语权的关键战场。西方“马克思学”对马克思思想的歪曲误解大多都是从歪曲误解马克思早期思想入手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当年马克思新世界观原初出场的状态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历史跨越。重新考察马克思当年所处的历史场域，是深度理解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的前提、基础和关键。而资本逻辑批判与马克思新历史观的关联，是深化研究马克思新世界观出场根据和本质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思想史考察、文本文献学解读还是出场学研究范式，围绕马克思早期与晚年的思想关联、异化与人道主义等问题，都将涉及如何评价马克思早期思想中对古典经济学批判与哲学革命的关联。拉宾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5]一书中曾经提醒人们要将马克思的世界观转变看作马克思积极投身当时的革命实践并在哲学批判、古典经济学批判和历史学批判中相互作用中综合推进的产物。在当代中国学界，陈先达教授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两次转折》[6]一文中针对西方和国内学界存在的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新发现”贯穿马克思一生的观点，首次阐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不在于是否存在于早期和成熟时期，而在于其理论的基础和理解的本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其基础从早年马克思信奉的费尔巴哈的人本辩证法转向后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批判，因而与后者有深刻的内在关联。从此，黄枬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7]、陈先达的《走向历史深处》[8]与靳辉明合著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9]《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10]等都在这一领域做了深度阐释。此外，学界十分关注研究早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思想，因为正是马克思意识到理解国家的秘密在于市民社会，而打开市民社会秘密的锁钥在古典经济学批判，因而马克思才真正深度钻研古典经济学，做资本批判。然而，市民社会仿佛是一座桥梁，一边通向古典经济学，一边通向历史观。因此，要通彻理解马克思市民社会观，就必须更深刻地研究资本批判与历史观的关联。
当然，一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解答：即便马克思新历史观在形成后也是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如在《资本论》问世前后就有相当的变化。因而，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演化逻辑究竟如何关联的，特别是在当代资本创新资本创新逻辑条件下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与当代历史场域的关系，与后马克思主义对话，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接着讲”面对的一个尚未解决的新课题。近年来，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形成了新的思想掘进路向。张一兵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11]一书中首次区分了所谓“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在初步涉猎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反思的：这一著作表明了“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12]。因而，知识不够的经济学批判或资本批判造就的对整个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解释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而《资本论》则在丰富和深刻的资本批判基础上形成了专门针对资本社会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孙承叔在《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一书中则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不断深化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发展、演化各个时期的重大决定性影响。作者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观是建立在现代史观基础上的，因而该著作通过三方面展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历史观，即资本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马克思的古代史观、作为时代精神的鲜活的历史唯物主义。[13]正是在这一领域，围绕关于如何重新理解和定位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批判与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关联问题，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争论。这些争论提出了新问题、新见解，超越了前人，与全球学术对话，重新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整体性，推动了学术发展，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前沿中的重要支点。
即便我们理解了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与历史观出场与演化的历史维度的内在关联，也还不能说真正全面理解了马克思，理解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当代历史观意义。正如大卫·哈维在《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14]一书中所说：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造就的不仅是具有历史维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也具有空间维度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资本逻辑的空间拓展就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因此，没有空间维度，我们对马克思资本批判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解都有可能是褊狭的。这一思想是他从《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共产党宣言中的地理概念》一文就开始秉持的观念。在《新帝国主义》一书中，这一观念得以大大拓展和强化。的确，我们需要从这一理论前沿思考出发。但是，又不能简单地重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一虽然高度概括但是仍然不够准确完备的概念。我们宁愿用揭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本质结构的“交往实践观”这一观念来取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马克思生活于旧全球化时代。马克思所批判的“旧世界”，正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世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正是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的批判性反思的“世界历史观”。对“世界历史”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本性的反思与批判的需要，推动着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发动哲学革命，进而找到通向后资本社会的科学路径，从而创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交往实践观是马克思科学把握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本性的基本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