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实践论》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高度阐述“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的根本原理时，毛泽东同志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出发点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来源问题，以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有康德式的“分裂症结”：一方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存在方式主要在本文中。文本意义是通过翻译、通过知识分子的文本解读和传播而来的，那么，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当然在国外，载于书本的才是真理，而最接近原本的传播者和翻译者——大大小小的赫尔默斯就是信使，他们是真理的代表或化身，至少比芸芸众生更接近真理话语之源。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产生于中国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与概括中，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源泉和基础。按照这样的逻辑，千百万从事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者才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用自己的浴血奋战和辛勤汗水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并成为检验国外传播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那么，两个逻辑究竟是什么关系？一方面，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传播而来的事实；另一方面，我们更要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观点。那么，重要的选择就是“结合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一经结合，就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作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主要功绩在于解决了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现代性社会的问题。它的历史地平线依然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而它的最关键的三个基点就是：帝国主义、马列主义、中国国情—革命实践经验。
这就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系列基本问题。
第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场路径？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
对于这一问题，《实践论》给予了科学解答：实践，只有实践，才是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一切认识的基础和源泉。后来的思想史实表明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样产生的。
从自己的实践出发，当然离不开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的认识。但是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和结构的认识，是为了准确理解本国的“置身性”地位和特点，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对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等实际情形的了解和认识是理论的出发点。对毛泽东思想诞生、发展历程和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经验和意义，我们大多耳熟能详，正因为如此，一些被人们看似熟知、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东西，却往往被忽略了。其中之一，就是毛泽东思想诞生发展与全球化的关系、与马克思和列宁的交往实践观的内在关系。我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与马克思、列宁一样，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理论诞生的历史地平线；交往实践观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哲学中心视野。与列宁所不同的是，思想者生存地位有着重大差异：毛泽东不是生长在一个沙俄帝国、世界中心环境中，而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从边缘化的地位来探索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的真理的。许许多多像毛泽东一样、生长在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边缘国家的革命领导人，都不仅具有对帝国主义的深切理解，即“中心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具有对自己所处国家环境特点的深刻认识，即“边缘意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就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对一个国家社会阶级结构的一般性分析，而是为了对处于帝国主义全球化压迫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依附性社会各阶级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采取何种态度的考察，回答“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从而为革命总路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当然，仅仅这样来判定毛泽东思想是肯定不够的。如果我们做些更有深度的分析，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个性和空间边界达到深度认知，那么，我们应当着眼于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等存在差异的历史根据。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说明毛泽东思想与其他相关思想之间存在着历史的或空间上的三个差异。其一，与中国近代史和思想史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条件下的中国现代化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和思想精华。其二，与列宁主义及帝国主义论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在边缘化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诞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三，与交往实践观的普世性理论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在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本土化（相结合）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第一点是论述如何从历史基础出发看毛泽东思想怎样从实际出发；后两点则从对话的角度看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与当年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大背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既限定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问题域，更限定了他们一代人的解答方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毛泽东对这一背景有着十分深刻而准确的说明。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域就是如何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条件下“救亡图存”“救国图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所谓中国近代史，无非就是资本—帝国全球化对中国的侵入、挑战的历史，是中国在西方列强威逼下一步步被动“融入”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体系，逐步被控制，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更是中华民族应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挑战、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显而易见的是，没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没有西方列强用工业文明得来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将中国纳入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殖民版图，没有这样一种强制性的交往实践，中国就不可能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也就不会产生毛泽东思想所必须解决的“救国图强”的问题域；没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被帝国主义、红色全球化对立运动所取代而造就的新全球性格局，也就没有作为边缘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变化的可能，也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
毛泽东思想是在一个边缘国家中关于如何应答帝国主义全球化挑战的话语逻辑的必然产物。这一挑战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就现实地摆在中国人面前。在毛泽东之前，许多中国近代的仁人志士用了许多思想方案来解答这一关乎民族生存的大问题。人们也无数次地谈到：由于前人的阶级局限性，使得他们对问题本性的分析和解答方式走入歧途；只有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才能真正做出科学解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等等。这些论点固然不错，但是，这还很不够。一个为人们忽略而更为深层的问题在于：不同时期、不同阶级代表的见解，尽管如美国学者费正清“挑战—应战”模式所言都是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挑战的应战，但是，究竟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演变的关系怎样？为什么毛泽东能够提出“新民主主义论”？“从后思索”，即从马克思主义交往实践观的视野来反思，两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哲学逻辑？
一种可能的理解方案是：他们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不同阶段对中国影响的产物，也是中国本土对变化着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反应方式的演变。应答的逻辑与挑战的逻辑是完全对应的。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时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经历了前后两个基本阶段。与此相关，应答逻辑也分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革命两个阶段。
不同阶段上，在侵入中国的不同阶段上，就逐步改变了中国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从而也激发了不同的反抗、反应和思考。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侵入中国的进程存在着三步日益深入的挑战，造成中国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激起了相应的反应。
第一步，中国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在物质技术层面上的碰撞和对接，封建统治体系开始破裂的阶段。“工业文明—农业文明”，“坚船利炮—长矛大刀”，悬殊的物质技术力量对比的结果，造成中国国门洞开、割土赔款、丧权辱国，因而被迫与西方国家、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进程直接遭遇，被迫走向现代性、走向世界；切肤之痛使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大梦乍醒，朦胧地意识到西方物质技术的厉害，因此被迫向西方学“奇技**巧”，开展“洋务运动”。但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仍然强力抵制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洋务运动只限于在物质技术层面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对接。中国第一次有了近代工业和工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是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的起始。但是只是在物质技术层面上的对接是肤浅而无力的，终究要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竞争中再一次落败。
第二步，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对接，制度变革时期。两个阶级扮演了冲击封建制度的领头雁——农民阶级和市民阶级（资产阶级）。农民大量破产，极大动摇了封建的根基。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的太平军借助于天主教造反。这一方面说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在意识形态上开始影响中国的农民运动，“天国理想”已经与历史上的农民理想有所差异；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民阶级并不真正了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本性。这是一次错误的历史对接。当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全面侵入、社会结构加速转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已然形成时期，在这一阶段上，以变革社会制度为重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被推到历史前台。从早期的市民阶级实行“康梁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实现了从形式上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风云人物或领袖人物，从孙中山、黄兴到章太炎、秋瑾等，几乎无一不是留学海外、深受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思想影响的人物。他们成为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制度和现代性制度正面嫁接到中国来的桥梁和纽带。然而，不真正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封建土地所有权，不在经济制度变革、在思想层面上有一个大解放，形式上的共和国是虚弱的。
第三步，在思想层面上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全面对接和碰撞。五四新文化运动，使代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造成国民心理的大开放和大撞击，“打倒孔家店”——以西方思想为蓝本，对封建思想的批判是深刻的，然而也是片面的。“片面的深刻”正是这一运动的特点。“东西古今”的争鸣正是全球化在中国思想层面的集中表现。它反映、表现的主题正是全球化与中国的交往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工人运动的崛起，两者的结合，同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产生中国共产党。这表明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地理的大发现：一个对抗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红色全球化进程开始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
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新的交往格局改变了整个世界体系。一方面，作为大垄断阶段的资本帝国主义不仅以战争相互排斥，而且特别压制殖民地的民族工业。因此，买办资产阶级代替了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本主义取代了民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在中外联合扼杀下，再也无力成为真正的民主革命的先导。反之，与大工业（包括买办资本主义垄断工业）相联系的工人阶级却不可遏制地发展起来。他们的政治觉醒和独立，成为在新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与之对话、救中国的领导力量。
为什么“救中国”这么难？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势力的强大和中国的积贫积弱；为什么“救中国”道路这么难寻？因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进程有阶段性、成长性，对中国的影响渗透也有一个过程。为什么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自我觉醒、农民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等“救中国”的行动都宣告失败？这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与中国的交往关系和关联方式。
“新民主主义论”之“新”与“旧”的根本性差异，当然在于革命的性质、领导阶级和革命前途等不同。但造成这一切差异的根源仍在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不同阶段。毛泽东曾经援引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以1917年“十月革命”为界，世界格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后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体系。“十月革命”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冲破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从而使“全球化”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成为两个相分离的概念。不仅如此，在全球化体系的对立格局中，红色全球化向度还上升为主导方面，决定了世界格局的性质和走向。任何殖民地的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过去属于旧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体系，现在则属于新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即红色全球化体系。
革命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关键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的转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个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但早已成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现在则更成了这种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1]我认为，世界体系性质的剧变、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格局转型由两大因素造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大垄断、帝国主义大量资本输出造就的对于殖民地日益加剧的高度压榨，没有就不会有民族工商业的迅速破产，民族资产阶级就不会迅速衰败到难以承担革命领导重责的地步；没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就没有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本主义诞生，他们不再代表自由放任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利益，而是代表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和新官僚贵族利益。没有大垄断的迅速侵入，就不会有直接受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压迫的工人阶级人数的迅速增长和他们的政治觉醒，也就难以造就民主革命的新领导阶级；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现实，因而两大全球体系的对峙格局就不会出现，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的传播几乎仅限于欧洲大陆和美洲，限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宗主国、工人阶级较为集中的地方。而在五四运动以前的近代中国，由于产业化和工人阶级不发达，对马克思主义零星介绍不可能产生什么大的影响。然而，在帝国主义阶段，在中国买办产业化和工人阶级大量产生的阶段，十月革命的炮响和马克思主义传播就得到了迅速回应。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她的出身（以买办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为主），就直接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沿。可见，“新民主主义”的可能性，正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新阶段——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世界体系的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社会结构的产物。在这一新地平线上，中国与世界建立了新的交往实践结构。一切旧的阶级，都沉沦到这一滚动着的历史地平线以下。只有在工业文明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平台上，农民阶级反封建、变革土地制度的要求才能得到满足，民族工业发展的愿望才能真正实现。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宏大历史背景。从这一实际出发，才能真正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因此，在坚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路径这一原则基础上，《实践论》科学解答了两个关系问题：其一，来自国外的原初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其二，国外的实践与中国的实践的关系。《实践论》强调“还原法”，就是将普适性文本意义、普遍化的理论还原到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出场路径，因而将所有理论形态、结论和观点都还原为出场形态。语境就是历史实践，理论不过是某一历史、民族实践的理论表现。因此，当它需要跨历史、跨民族地传播和应用时，就不能直接地变成普适性的，而是需要通过本土民族实践的再检验。《实践论》凸显了马克思关于“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哲学革命的思想，将实践直接作为一切认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
《实践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场路径。究竟是原初理论的简单传播论、移植论、结合论，还是必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新理解、解释和重新创造，重新出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观。《实践论》批判了一切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不是原初理论结论的“现成在手”，照搬、传播和移植，而是“重新上手”、重新出场和重新创造。一切脱离实际、脱离实践、脱离群众的本本主义解释学学风，文风不正，误导实践和群众，应当加以摒弃；一切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和原则都必须在中国实践中重新加以检验，加以修正和发展，就是说，要根据中国实践重新出场。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条件。作者中心论还是读者中心论？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解释学。如果是作者中心论，或者是文本中心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然是原初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全盘照搬和简单传播，那么，接近作者或文本的“赫尔墨斯”就获得了比亲身实践者同时也是理解主体更多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不破除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迷信，那么，中国实践者，特别是作为中国实践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就永远不能成为自主理论创新的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永远因为缺乏主体而停步不前。要走中国化自己的道路，就必须反对“理解的自我遗忘”，坚持理论来源于自主实践和自主创造。
《实践论》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和根本动力。只有中国的实际、中国革命的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中国化实践的理论表现和出场形态。
其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能来源于中国实践，是针对中国问题的中国解答。《实践论》强调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性，它一点也离不开实践，这就从根本上切断了一切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话语根源，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造指明了正确的来源。鲜明的“问题中心”和“问答逻辑”决定了：昨天的中国问题是昨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今天的中国问题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源。
其二，中国实践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俱进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来源于中国实践，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依然靠中国当代实践推动。中国实践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也是充满问题和不断探索的过程，没有现成答案、没有现成模式已经成为中国化的一个常规。从革命到建设、从改革到发展，中国化是与时俱进地转换的产物。不能将任何阶段性的理论形态僵化，因为它们都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针对特定历史问题、在独特出场路径中的出场形态。因此，任何创新的中国化创新成果都有可能重新被僵化和教条化，只有在继续创新的实践中才能保持创新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伟大工程，展现为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历史过程。任何阶段性的中国化思想成果都是这一历史之路上的伟大“路标”，不过是那一阶段上“认识与实践、理论与实际历史的具体的统一”的出场形态，而不是封闭未来发展道路的障碍物。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进入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阶段，“中国经验”需要上升为中国理论，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其三，中国化实践是检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当年马克思特别反对将他的“仅限于西欧”的历史观结论变成超然于世界的“一般历史哲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需要基于一定的民族实践，因而都具有产生真理的民族实践边界条件的限定。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结论在俄国的传播必须受到俄国革命实践的检验，俄国革命“一声炮响”送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必须接受差异性的民族和国家的实践的检验，通过检验而重新证明真理和发展真理。
其四，中国化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每一个飞跃、每一个重大理论成果，都曾经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从而保证其胜利。我们的理论、学术、观点能否最终去指导实践解决中国问题，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这是理论的目的。一切真正推动中国发展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都是正确的理论；一切符合中国国情、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都是正确的观点。
30多年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同样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中不断重新出场、与时俱进的过程。
第二个基本问题：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实践解释学路线，是否排斥对中国以外的全球问题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的确，狭隘的经验主义就是这样认为的：既然中国国情不同于国外，中国问题不同于西方，那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只需要对中国实践、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反思与总结。他们把对全球问题的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探索称之为“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将之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截然区别开来。这至少是一种脱离全球语境的狭隘的“中国视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种误解。
究其原因，是因为分析中国的实际需要一个全球维度。对中国的实际、特殊国情首先需要在“世界”和“中国”的贯通上去加以分析。就矛盾特殊性而言，造成中国国情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性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世界”与“中国”关联作用的结果。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特殊社会性质的在场前提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造成一个时代矛盾普遍性的根本原因。我们不能脱离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这一矛盾普遍性根源去认识和把握中国国情这一矛盾特殊性。正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成了中国社会实际的特殊性质，不了解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本质，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国情。反过来，认识矛盾普遍性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准确指导中国的实践。思想对实际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矛盾普遍性上，而还要以矛盾普遍性、共性为指导去重点深入地了解矛盾的特殊性和个性。
其次，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了世界的两极化，从而也造就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出场语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就是从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空间差异的实际出发，当然离不开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的认识。只有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总体状况和结构的深刻认识，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本国的“置身性”地位和特点，更好地从实际出发，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尽管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语境差异造成了问题的差异和出场形态的差异，但是，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的只是同一个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不同方面而已。东西方马克思主义必须联手，相互了解和相互支持。
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原初马克思主义文本”在中国的简单“传播”或“跨国平移”的结果，而是从中国本土实践出发加以重新理解、重新创造即重新出场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绝不仅仅是撇开对全球问题、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单纯“中国视域”的产物，而是对全球语境中的中国问题的反思。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仍然将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问题在于如何看待两者的结合关系呢？这一结合绝不是康德式的形式主义的，不是作为先天（对中国人而言是已经存在的）“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作为后天“经验事实”的简单结合，而是立足于自己的实践的解读与对话。本体是实践而不是书本。书本与实践相比，是第二位的。《实践论》指出：马列主义不过是别国实践的思想产物，“直接知识”在传播中转变为“间接知识”，在移用到陌生的实践语境时，必须要重新接受新的实践检验。这里就发生交往的双重性：别国的实践与本国的实践的交往关系，以及别国的马列主义与本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关系。
从实践交往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当然是处在同一时代。两者的根本差异是：两个思想家所处的国情不同，面对同一问题的角度不同。帝国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大后果是：必然造成两极分化的世界格局。一极是帝国主义国家，作为扩张的中心；一极则为备受欺凌的外围国家或边缘国家。列宁处在帝国主义的中心国家，沙俄帝国虽然不是强国，但始终是帝国主义集团的主要成员。列宁站在帝国主义风暴中心，他所思考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进而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则处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他的问题是从帝国主义时代的边缘化地位如何去反帝、反封建，如何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帝国主义全球化造就“中心—边缘”格局中，两个思想家正好站在对峙的两极。在两极实践上产生的思想在其原初语境中都是真理，但是一交换语境，就有可能产生谬误。他者实践产生的思想依然需要本土实践的检验。立足自我的实践，是真理探索的根本立场和基础。
从思想的交往与对话来看，他们的思考和对话恰好呈现一个革命的“中心意识—边缘意识”的互补结构。而毛泽东站在边缘的革命地位对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解读是更为深刻的本真性解读。从马克思主义话语史上看，从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梅林、拉布里奥拉到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卢卡奇、葛兰西等人，他们几乎都是生长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中心或次中心国家的理论家，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眼界都带有“世界中心”的意识，即代表着“普世真理”和“人类大同”。而毛泽东则不同，他是第一个边缘国家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如果说，帝国主义造就了分化的“帝国中心—外围国家”的两极，那么此一历史基础同样“决定”革命形态的两极：“十月革命模式—中国革命模式”。因此，不可能像王明等人所做的那样，将处于帝国主义风暴中心的列宁十月革命的做法照搬于中国。作为边缘化国家的民主革命，必然建立“边缘化革命”的理论，采取“边缘化革命”的策略和方式。从“到敌人统治薄弱地方去”、按照“井冈山的道路”建立“红色根据地”，采取“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农民阶级为主体”的革命主体力量策略，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到作为“游击战”上升为“战略问题”等军事思想的形成，我们都能深切地看到边缘化革命理论和战略如何适应了边缘化国家的革命需要；正如俄国革命直接从中心城市开始进攻的战略也适应作为帝国主义中心国家的需要一样。因此，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精神告诉人们，看问题、做决策不仅要考虑客观的全球化宏观格局，而且要考虑主体自我的生存境遇，不要有“理解的自我遗忘”；要从自身独特的生存境遇、革命实际出发，然后确定自我与全球化的交往关系，而不要从主观想象、从本本出发。《论持久战》的战略，就是毛泽东深刻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双方的交往实践关系，以及中日关系与全球性格局的关系，得出的一个正确结论。
立足于自主实践的解读与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方法。“本土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解，构成一个解释学框架。马克思主义作为舶来品，在本土的传播，实际上是实践主体根据生存的本土体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理解，也就是“读者”与“作者”的全球性、跨时代、跨文化对话，一种差异性主体间的精神交往结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与列宁、斯大林对话，与俄罗斯对话，与十月革命对话，然后借助这一对话而与远在欧洲的已故幽灵马克思恩格斯对话，与更为差异的西方文化对话，与更加发达的资本帝国中心的工人运动对话。这一对话早期是非常艰难困苦的过程。究其原因，不仅由于文化差异和全球性背景的转换，也不仅欠发达的文化环境，而且还由于对话路径——“赫尔默斯”——信使的缘故。共产国际曾经是“赫尔默斯”，王明等28个半是“赫尔默斯”，他们掌握着“圣经”文本（俄文、德文版的著作，普通工农大众很难读懂），也掌握着经文的解释权，因而控制着对话结构。他们当然就是真理的化身。他们解释的“合理偏见”即教条主义，狐假虎威害人不浅。这里当然有一个解释学理念的变革问题。按照共产国际、王明等人的解释学理念，就是作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甚至是信使中心论。读者应当拜倒在作者幽灵、文本神明甚至信使智者的脚下，聆听教诲，而且不得有半点疑问。毛泽东等人强调“此在”、读者、实践者中心论，认为真理标准在于读者所从事的活生生的革命实践。认识的发生、发展的动力、检验的标准、最终的目的都在于革命的实践。《实践论》如是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成为毛泽东实践解释学的基本原则，进而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这一灵魂的出现和概括，如果没有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对话，没有在这一问题上两极争鸣和论争，是不可能产生的。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翻转。作者服从于读者，文本服从于实践，信使成为参谋，现实的实践者、人、革命实际高于一切。发现真理、发展真理的权力从全球化的彼岸世界变回到此岸世界，对话者首先是实践者。这一切都改变了全球性对话的交往结构。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一样，是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新阶段、新形态——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列宁主义又不一样，是关于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边缘国家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的人民如何有效实行民族独立和民主革命、翻身求解放的理论，因而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边缘化的中国”是全球帝国主义一切本性最充分实现的完成体，也因而是其矛盾激化的焦点，在这一制高点上，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革命问题学问题学的一个逻辑总体。差异性制造了马克思主义解读者理论创新的高峰。列宁和毛泽东，处在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两端，用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出了相互补充的差异性理论，在两极对话中共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标志是什么？
这涉及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中国立场”与“中国形态”。陶德麟教授所倡导的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需要在深层意义上理解。实践解释学路径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以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中国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出发点。但是，聚焦“中国问题”的研究并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专利。因为，如果说解答问题是一个“有的放矢”的行动，那么，“中国问题”仅仅是靶子，而问题本身不能保证射向靶子的箭为何箭、来自何方。关注“中国问题”的研究可能来自全球不同区域、持有各异的政治与文化立场的人，解答视域与解答方式也千差万别。
立足于外国立场、持有外国视域来研究“中国问题”，形成了关于中国的理论，既有马克思主义，又有非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与发展道路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国外“中国学”对“中国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也由来已久。国外的“中国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殖民主义或后殖民主义，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到欧洲、美国的各种专门研究机构如费正清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以及各国外大学内设的东亚研究所、国家和地区图书馆、各种基金会和教会支撑的研究所，甚至各位汉学家，都形成了大量的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在这样或那样的意义上为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或多或少的思想借鉴。但是，由于研究者政治立场、中心话语、价值向度的差异，无论对“中国问题”的选择、研究和解答都不可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需要聚焦“中国问题”，更要有“中国立场”。任何探索、研究和解释都不可能是价值悬搁或价值中立的。“西方中心论”决定了来自西方的研究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偏见。马克思在研究东方问题时，也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将“仅限于西欧各国”的结论简单平移到东方社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实践解释学路径，包括了鲜明的中国立场。所谓中国立场，就是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主体价值应当站在中国本土的、民族的和大众利益基点上，站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基点上，为了解决中国问题而研究。我们的存在决定了立场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不会有“理解的自我遗忘”。按照解释学的观点，任何理解都有前理解的条件，立场肯定是其基本条件，它构成了研究者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根本目的和价值指向。立场不同，对“中国问题”的选择就会不同，提问方式也必定大相径庭。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可以明确方向。我们正“置身于”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也是问题大国，可以打开、可以追问的中国问题可以车载斗量。但是，究竟何种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答的最重大、最紧迫的问题，这是理论创新和思想发展的最主要的方向，取决于主体的立场选择。不同主体有不同的立场，因而才有方向的各自不同的选择。
基于中国立场，才有“以己之矢”放射“自己之的”、研磨自己本土原创理论的强烈冲动。“拿来主义”固然能够解一时之需，但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要真正有合适的箭，必须自己创造。必须推动“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转变。自主创新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是关键。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具有稳固的发展创新的动力。为了其他目的，可以有一得之功、一孔之见，但是难以持续。不断解答中国问题、创新中国化理论需要“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我们只有为了中国发展和民族复兴，不断进取、创新率先、解答难题，才可能形成一个又一个中国化的创新理论。
基于中国立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才有正确的终结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在于解答中国问题，为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服务的效果，也成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性标准。
基于中国立场、研究中国问题，才能形成真正的中国化理论形态。仅限于西欧的一系列理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理论框架与表达方式，是否完全可以平移到中国，是否存在着东方的或中国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形态，对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作为最好的典范，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第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序开展的制度条件？
这涉及如何看待“双百方针”与民主建设等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制度保障问题。
在百家争鸣中展开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要思想条件，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并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没有马克思恩格斯对三大理论来源的科学解读，没有与同时代人的积极对话，就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没有马克思对后来出现的一系列新的思想成果：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到摩尔根《古代社会》，从地租理论到东方社会史等的不断研究，就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走入本土化，始终需要与时代的和本土的思想的结合与对话，不断榨取新鲜的思想源泉，才能保持思想的活力。列宁如果不及时观察布哈林、卢森堡等人著作中研究的“帝国主义”，就不可能系统提出自己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思想也是在与中国化的思想语境的对话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在本土传播的过程，就是大对话过程。“五四”初期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大论战更是如此。应当说，百家争鸣是打磨马克思主义的砺石。没有了砺石，马克思主义就很难发展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一种见解曾经长期统治我们的学界：认为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所有西方和东方的非马克思主义都彻底腐朽、只有遭批判的份。这是根本错误的。我们可以肯定：它们在总体上不正确，并不代表它们就不是时代的，就没有价值。今天，我们看到：西方的和东方的许多有价值的思想之所以还在深深地影响人们的头脑，是因为它们仍然是时代精神的表征。它们的问题是时代的，它们的解答也具有时代性。它们是时代问题在当事人头脑中的表现和反映。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化，如果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就必然要与它们对话，汲取其精华。马克思主义与之对话是基于时代底板而展开的时代精神精华与时代精神的表征关于时代本质的对话。这一对话是马克思主义，也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推进机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肯定得益于此。比如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成果，它的产生首先是来源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性质与矛盾状况的准确判断；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理论（社会形态理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理论等）的继承发展，但也是对中国传统儒学“和合思想”、西方哲学、社会学、空想社会主义“和谐思想”以及系统科学“系统有机体思想”等一系列思想资源的汲取。今天，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思想文化，与作为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展开对话，构成文化矛盾，这是社会思想具有活力的表现，也是创新马克思主义、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文化的基本路径。因此，马克思主义从来不应该惧怕争鸣，相反，只有在对话和争鸣中才能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保持创新的生命力。
反之，没有思想的“双百方针”，没有思想的民主，尽管有中国自己的实践，也很难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开展。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最后总结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
历史的社会结构赋予了邓小平同志这样一个伟大的认识主体身份，他的丰功伟绩就在这里。而创造让邓小平复出重大条件的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历史意义也在这里。邓小平同志说过：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主体其实依然是一种社会身份。不改善社会体制机制，不进行社会变革，不推进民主，就不可能真正让人民群众当家做主，成为实践与认识的主体，认识论循环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总结历史教训，我们不能不看到，正是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的民主使人民在经济领域有可能当家做主具体化，使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自我发展、自己决策的主体，才可能保证经济发展有公正的规则，才不断促进认识论的循环向“更高一级程度”的跃迁，使每一个人有创业、创新、创优的机会，从而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地发展，创造今日中国的辉煌，也在这一创造辉煌业绩中成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创新成果：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反复检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体两翼一体两翼”的创新和出场路径越来越清晰明了。作为“一体”，就是一切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以自己的创新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基础；所谓“两翼”，就是立足于以自己的实践解读马克思主义文本意义，积极展开与一切时代思想的对话，推进民主建设。
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彻到底，不仅需要完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更要有正确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研究，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