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实质，学界大体分为四种理解。第一，广义理解，“中国化”就是“中国话”，中国翻译、传播、结合、创新等含义都包括在内，其外延包括“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角度来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新、发展和繁荣的全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第二，“狭义结合论”，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创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成果的过程。这一定义强调“结合论”，但是相对忽略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具有文化身份。第三，“广义结合论”，强调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的结合过程。这一定义是较为完备的结合论，兼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理论形态和文化形态，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中国本土场域中重新出场过程这一重要特质认识不足，因而也具有先天的缺陷。第四，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儒学化”。虽然这一强调的学者仅为主张新儒学的诸公，也十分合理地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应当有一种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态，但是其基本立场是文化保守主义甚至是“原教旨主义”的。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从形式上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与文化的结合过程，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在中国实践和文化场域中由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众主体重新创造、重新出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标志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标志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和文化真正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学场域。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指出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1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知之“源”不在于书本，不在于国外话语，而在于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13]。当然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认识的基础和来源。认清“源”在哪里很关键。相对于“源”，书本中载的国外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流”，“源”与“流”地位根本不同，不能相互错位。确立中国大众变革社会的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唯一来源，是石破天惊的伟大论断。从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首要的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要眼睛向下看实践，看实践如何“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又是如何跟着实践发展而“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如何发展完善起来，最终形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指向和理论旨趣，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方向和目标，也同样决定了理论的地平线。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创新的理论视域科学解答这些问题，形成创新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借以指导中国创新的实践，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代使命。第二个标志就是明确“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14]，中国实践主体即人民大众，他们在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中以自己的汗水、鲜血和生命一点一滴地创造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推动理论发展，他们是真正的理论创新主体，而不是少数权威传播者。
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转译为“中国话”仅仅是这一重新出场的前提条件；因为传播论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体依然是少数权威传播者和“赫尔默斯”们，他们依赖书本，仍然没有摆脱西方式教条“化大众”的影响，中国大众依然只是听众、受众而没有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主体。“大众化”真正代替了“化大众”。第三个标志是中国化的行为方式发生根本改变。一切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代替了从本本出发去剪裁现实。群众路线代替了教条主义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克维什化而斗争”的行动纲领。第四个标志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真正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资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觉地认为自己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早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地位的否决导致文化立场的偏移，直接影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的形成。只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基因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并加以充分汲取，使后者不仅成为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而且成为民族的文化形态，才能说是达成了中国化。
综上所述，四个标志总体形成了一个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实质阐释的出场学结论，系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实践与文化为场域，以中国大众为主体，以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实践为主题，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形态，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重新出场的过程。
将中国实践和文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场的历史场域，这是一个根本转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5]，而出场学则进一步强调思想的出场绝不能以马克思所说的“仅限于西欧”的结论为转移，而要在中国本土历史语境中，立足中国立场、面对中国问题，从实践和文化中产生。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要求。与那些不顾中国实际状况、简单照搬照抄国外马克思主义书本教条、做马克思主义跨界平移的赫尔默斯们相比，出场学强调思想出场的场域性或大地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出产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实践中，脱胎于中国文化土壤中。因此，出场学一定要求建立一个思想出场的坐标：国外的实践和历史语境——中国的实践和历史语境构成思想出场的第一个层级的坐标。在这一坐标中，中外历史场域成为两极，背后站着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两极结构，造就着这一关联的两极。而国外原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则构成第二层次的两极，在对话中表达着统一与差异的关系，成为两种不同的出场形态。因此，出场学研究就是深度考察两极结构的历史场域如何造就中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场的差异性的形态的逻辑。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研究在中国这一完全不同于西方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边缘极上，马克思主义何以出场的历史场域、出场路径和出场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新出场过程，就不同于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简单跨界平移。因此，在中国翻译、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教化大众，甚至起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精神前提，但是本质上还不是从本土发生的马克思主义，还不能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此，第一种理解没有区分“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因而是不可取的。
这一出场过程，不仅仅是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结合的过程，而且更重要的是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结合的过程。也就是说，不仅有实践路径实践路径，也有文化路径文化路径；不仅有理论、实践形态，也有文化形态。因此，第二种理解即“狭义结合论”只讲实践路径实践路径、理论形态而忽略文化形态，也是不完整、有偏颇的。
第三种理解即“广义结合论”也是不够深刻、不够准确的。尽管这一理解兼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路径实践路径和文化路径文化路径，理论形态和文化形态，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中国化是在中国本土场域中重新出场过程这一实质，因而只有形式上的而没有实质上阐释的正确。
第四种理解当然也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文化身份，也需要成为中国文化形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成为某种“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要大量汲取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批判地改造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不是用儒学来改造马克思主义，而是相反。儒学在历史大变革中的式微甚至衰亡，这是历史生产方式选择的必然结果，证明儒学等传统文化从整体上已经难以成为这一现代社会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文化。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传入中国后迅速成为大众改造世界的先进思想武器，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思想体系。正如陈先达教授所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拯救了儒学而不是相反。在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就是儒学新生命的开始。
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发展、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因而，这一出场不仅有全球转移的空间跨度，也更有时代性出场的历史跨度。从毛泽东思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继出场，就是一个与时俱进过程。其中，也存在着两大线索、四个模块。第一线索当然是旧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本土语境到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当代语境的转变，这一线索是由历史场域的变化构成的，即处在新旧全球化时代境遇下的中国从当年到当代，或者说从革命到建设、改革、发展语境的转换，形成了从当年到当代的两个模块。而第二线索是发生在历史场域变化之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当年到当代的出场史，也形成了两大理论形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形态。两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结果，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而没有结果则过程就失去了目标和意义。但是，结果的出场一定是过程到了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不能将过程的任何阶段与结果形态加以无条件地等同。此外，过程中的不完善性和曲折性，在结果形态中将被洗刷淘汰而使结果形态呈现得更完善、更准确、更经典。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页。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297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4] 习近平：《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载《人民日报》2014年9月24日。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
[6] 参见本章第一节。
[7]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年2月），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8]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