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现代性不仅是对世界现代性的重写，也是对中国百年来各个阶级孜孜以求探索的现代性理念和模式的重新选择。因此，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既一脉相承，又有质的飞跃和本质的区别。
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有自己的历史坐标。今天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历史的继续，因而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又是渐进过程的中断，所以有新的阶段性质变。就前者而言，所谓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百余年来，落后的中国通过各种现代性进路试验而必然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近代、现代、当代的轴心统属于一个现代化历史；就后者而言，所谓阶段性质变，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或者说通过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之路。
就历史坐标而言，关于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现代性的关系，有两个问题必须阐述清楚。第一，近代、现代、当代的轴心以现代化进路一以贯之，中心问题就是中国的现代性进路（现代化道路）为何最终会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为何要选择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新现代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用近代、现代、当代来区分历史阶段有重要意义，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各个概念之间存在着一以贯之的轴心，说近代追求近代化、现代追问现代化，当代追求当代化，等等，是一个误判。“近代”一词最早由日本传入，与西欧传入的“modern”一样，都是指现代，“近代化”就是现代化（modernization）。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命运的主题从来没有变过，就是如何通过现代化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差别只是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进路）来实现、谁领导来实现、选择何种现代化来实现。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所做的新解答和新探索，成为中国现代化历史道路的新阶段、新形态。总问题具有通贯性、统一性，解答具有特殊性。正因为前者，我们才能有统一尺度科学比较各个现代化解答进路的高下优劣；正因为后者，我们才能更清晰地理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创新特色和独特魅力。无论西方后现代思潮如何虚化历史、否定现代性，但是中国依然走在现代化道路上，人民依然在追求现代化，现代化依然是中华民族的未竟事业，这是不争的事实。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绝不是脱离中国现代化总体道路的抽象存在，中国现代化的任何历史经验教训，都深深地融入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并使之成为“效果史”。割裂历史，就变成历史虚无主义，就看不清当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与百余年中国现代化道路总体的关系，我们就缺少一个可以纵比历史、衡量进步的统一尺度，其结果要么狂妄自大、故步自封，要么自我放逐、随波逐流，最终都会严重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自觉前行的脚步。
中国的现代性进路即现代化之所以最终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方式，进而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因为其他进路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社会主义是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为选择。而这一切又是由中国进入现代性的历史境遇和民族现代化起点条件决定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也是中华民族五千年道路的创新继续。历史不同，则每一个民族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起点结构、历史基础都不相同，就像物种的基因谱系一样，反过来内在地支配着作为这一民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或者说，起点结构的各个要素所占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与而后的民族国家现代性进路之间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发现并科学阐释这一内在联系，用以解释全球各个民族现代性进路的差异和共性，是发展哲学和历史科学共同的任务。大一统的中央专制集权，占绝对统治地位、无孔不入、统一缜密的儒学精神传统，千年不变的家族本位文化和正在迅速破产的小农经济，庞大无比、穷凶极恶的地主势力，严重缺失的工业、市场和市民社会，形成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独特的起点结构。其中关键是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的严重缺失，因此就很难产生西方所谓“内缘型”“市民革命”的现代化道路。其实，这一基因缺失并不是先天的。如果说，按照经典现代性标准，现代性是超越传统封建社会之上、以“人”的主体性和社会公共理性为支撑，以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和世俗化为形态的社会存在，那么中国南宋以降，南宋、元末明初、明中叶（万历年间）清中叶等，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一带，已经在工场手工业、发达的商业经济和市井（市民）文化的支持下，多次发起向资本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冲击。至少在元末年间，昆山周庄的沈万山借助“海上丝绸之路”实现大规模工场制造和大规模海外贸易，开辟了农工商一体化的产业形态和大工商地主经济，集聚了巨额财富。明万历年间，苏州城区有从事工场手工纺织的工人逾万人，完全可以媲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然而，大一统、多民族、差异性区域的专制国家环境，使这些向初始现代性冲击的萌芽被落后的皇权和异族所屡次摧毁，始终没有力量完成向大工业、市民社会和现代民主政治的转型。发达地区“盆景”式现代化进程在大一统皇权统治下显得格外脆弱，像广袤沙漠中的小块绿洲，屡屡被广大落后地区沙暴所吞灭。
五千年中国社会成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笔下的“活化石”，或者马克斯·韦伯原理中的“文化反例”，出现了“李约瑟难题”：为什么曾经是世界中心的科技发达、精神文明的东方古国，近代却衰败不堪？这一起点结构决定了三个相关结果：一是资本现代性内生力量不足，只能被外力所推动。资本主义现代化自西方迅速崛起，“市民革命+工业资本+扩张主义”转换为核心的全球结构造型力，用商品、资本和大炮轰开古老的东方大门，使世界形成西方对东方、中心对边缘、工业资本民族对封建古老民族为特征的旧全球化时代。1840年成为世界新格局的交汇点，从此以后，标志着东方急剧衰落和西方统治的世界版图的初步完成。从此，中国现代化只能从长达百余年的“被动输入（外源）型现代化”起步。
二是民族资本和市民阶级的软弱缺场，“农民革命”成为历史的出场主体。虽然农民与地主围绕土地和人身依附展开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受害最深，革命性颇强，在“挑战—应战”中农民革命成为第一个反封建统治的叛逆模式，但是，如果没有新的阶级和新的现代性启蒙思想，革命即便成功，依然是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工具。革命成功后，大凡农民革命成功后的社会都带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封建因素。
三是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占据经济政治主导地位，造成了对外依附、对内专制的格局，使现代化走入买办—官僚—资本“三座大山”高度控制的歧途。在“三座大山”“大树”下，民族资本和市民社会“寸草”难生。“三座大山”必然成为中国实现民族独立、社会的民主革命的主要敌人。打倒“三座大山”任务之所以不是由旧民主革命完成而是由新民主革命完成，不仅因为本土民族资产阶级的晚生（外国资本企业中先催生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力量的弱小，还因为革命对象的特殊性。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针对封建势力，而且针对外国强权和西方现代性，针对本国的官僚资本，这都是“半现代半现代”的存在，因而是本土民族资本所难以面对的。因此，新民主革命的任务，只能由更加革命和组织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外争独立，内争土权，“农民革命”依然成为主体。历史决定也需要转化为人民自觉的选择，中国人民选择这一道路，从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最深厚的基础。革命胜利宣告了“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的结束和“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的开始，因而直接与社会主义前途相联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多方面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性的前途。摧毁地主经济，实现土地革命，就从根本上摧毁了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颠覆了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实现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构成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制国家，为新中国完成现代化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因此，我们绝不能人为贬低革命实践而抽象崇尚思想启蒙，因为革命本身就是现代化运动的最重要成果，也为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廓清了道路。当然，我们也不能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解决了现代化问题。没有强大的大工业生产和超越封建的市场经济，摧毁地主经济的民主革命成果是不巩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采用共产党领导、多党参政的“协商民主”形式建立民主政治，然而还很不完善，还需要大力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解决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因此必然要留给社会主义来解决。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彻底实现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说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改革开放创新发展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之路？或者说，一个没有经历市民社会的现代性进路是否可能完成？前者我们可以从社会主义史、后者可以从中国现代化史两个角度去思考。从社会主义史来看，由“农民革命”模式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重写现代性重写现代性，这是几代人得出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是现代性的产物，但是社会主义并不能靠照搬资本主义现代性来实现现代化。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道路”时曾经设想可以借助于西欧发达国家引领的“世界革命”并与之相互成为信号而“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由前资本社会直接跨进后资本社会。列宁在发动“十月革命”期间与考茨基有一场著名的争论：究竟俄国这一相对于西欧各国而言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先夺取政权而后开展现代化建设？考茨基搬出恩格斯一系列的晚年话语作为论据，批判列宁主张的暴力革命没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因而冒险发动革命是“布朗基主义”，只会夭折：“一个接生婆因为缺乏耐心而用暴力叫一个孕妇不是在第九个月而是在第五个月就分娩，固然会获得大大缩短怀孕期的胜利，但是用暴力促使出生的小孩，经过几次**就会立刻停止一切生活机能，而母亲本身如果能避免一场大病甚至死亡，就可以说是大幸了。”列宁回答说：我们不能机械地理解历史革命逻辑。当革命**到来时，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夺取政权、建立工农苏维埃，然后再运用国家政权力量吸纳所有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切先进成果而变成合格的社会主义呢？于是，就诞生了列宁的著名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总和=社会主义。”这一公式的创新之处就在于肯定了在落后国家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需要吸纳资本现代化优秀成果来完成现代化，从而第一次提出了要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苏联用十年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工业强国，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能打败希特勒，战后与美国对峙多年。中国革命是在更加落后的环境下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现代化，必须要交给社会主义来彻底实现。因而，毛泽东同志指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要真正站起来，必须要尽快改变“一穷二白”面貌，超英赶美，实现现代化。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目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因此，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必须要尽快完成现代化，不仅不能绕过这一主题，而且社会主义首先就是为了现代化，应当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未竟事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当体现在搞现代化更快、更好、更高。这是坚持社会主义的需要，更是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需要，历史发展的规律使然。
从中国现代化历史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完成现代化事业的清道夫，没有前者就没有中国现代化完成的可能；新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完成的现代化，必须交给社会主义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使命，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完成应当由历史完成而未完成的中国现代化任务。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也就是为了全面完成中国现代化事业，而走出的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中国现代化探索的艰辛历史与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探索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一新的使命中高度交织合一了。当然，中国道路中国道路选择的现代性不是简单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是百年来经典现代性模式的简单延续，而是对现代性类型和进路的重写：“中国新现代性”。关于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论。
总之，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确实是总结五千年中国历史、百余年现代化中国经验教训、在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开创出来的。这条道路确实是给我们国家、给人民、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深刻历史性变化。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不仅使国家富强起来，民生大大改善，使中华民族追上了世界潮流，并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应该说，这条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而且被实践证明正确的，能够实现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