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一个重大事实是：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新旧全球化的大转换在产业经济基础、全球化结构、全球性内在张力、全球性治理方式、全球化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在深刻改变着全球交往实践结构和人们的物质生存方式的同时，就在剧烈地变革着全球文化—精神—思想的结构，改变着文明的交往关系和思想的交往关系，并使后者上升为时代的轴心原则。
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多元文明话语间的对话、思想的撞击重新成为全球交往关系的焦点，而“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三者关系及其在文化全球性中的地位”成为中国与世界共同面临的一个轴心问题。总的来说，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凸显两大趋势，因而造就了思想撞击和文明对话文明对话地位突出的两大基本要件：其一，知识全球化的本性将文化—精神—思想的创新取代工业文明而成为全球的主导原则，因此，文明对话文明对话和思想撞击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表征。美国911事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撞击”几乎是我们这一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时髦语。“思想撞击”是当代全球化主体际冲突性的精神交往和存在样态，是在全球性范围内的异质思想和文明话语的强力碰撞、裂变和否定性解读。人类难以控制的、无序的撞击不仅正在成为摧毁物质文明的巨大力量，而且，在一个全球化社会，文明与思想之间的过渡无序撞击更成为毁灭人类精神文明的巨魔。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学者，我深深地忧虑文化千年成果的脆弱，她并不比美国世贸大厦的钢架结构更结实，有可能被来自异质文化和思想的任意撞击所毁灭。思想文化，由于其“活的灵魂”的本性，正在或必然成为各种思想相互激**、全球性撞击的焦点，成为无序撞击更为严重而剧烈的领域。
其二，多元化或差异化趋势。话语行为体日趋多元化，这是当代对话的一个总趋势。如果说，主导旧全球化时代文明关系的原则是大一统的普适主义，即各种版本的“西方文化中心论”，那么，多元文化或文明间的差异性正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主要原则。后工业文明必将文化的差异及交往扩张到全球，从而引发了各种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对文化差异问题的深切关注。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同时期的全球化所表征的思想撞击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形态。以东西方对抗和冷战为核心的旧全球化时代，思想撞击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话与撞击”；后冷战时期主要表现为各种文明之间日益加剧的对话和冲突；而911事件至今，进入21世纪以来，各种保守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立场的回归，使意识形态间和文明冲突间以及后现代所指认的各种非典型性话语——从后现代性别思想到新族群运动，从幽灵化马克思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从新生态主义、反全球化组织到恐怖主义等之间的间隙性冲突，正在以各种错乱形式展开着无数的撞击。思想的撞击往往是无数的异质思想与文化间以超乎寻常的速度相互碰撞，而且撞击的裂变和飞舞的碎片正在更大范围内造成文化的创伤。
今天人们不知道下一个思想撞击者来自何方并由谁对事件负责，撞击所引发的信息爆炸的碎片可能会殃及无数的无辜。每一个思想体系都可能遭到莫名的攻击。杂乱无序性、离散化和非主调性正越来越多主宰着思想的撞击进程。多元化、离散性、突发性和来自无可预见性方向的攻击使人们不再能够总是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去思索各种思想撞击的源泉，我们很难说思想撞击是出于两个基本简单的思想体系，或者说像传统的文明对话文明对话、意识形态对话那样心平气和地去理性地梳理来龙去脉，并认真地思考可能的答案。我们似乎已经进入到一个思想的流星时代。许多撞击本身的目标就是一种消解剂，并不产生任何肯定的意义。爆炸、销毁和消解任何思想本身成为撞击的恐怖目的，撞击不过是这一“思想领域的恐怖主义”的行动工具。全球化，在不断敞开思想撞击的大门的同时，并没有规定撞击产生有益结果的全球性秩序。传统的学术规范正在失去防范的功能。撞击造成的破坏性加大，外在否定性加大，破损方式多元化。精神、思想并不比世界贸易大厦更结实，无序多元的破坏性撞击，可能使思想毁于一旦。学界呼唤：寻求全球人们对话日益理性化，探索撞击理性化和被引导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并不笼统地反对多元思想的争鸣、对话和撞击；相反，当年马克思主张积极对话和争鸣、批判和砥砺。因为，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思想的跨文化对话、理论的全球性撞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已经受到推动人类文化迅速发展之功效。虽然有塞义德、詹姆逊等“后殖民文化批判”者所指认的文化地位与文化身份的“帝国主义”话语霸权的存在，但是在一个后发民族的思想领域中，全球性与本土化学术传统之间积极的对话和争鸣，是其发展进步的强大动力。全球性精神交往一定是多元化思想进步的重要机制。问题在于：来自无数方向的多元思想在全球性自由大传播中自发地碰撞、无序地撞击、无效地冲突正在成为目前学界的主导性景观。一方面“自说自话”或“各说各话”正在“抢占学术话语霸权”过程中外在无序地、甚至无谓地相互挤兑，另一方面又对全球各种真正的学术理念不屑一顾或加以边缘化。这种状况确实令人担忧。因此，我们主张：作为当代学者，应当负起“引领思想撞击”的重责，使学术领域成为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语境中开展有效思想对话和撞击的场所。
引领思想撞击和文明对话文明对话本质上是在创造一个新的轴心文明的时代，因而是学术的重责之所在。撞击是为了生产。有效撞击是为了更有效地生产。当代思想撞击的一个深刻的背景是：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的旧的轴心文明所产生的思想，在历经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之后，在日益世俗化的、走向生活世界运动中正在日益失去支配世界的魅力和价值。任何以往的“幽灵学”思路力图在改变了的世界中“照着讲”已经不能，甚至按照这一轴心文明的下沿脉系的“接着讲”都不能重新“召唤”世界。我们正处在旧的轴心文明的衰落和新的轴心文明的崛起的间歇期和转换期。无序的思想撞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转换期思想无所皈依的绝望表现，也同样可能是产生新轴心文明的精神机制。我们需要借助有效的思想撞击而开“重新讲”之途。
“引领思想撞击”首先是“反思的全球问题学问题学和主题学”。学术何为？作为时代的思想，文明活的灵魂，无非是“时代精神”的表征，是对全球性问题的反思，一种“问答逻辑”：时代提出问题，思想解答问题，思想是时代问题的解答。文化的对话，思想的撞击，说到底，就是基于我们这一全球性时代问题为底板的争鸣和对话，是“时代精神”与“时代精神精华”的对话，是对时代问题的提问方式或解答方式的较量。因此，“引领思想撞击”，首先就是要着眼于准确辨析成为“思想撞击焦点”的历史地平线，将这一撞击看作历史地平线的思想表现，从思想撞击的问题根本上加以把握，是以时代问题为贯穿点，从而富有时代感的撞击。
“引领思想撞击”就是要把握多元思想的全球性“接触”的态势，在撞击的总体趋向上把握机会，从而找出真正可能展开对话和撞击的主题。学界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思想的地平线上存在着三大脉系：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复兴形态——如新儒学等，他们在精神界正展开广泛的对话与交流。在对话与交流中，必将产生一系列的视界融合，进而成为当代中国学术新的生长点。正如雅斯贝尔斯曾经指认的：先秦时代属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即创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儒学、道教等具有世界性意义文明的轴心时代。问题是：今日交往实践观与先秦诸子的对话，究竟属于什么样性质的对话？具体地说，究竟是属于上一个轴心文明框架内的“接着讲”，还是两个轴心文明时代之间的对话？我们认为是后者。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语境中，问题谱系的翻新，文化对话和撞击，已经引导着我们走向一个创建新全球性文明的新轴心时代。进而言之，两个轴心文明对话文明对话的主题、创建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新学——中国学界能够以何种观念来融会中、西、马，创造一种既具有时代水平又具中国特色的当代学术形态呢？学界应当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理论范式。
“引领思想撞击”必须在公平地恪守“学术准入”制度的同时，积极规范学术行为，杜绝一切无效争鸣。作为思想主题的引领，是基于时代问题对言说空间的开放性召唤，即时地为所有关于主题的哲学言说开启大门，为多元差异性思想的对话搭建平台，而不由某种唯一的或大写的主体独占论域并建立话语霸权。然而，无论何种学术主题，思想撞击只有在规范的轨道上、按照论辩的学术行为规则进行，才能取得实效。如果撞击未聚焦、对话非规范，轻则可能使撞击流产，重则产生各种破坏性。无序或无效撞击，很大程度上源于学术无规范。因此，我们反复强调学术规范的先导性：学术规范应当先于撞击、高于撞击。
“引领思想撞击”走向交往、视野融合和创新。撞击意味着多元思想间相互打磨，激活各自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为更好地相互汲取、相互融合和走向一个新的理论创新阶段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积极而有效地营造全球化文明冲突与思想撞击的语境，是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当然无须惧怕全球化，更不忌讳与异质思想的对话和撞击。因为，马克思正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思想家，而“当年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话和撞击的产物。正如我一再指出的：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是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交往实践观，正是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本性、结构、特点和未来走向的规律性问题的揭示，因而是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理论视域。随着新旧全球化时代的大转换，“当代马克思”正在遭遇新的全球性语境和新的思想撞击，这是“当年马克思”转变为“当代马克思”的思想条件。如果没有当代全球化语境的思想撞击和哲学对话，就没有当代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没有具有当代话语、当代意义和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当代马克思”是一个重大的、带有轴心地位的理论问题。21世纪第二个十年间，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浪潮在深刻变革世界的同时就在转换着思想的历史地平线。德里达说：“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在这“脱节的时代”即充满断裂与差异的言说语境中，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性”与“在场性”何以可能？在经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面临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与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后现代思潮的冲击等，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的中国人如何重新理解与看待马克思文本的当代意义？如何全面梳理和解答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者对当代马克思的各种理解？进入21世纪，在今天的历史地平线上，马克思主义如何成为新时代精神的精华、展示自己的当代性？何以创新、与时俱进及如何走向？我认为：思想撞击，无疑正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视野开启的锁钥，创新的基本条件。自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历史，就是在多元思想间对话和思想撞击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是在争鸣和论辩中发展起来的。然而，近年来，虽然中、西、马仍然成为当代中国学界研究的主要领域，但是彼此之间却存在着很深的隔膜，一种学科壁垒正在分割着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和中国学术研究领域，“自说自话”和“各说各话”从学科性隔离、话语差异到思想性阻断，日益不利于各自学术的发展，当然也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本性。打破学科壁垒、积极应对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文明冲突与思想对话，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创新发展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