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坐标体系的价值轴心正在东移。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持续加深，不仅意味着西方全球经济霸权体系的崩裂，而且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霸权体系的溃败。中国崛起所改变的不仅是全球经济秩序，也同时在悄悄地改变着世界的话语秩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内蕴的中国价值正在改变着全球价值秩序。今天，深刻表征着中国改革开放风向标的中国学术正发生着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大转折。这一转折，不仅是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全球彰显，更是从“自主输入”向“自主辐射”现代化模式、从“中国特色”向“后中国特色”中国化出场语境的深刻转变。这一转变使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将成为各国道路的有益借鉴，中国经验成为普世经验的重要资源，中国价值成为全球价值的重要因素，中国共识成为世界共识的主要来源。这是言说语境从中国向世界的重大转换。
无论是在旧全球化还是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资本造就的中心—边缘的全球分裂结构都是马克思主义话语面临的基本语境。发达国家作为中心，控制着全球物质的与精神的结构，不断将全球中心的危机转嫁给边缘，实现空间转换，使边缘地区更加衰败、落后和绝望，更加依附于中心。长期以来，边缘国家成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矛盾的聚焦点和滥觞地。中国在旧全球化时代发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破了资本帝国的东方阵线，使旧的资产阶级启蒙现代性革命逻辑转变为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再一次的迅速崛起，冲破了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的东方的最后底线，使西方的现代性线性逻辑为中国新现代性逻辑所取代。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探索，无论是革命道路还是发展道路，都成为解开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体系禁锢和魔咒的东方锁钥。
全球分裂下的中心—边缘，有着不同时段、不同空间的问题域。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知识霸权优势，将工业制造业大量甩给中国等边缘地区，随之将工业资本与劳动的尖锐对立、资本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一起转移过来。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加速建构科技霸权和文化霸权，重组TPP和TIPP体系，重新排斥东方，而中国正在面对如何利用资本发展又解决资本的消极作用、实施科学发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方式转换中。对发达的中心国家遭遇的后现代化、后工业文明的知识世界和仿真世界的拜物教进行深刻批判，与如何用创新驱动来重新解决发展中国家遭遇的不发达状态，形成了东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的问题。按照三个百年现代化的逻辑，中国真正要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完成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阶段转变，前后需要100年。但是，自主创新和走出去，将是中国完成新现代性事业的必然选择。
中国学术面临两方面的重要使命：一方面，在积极与世界学术对话的语境下，坚守中国立场，聚焦中国问题，基于中国经验，原创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另一方面，必须要让中国理论、中国话语走出国门，成为辐射全球的世界学术，在全球对话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前者，已经被政学两界广泛深入地讨论并加以实施；但是关于后者，无论就理论、思想还是战略、行动，都存在着许多空白和模糊认识，需要加以研究。在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进程中，原初依赖的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视域、中国话语方式等一系列根本语境在走向世界过程都需要发生重大转变，呼唤着新的认识论和辩证法形态的出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问题视域绝不再限于“中国问题”，绝不能无视国外接受语境而迷恋“靶子论”模式，翻译传播绝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话语简单地跨界平移。中国学术应当以宽阔的世界眼光研究世界问题，以独特的民族方式解答世界难题，在全球差异性多元主体间展开对话，构建全球认识交往关系，精研接受理论，促进世界共识，扩大中国学术的世界影响并引领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
的确，从“世界走向中国”到“中国走向世界”，从思维方式来看，前者是从一般到个别，主要精研个性化的特殊矛盾，即特殊矛盾辩证法，走“中国特色”道路；后者则是从个别上升为一般，精研个别转化为一般的矛盾和过程，即普遍矛盾辩证法，走“后中国特色”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建设文化强国，一个问题必然被反思：原初依赖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视域、中国话语方式等语境出场并形成中国特色的中国学术，在走向世界过程中如何实现出场语境的历史转换？在反思的意义上，必然引申出以下相关问题。
第一个问题：“走出去”需要思维转换：推动建立“后中国特色”的认识论和辩证法。
“走出去”不仅是文化价值发展方向的逆转，更需要一种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转换创新。“中国特色”的“中国化”思维是在“世界历史”“中国化”进程中发端的。百余年来，从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境地，被迫处在全球的边缘化地位，成为被西方列强侵略和奴役的对象。在此情形下，“以外为师”、秉持“输入型现代化”模式一直成为中国救国图强的基本国策。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一个分水岭，前为“被动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后为“自主输入型现代化”阶段。前者之谓，是因为没有独立主权，西方列强用武力和商品轰开古老中国封闭的大门，强制地用西方现代化模式改造中国，将之并入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版图，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后者之谓，是中国政治独立，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因此虽然仍然需要向国外学习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思想文化，招商引资，但是这是主动地、有自主选择权的输入。无论前者还是后者，“输入”是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特征。中国成为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边缘极，成为其诸多矛盾交叉影响的交集，因而显现为一系列矛盾的特殊性。针对这一特殊性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任务就是要摆脱本本主义抽象空谈，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实践论》思维，坚持以特殊矛盾分析为重点的《矛盾论》思维，形成“实践第一”的哲学认识论和“中国特色”辩证法。概括地说，就是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形成中国视域、倡言中国话语。聚焦中国问题，就是“有的放矢”之“的”必须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大问题，考察中国问题中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实践路径实践路径选择的个性。坚守中国立场，就是要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分析、把握和解答必须站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场上。形成中国视域，就是要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和方法，如以“实践第一”为特色的认识论，以特殊矛盾分析为特色的辩证法，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等。倡言中国话语，就是要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概念、语言、命题，传播全球、影响世界。
与“中国特色”“中国化”进程的方向相反，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价值“走出去”是“后中国特色”的“中国化”，也就是“中国走向世界”“中国特色”世界化的进程。然而，如何界定“走出去”，却存在着种种误区。
误解之一：不顾世界问题的“中国特色”的孤家独白。长期以来，我们专注于“中国特色”，以中国问题为“的”，不断地与时俱进地放出我们的思维之“矢”，形成了对问题的中国解答、中国经验和中国模式，形成了中国的问答逻辑。然而，这些中国式问题—解答逻辑作为个性，虽然也先天地包含着一般，个别就是一般，但是中国问题并不直接等于世界问题。如果我们忽略这一根本转换而造成的重大差异，依然只关注中国问题而忽略世界问题，或者在中国价值“走出去”时根本不考察、不研究世界问题，不了解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民情和文化，全球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那么，曾经在中国问题引导下形成的成功经验和科学解答，这些“有的放矢”就会转变为在世界范围内的“无的放矢”，就会落空，成为一厢情愿的孤芳自赏和文化独白。
误解之二：不了解国外公众的接受语境而采取简单的“靶子论”单向传播方式。“走出去”需要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间建立解释学途径、特别是接受理论的解释。传播效应分析不仅需要分析传播者和传播内容，更需要分析和解释世界接受公众何以可能接受中国价值。受众的“前理解”状况（包括他们的文化视域、民族经验、认知图式、价值偏好等）、理解的过程和方式、生存论的状况，以及与中国价值的一致性体验和差异性感受，都需要加以分析。如果我们不顾受众的差异性语境，而盲信传播的“靶子论”，认为只要我们按照“中国特色”炮弹轰将过去，世界公众的靶子就会应声而倒，“灌输论”式传播效果就已经达到，这无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
误解之三：迷信翻译，生产什么就吆喝什么。不了解世界需要，不了解世界的差异性理解特点，将所谓“走出去”仅仅理解为将中国文化电影、戏曲、著作、文章、电视片等文本翻译成外文，并加以传播，满足于翻译了多少中国文化产品，发行量多少，赠送多少，将“走出去”仅仅理解为文化的海外克隆或跨国平移。
究其这些误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根源，就是狭义的、单一“主体—客体”两极模式的认识论和专注于个别、特殊性而忘却一般、个别与一般具有差异的方法论使然。所谓狭义的、单一的“主体—客体”模式认识论，是因为以往的“中国特色”中国化发生的基本背景是作为世界潮流浩浩****的“世界历史”进程已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问题主要着力点在“世界一般进程”的中国化、个性化或特殊化。中国的实践和认识主体主要集中在本土，而关注的对象也集中在本土，虽然跨国的“他者”即另一极主体始终是实际的观察者和参照系，但是在显性层面，他者主体是被隐去的。因此，“中国特色”认识论是在没有国外显性主体的介入下形成的“中国主体—中国客体”两极实践结构和认识结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也主要探索直接认识——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过程，即主体认识如何从实践出发上升为理论，又回到实践的过程，主要涉及“主体—客体”关系，不涉及或不主要涉及主体之间的交往关系。
同样，“中国特色”的方法论也是一种在普遍矛盾学说和一般理论指导下，专注于个性或矛盾特殊性的辩证法。如果说，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以往各个时期，这一相对忽略间接认识、多元主体交往关系而主要关注单一主体本土的亲身实践与认识发生发展关系的认识论，以及主要关注矛盾特殊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形态的话，那么，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走出去”的今天就可能不再适用，而需要重新建构。
“走出去”战略思维需要的是与狭义认识论不同的广义认识论。与狭义相比，广义认识论的第一个差异就是跨国对话的多元主体性。中国价值走出去涉及的认识主体不仅仅是中国作者，更多的是具有文化差异的世界多样读者。作者与读者之间，是差异的甚至是异质的多元主体性。以往在“中国特色”阶段的单一本土认识主体性已经不再适应走出去阶段的多元主体性状况。第二个差异是多元主体之间、围绕“中国价值”这一中介客体发生的认识交往关系。这一交往关系是以往以“主体—客体”关系为主线的狭义认识论所或缺的。它包括了认识交往关系的各个环节：传播、理解、认识等。第三个差异是认识运行机制不仅限于主客体之间，而且包括了“主—客—主”三体结构中的双重关系。“走出去”要研究的不仅是“中国特色”之“说什么”，而且更要研究“中国之声”如何转变成为“世界之声”、全球共识。差异性、多元性的主体如何通过认识交往关系可以接受“北京共识”。因此，认识运行机制的主体间性转向就显得非常重要。与此同时，辩证法思维也发生相应转换，从专注于“矛盾特殊性”的“中国特色”的辩证法，转向研究“个别转化为一般”的辩证法。个别、特殊与一般是有现实差异的，前者如何转化为后者，就需要研究“世界共识化”辩证法。
中国实践如何转化为世界实践，中国经验如何转变为世界经验，中国价值如何转变为世界价值，“北京共识”如何转变为“世界共识”，中国话语如何转变为世界话语，都需要对“转化”做辩证法的研究，形成从矛盾特殊性为中心的辩证法向以矛盾普遍化过程研究为中心的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另一极主体的在场成为这一辩证法的守望者，使多元主体之间差异和同一、个别和一般关系成为辩证法研究的中心。这必然呼唤交往实践辩证法的出场。
第二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问题的世界化，推动重塑战略之“的”。
任何理论都是问答逻辑。以问题为中心，理论是解答问题的精神形态。“走出去”也是为了解答问题。“有的放矢”，不过，这一解答之矢所针对之“的”并不如“中国特色”理论一样，仅仅是中国问题，而且主要是“世界问题”。
“的”即目标靶子的转换是根本转换，是区分“请进来”和“走出去”“中国特色”和“后中国特色”的关键差异。理论作为问答逻辑，问题的性质决定了解答的性质，也因此决定了理论形态的性质。以往“中国特色”理论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特色”，首先在于这一理论针对的是“中国问题”。我们是为了解答、解决“中国问题”而形成“中国特色”理论。而如果“中国特色”理论要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那么就不仅仅是为了解答中国问题，而是作为与世界大众生命休戚与共的人类问题、世界问题。虽然任何个别就是一般、个别包含一般，但是，个别要现实地转变为一般，还必须要研究个别之外的世界问题。如果我们背对世界问题，中国价值“走出去”战略就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当然，回答这一问题需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我们需要超越中国特色问题视野而直面世界问题。第二，从世界问题解答需要出发选择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价值、中国学术，用中国之矢射世界之的，从而成为“后中国特色”中国化的理论。用出场学的话语来说，就是中国学术语境的“场域转换”与“空间脱域”问题。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解答的“世界问题”主要包括三个系列。第一系列，就是所谓“人类困境”。生态、和平、发展、人权、文化等，该类问题始终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而又需要一个有效的解答。对于“人类困境”，我们应当有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些问题已经超越单一国家和单一民族的边界，而涉及整个人类生命的安全，因而引起了全人类的深切关心和关注。共同问题空间的脱域性使全球众多优秀的思想家和学者殚精竭虑地思索解答良方，以企望救人类于水火，解世界民众于倒悬。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关注这些人类重大问题，不能比这些学者理论更科学解答人类困境，那么很难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也就很难成为受全球大众所欢迎、所接受的“真正的世界哲学”。另一方面，应当看到，许多西方学界对上述问题解答有很多空想和偏颇，甚至有许多西方意识形态偏见。正是在这一方面，作为中国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应当有自己的独特见解，超越现存在场的学说，成为更科学、更受世界欢迎的理论。世界上的问题，无论是环境污染、战争、贫困、文化霸权和经济危机，其根源主要在于资本的贪婪本性使然。资本无限制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欲望和行动扩展到全球，造就了全球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贫困和战争。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表明：资本的全球经济霸权和文化霸权是造就人类困境的主要根源。人类困境，本质上依然主要是资本困境。作为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中国带上创新发展道路、成功抗击危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可以给予世界以未来希望的一种思想和价值。
第二系列，是西方世界独有、或者因为发展阶段的超前性而暂时中国还没有遭遇的西方问题。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造就世界分裂的一个结构，就是在西方和东方造就相对分离又彼此紧密联系的两个世界。所谓相对分离，是指西方作为完全意义上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原初语境，与东方各种社会制度和体制不相同或不完全相同社会语境的差异；以及西方率先进入后工业社会，许多制造业向东方转移，从而使西方进入比东方工业社会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上。率先发展就率先遇坎，西方率先遭遇的“后工业社会”“弹性生产的资本主义”“知识社会”“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等，使西方的马克思主义遭遇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面对的高于、先于东方的系列资本批判问题，从而使世界问题不可能完全成为中国问题的简单跨国平移。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资本逐利本性与拼命创新所致。
马克思曾经指出：最大限度逐利的资本本性一定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一方面在西方原初语境中一定需要打破原有主导因素和形态，实现资本形态和格局的创新，从工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知识资本、科技资本、消费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等，不断更新资本的主导因素和形态，以求新的逐利空间，这就带动了西方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另一方面，正如哈维所说，资本就必然转向全球空间的拓展，将原有过剩资本扩散到东方，并建立西方“知识资本”对东方的“制造业劳动”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格局。这一新格局就是东西方的新的关联方式，就是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西方之所以可能成为“后工业社会”，之所以在经济产业上可能以非物质制造业（知识生产业、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是因为工业生产必须要有接盘国家和地区，而东方正在产业层级上成为西方转移的接盘人。无论如何，西方先于东方遭遇的新的资本形态问题，正是西方当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针对的主要问题。需要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加以全面梳理。
第三系列就是由于全球文化、民族和地域的差异性和多元性所带来的问题的多样性、多元性。文化的差异，带来问题的独特性，很可能使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民族可以普遍实行的东西，在另一个族性文化语境中难以推行。“文化之境”的融合不是伽达默尔德的视域融合，而是文化之间的深度对接。问题总是产生在文化之境的交界处和夹缝处。问题在文化与文化之间转换发生的“惊人的跳跃”，必须要转换文化的视域。
第三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实践的世界化，推动中国学术历史语境的空间转换。
对中国问题的解答首先是一个在实践中大胆探索、形成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国实践是中国学术的历史语境和现实基础，也是检验中国学术对中国问题的解答是否为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学术就是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学术表达，是在中国实践探索中一点一滴地积累、生长和发展起来的理性精神。中国实践是世界实践的一部分，任何个别就是一般，任何个别就包含一般，然而，个别转化为现实的一般，仍然需要实践的全球交往关系的整合与转换。
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化学术，除了接受中国实践的检验，还必须接受世界实践的检验。这里就出现了四个要素之间的多重复杂的交往关系。“中国学术—世界学术”的精神交往关系、“中国实践—世界实践”的实践交往关系，以及相互易位的交往（交叉和检验）关系。只有中国实践转化为世界实践，才能使中国学术真正转化为世界学术。
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实践创造的新现代性是对世界现代性问题的中国重写。这一重写，既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的模式，也不是一种脱离世界文明大道的“另类”，而是对人类文明史的一种丰富和扩展。在从“自主输入型现代化”向“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转变过程中，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实践要“走出去”，中国实践向世界实践的转化，需要接受三重检验。第一，实践旨趣的转化。任何实践都是在一定的实践旨趣引导下展开的自觉活动。实践旨趣不同，实践的计划范围、利益取向、目标选择、结果形态检验标准就出现很大差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实践旨趣，表现在中国实践过程、进而表达于中国学术价值取向中，就是中国立场和中国价值的体系。走向世界的中国学术，在坚守这一立场和价值旨趣的同时，需要以包容和多样的心态，以有益于整个人类和平发展的新价值旨趣表达实践目标，努力成为最大限度实现“包容性发展”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第二，实践解答标准的多样性。中国实践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具有自己的个性。在推广于世界过程中，一定要结合其他民族的特点加以借鉴，对同一个发展问题可能各个民族选择的发展道路就是多样的。我们不能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当成唯一的世界教条。中国学术作为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精神表达，也仅仅可能是世界多样性道路可选择的现代性模式之一。第三，实践方式的转化。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是在中国改革、发展、稳定、开放的特定实践方式上探索形成的。中国渐进的改革方式，先是相对粗放、然后向科学发展转变的方式，从刚性稳定转变为弹性控制方式，渐次开放的方式，等等，都具有中国特点。这些特点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但是需要在施加实践交往中相互借鉴，切不可能照搬照抄。
第四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经验的世界化，推动中国学术生命体验的语境转换。
在中国实践中发生发展的中国学术，是直面中国经验、以中国经验为生命体验的根本语境的。中国经验是对中国问题的直接的感性解答，是在中国实践探索中一点一滴积累和体悟的经验总体，是中华民族各个阶段、所在各个地区伟大解放和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丰富经验的集成。在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辛劳和汗水积累了无数宝贵的中国经验，成为中国道路中国道路最重要、最具体、最鲜活的经验表达。
没有这些中国经验的滋养，就没有中国学术的生命；没有这些经验的丰厚来源，中国学术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学术是在中国经验的滋养基础上、对中国经验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对中国经验的抽象概括和理性表达。
中国经验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中国经验对中国问题的解答具有表象化、感性化和具体化特征，总的说来属于伟大的中华智慧，因而是有地域或边界局限的。反映和表达中国经验的中国学术，一旦超验使用这些经验，脱域而扩展到世界范围，就会遭遇变形和失真的危险。
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经验成分必然要遭遇世界经验守望者的检验。世界各种经验对中国学术的经验解读，是一种携带各种特定前理解的理解。中国经验的世界化，是中国学术世界化的必要经验扩展和精神基础。
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中国经验中的感性、表象和地域因素不断脱落，而本质的、必然的、规律的方面不断凸显的过程。个别包含一般，世界的多样性也包容着民族经验的差异，民族经验并不与世界经验抽象对立，而是相互链接，但是“这一个”走向一般，需要摆脱个别中特殊的纠缠，需要抽象。
中国经验转向世界经验多样性的场域，就不断发生着检验与被检验关系。中国经验是否是普遍的和有效的，不仅要经历中国实践的检验，也要接受来自国外的多样实践的检验。因此，它必然发生与中国经验的修正与变形、变化和创新。我们不能再以教条主义方式、正统自居来看待来自世界的经验。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实践和经验，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和经验方式。中国经验走出去，一定要有各民族相互尊重的平等态度和“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反教条主义、自我创新的历史。我们不希望把国外任何经验教条地强加给自己，当然也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强加于人。自封正统、一旦看别人有改变就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时代应当归于历史。我们应当欢迎任何一种对中国经验汲取的态度，哪怕是一点一滴，哪怕是只言片语。我们也欢迎任何民族对于中国经验与本民族经验的有机结合造就的再创新。中国经验走向世界的途径应当是多样的。有中国著作文献的外译，也有国外学者、政治家和其他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和解读。世界上每年出版的研究中国经验的著作，不管持何种立场，也不管持何种视域，只要有中国经验的介绍和正面评价，我们就值得重视，就应当与之保持思想精神的交往和对话。
第五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视域的世界化，推动着中国理论范式的转换。
中国学术具有自己解答中国问题的学术视域、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视域和理论范式。所谓视域，就是独特的地平线、理论范式和研究路径。中国学术作为理论研究的形态，不仅在内容上概括和总结中国经验，而且有了方法论的自觉，正在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学术视域和理论范式。但是，走向世界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与世界其他理论风格、理论视域、理论范式的差异性，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而外，学术背景、理论养成、民族特点的差异，必定形成各种理论视域的差异，因此需要而且必须展开在理论视域地平线的对话。
理论视域对话的前提当然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视域。我们一再强调在全球对话过程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是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和理论视域，就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就难以发声。
中国理论的创造当然首先需要聚焦中国问题。一切科学发端于问题，以问题为中心，有的放矢，是创制理论的核心。中国理论的创造当然也要依托丰富的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没有中国实践、中国经验，中国理论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归于不可能。但是，问题、实践、经验提供的主要是理论创制对象的和客体的可能性，而要创制理论，还必须要有独特的理论视域。没有视域的研究是盲目的，正如没有对象的视域是空洞的一样。
中国的理论视域的形成却更加复杂、困难。因为，全球化历史造就的全球分裂，使边缘国家不仅长期在物质生产上依附于发达的西方国家，而且在精神生产上也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输出。中国近代以来，无数的先进思想都来自西方。无数的理论视域也来自西方。我们曾经陷入“东教条”、也曾陷入（至今还在陷入）“西教条”陷阱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几乎就是不断地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西方政治家曾一再嘲笑中国“只生产物品，不生产思想（视域）”，在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大的文化、知识、理论产权控制下，按照西方的规制代工生产，包括物品和话语。如果我们只有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而没有理论视域，那么，再好的问题、实践和经验，也不能变成中国理论，不能变成好的“中国故事”。理论在本质结构上就是理论视域对对象内容穿透和把握。理论视域作为主体性的世界观、思维框架和基本方法论，决定着同一个中国问题、中国实践和中国经验形成不同的理论解释。西方许多中国研究中心，收集储存了大量的甚至是丰富的中国文献资料，也高度关注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但是由于立场不同，视域不同，他们的研究得出的理论结论与我们大相径庭。因此，中国视域是中国理论创制先在的主体条件。
其次，理论视域的复杂性还在于：与概念、范畴、原理等具体理论内容相比，理论视域还是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构性整体，而不等于所有碎片化话语的简单相加。中国理论视域就是基于中国立场观察、把握、分析、概括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一整套方法论框架，是理论体系之所以成为体系的灵魂。黑格尔曾经这样来阐释方法之于理论的关系：体系=方法+理论内容；而方法=体系-内容。视域具有体系性的构架整体性特质，又有先在于内容的方法论特质。
最后，中国视域形成的复杂性还在于它不是简单的理论内容的转换，而是需要经过三个内在核心要素的作用。一是坚守中国立场，是中国立场在理性方法论的自主选择，因而又高于立场。任何视域原初就是一种价值和立场的投射，但是需要变成理性方法论的转换。二是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的洗礼。视域是为解答中国问题、解释中国经验而存在的，射箭必须要对准靶子。三是要有理性方法论层次的规约。没有这一规约，就没有视域。视域作为理论的地平线，是理论赖以展开的空间前提，具有理性逻辑和结构性整体存在的特点。
中国理论视域是真正的从中国本土的出发，重新出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域绝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空间平移，不是把唯物史观视域在中国的复制，而是在中国大地上的重写、创造和重新出场。“反思的问题学问题学”“马克思主义出场学”就是我们的理论视域。在这一视域下，我们的理论创造才是可能的。新全球化新全球化时代理论话语虽然脱胎于马克思在旧全球化时代资本批判的原理，但是于中国当代语境中加以重新书写。差异性社会差异性社会理论也不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照抄，而是对中国的现实的理论观照。新现代性理论与世界现代性话语对话，也与中国百余年现代化历史对接，但是中国的理论独创。环境支持和环境服务的理论，是基于中国是人口大国、人民与自然环境生活密不可分而不可能相互隔绝这一现实的创新思考。理论创造的中国化，为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
中国视域的世界化，是一种最深层次的方法论对话。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要发生所谓“格式塔”式的方法论转换，但是的确需要将中国视域扩展为全人类的视域，正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一样，中国视域的世界化也是与其他民族的其他视域发生对话中完成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视域的转换是视域比较的结果。
第六个问题：“走出去”需要中国话语的世界化，推动中国言说和接受主体的转换。
中国理论需要有自己的话语体系，当然需要操持“中国话”，包括概念、范畴、原理、法则等，理解主体主要是中国读者。中国学术不可能有理解主体的自我遗忘。但是，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理解主体由中国读者转换为世界读者，理解主体的转变，话语方式也必定相应转换。语言是存在的家，话语方式携带着实践、存在、在场的所有因素，构成一个不同于中国语境的世界语境。世界语境的差异化，需要中国学术转换话语、转换理解方式和传播方式。我们千万不能“生产什么”就“吆喝什么”，操持传播学早期的“靶子论”，将基于中国话语的学术简单地翻译出去，一厢情愿地轰击假象的世界读者，更不能不顾世界读者理解主体的内在需要而简单地加以宣传。要做深入的读者语境和话语方式的比较研究，要有新的接受理论，从读者接受而不简单是作者传播中心的角度，促成理解过程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视域融合。只有这样，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才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浸入西方文化之中。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不仅带来西方文化，也将中国文化翻译介绍给西方。我们津津乐道的利马窦、马可·波罗等，都是代表。从黑格尔、马克思到马克斯·韦伯，大都是借助于这一传译了解中国，尽管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是很难深入的。作为《儒教与道教》的作者，马克斯·韦伯被称之为“伟大的外行”。外行在于他书中之转译的中国经典来源多不可考；伟大在于他凭借着伟大的文化直觉和理性直觉，得出了大致不差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的结论。海德格尔晚年与萧师毅合作翻译老子《道德经》，并形成了“天地人神”的存在观。中华思想话语的传播，既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胡适、辜鸿铭等人的贡献，也得益于国外汉学家们的大量辛勤劳作，更有中华文化外译工程的成果。但是，话语转换和影响力，始终是与承载话语的民族的历史必然大力的地位相依而存、与世界各民族对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的需求强度相适应的。维特根斯坦说：话语的意义全在于它的用法。话语的接受度也在于它的用法。接受一种话语，就是接受它的用法，开启的一种生活世界。我们不是期望用新的东方霸权来取代西方文化霸权，而是真诚地向一切全球需要解决他们困惑的人民真诚地讲述中国故事，希望能够对于他们有所帮助。只要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的创新逻辑还在东西方共同在场，造就的生态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文化危机继续困扰着全人类，那么，中国话语承载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当代出场形态和创新逻辑的批判就会深入人心。只要人们还在反思现代性的自身深刻矛盾并探索超越现代性的新文明之路，那么中国的新现代性思想就是有益的启示。只要有民族需要追求全球正义全球正义，呼唤新的主体际平等和新秩序，那么中国的全球正义全球正义观与和合观就是适宜的提示。我们面对的全球“他者”，不是一种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对象，而是地球村的邻居，那么，我们的对话就是主体际立足于时代的底板、共同面对的时代问题、用各自的时代话语之间的真诚对话，我们就会有共识。中国共识就必将借助中国话语走向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