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交往发展的历史就是文明和进步的历史，它展现为原始群的扩大、部落的形成、图腾的综合以及区域性发展、世界整体性发展。历史表明，只有善于交往和开放的民族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一个民族本身的结构和状态不仅取决于它的内部交往，而且取决于外部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邓小平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因而他在设计改革蓝图的同时，又制定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在邓小平看来，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走进“开放的世界”，进行世界交往，做“世界公民”。
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列宁说过，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邓小平理解这一点，他始终是“从世界的角度”“从世界的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来设计“中国式的现代化”的。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这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构成了当代中国开放的时代背景。
所谓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已经世界化，各民族、各国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历史阶段，世界已经“一体化”。在开放的世界中，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同整个世界发生了实际联系，并通过一定的形式来利用全球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成果，利用全人类创造的一切，从而增强自身的结构和要素的活力。
开放的世界在今天已经是一个可以经验到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现代，即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世界趋向开放的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
——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4]作为“结果”的世界历史一旦形成，又成为原因，使生产力和交往的发展全球化、普遍化，从而把一切民族或国家都推上了世界竞争的舞台，使其发展在世界交往和竞争中实现，并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5]。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
——“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7]
我们不能不佩服马克思如此惊人的洞察力及其超前意识。当代世界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真理性。随着当代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在不断扩大，节奏在不断加快，从古代的血缘交往、战争交往一直发展到当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等的全面交往，形成了规模更宏大的世界市场、世界银行、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在当代世界，由于交通工具和信息手段的发达，身处不同地理环境的民族、国家都可以进行交往，地理环境和种族差异再也不是交往的界限，人们不再为这些产生“望洋兴叹”“远隔重山”“天涯海角”之感了。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不同的民族、国家创造了一个“复制”整个世界的间接环境，人们可以通过一台小小的“电脑”把全部交往信息收集起来，在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展开世界交往活动。现在的世界的确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的世界是当代世界的基本特征之一。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世界中的物质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的全球循环，增强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的进程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在当代世界，孤立的民族或国家为数极少，而且没有一个不在加速走向衰败。马克思早就说过，在世界市场已经形成的条件下，能否建立新的工业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邓小平理解这一点，因而多次强调，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置身于世界之外。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聚焦点是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他反复强调要“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问题。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既是开放世界的基础，又是开放世界的集中体现。这种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本身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空前加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出口年均年增长率仅为0.7%，而战后平均年增长率高达6.7%，世界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而且从发达国家出口贸易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看，前者大大快于后者；贸易方面相互依存的加强，还表现在世界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中，大量中间产品、零部件投入世界性商品流通，深化和拓展了国际分工，从而加深了各个国家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相互依存关系，贸易全球化。正是循着这一思路，邓小平指出：“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总有一天经济要萎缩下去”[8]。
其次是金融方面的相互依存空前提高。20世纪70年代之后，资本金融化的趋势日益凸显，金融资本对产业资本的支配性日益显著，金融全球化。随着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国际化，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空前提高，信贷关系、金融和交易以及单纯的货币资本业务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全球循环的资金流。目前，国际货币资本流通额每年约二十多万亿美元，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资料表明，仅1986年未收回的国际银行债权总额就达3万亿美元。正是由于看到了货币资本超国界地、大规模地、频繁地在国际间往返流动，邓小平在1978年就提出了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的问题，之后又多次指出“吸收外国的资金”问题。
再次是跨国公司的空前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公司发展迅速，至1980年，跨国公司共有海外分支机构10400家。跨国公司使得各个国家的生产连为一体，大大加强了国与国之间在生产领域的相互依存，跨国经营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邓小平注意到这一趋势，因而提出了外向型经济以及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建立中国式的跨国公司的设想。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对外开放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不仅取决于这个民族、国家的内在结构，而且还取决于当时的世界格局。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所以未能实现全方位的开放，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冷战”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即“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这是当代世界的又一基本特征。
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这一命题是在1984年。1984年，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带来障碍。”[9]
在邓小平看来，要解决和平问题，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要解决发展问题，就要实行“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即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10]所以，和平和发展问题是“带有全球性、战略性和关系全局的意义”[11]。
1985年，邓小平从“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这两个角度分析当代世界格局，极为明确地指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2]
正是因为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平与发展又成为当代世界的主题、时代的主题，所以，我们必须对外开放，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在当代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13]。
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就是交往不断扩大的历史。人类历史表明，只有善于交往、开放的民族，才能走在历史的前列。古希腊民族之所以能走在当时世界的前列，之所以能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朽的足迹，就在于他们善于开放、交往，形成了自己开拓性的思维方式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优良传统，从而创造出自己灿烂的古代文明。据此，西方把希腊人称为“旅游民族”，把希腊文化称为“百衲衣文化”。在古代，“旅游民族”是罕见的。在当代，由于交往打破了区域性的限制，世界绝大多数民族都卷入到世界交往的序列中，几乎都成了“旅游民族”。这一变化具有历史意义，它使一些落后民族能够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到世界先进行列之中。
交往之所以能使一些民族实现“跳跃式”发展，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交往行为的相加效应规律，即在交往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或国家都是用自己的最新成果，用自己富余的东西或优势部分去交换自己短缺的、不足的东西，这就等于自己增长了一种新的东西，获得一种发展的“爆发力”。这样，进入到交往之中的民族、国家就可以与全人类共享最新成果，避免了“一切从头开始”、重复劳动的时间耗费以及失败的消极后果，从而能以人类已经取得的成果为其发展起点，不断创造更新的东西，实现“跳跃式”的发展。这是规律，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邓小平所说，实行对外开放，进行世界交往，就是“尊重社会发展规律”。
的确如此。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任何国家都可以在开放和交往中最大限度地利用世界上的一切先进成就获得自身的迅速崛起；反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孤立的状态下，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走向现代化，达到或超过当时的先进水平。封闭只会使差距越来越大。在现代化的历史上，无论是先行者英国，还是后来居上者美国，无论是日本，还是新加坡、韩国等等，都是在对外开放中实现现代化的。后来者总是以先行者已经取得的成就为跳板，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
走马观花那样看看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吧。
英国的现代化是在对外开放中进行和完成的。蒸汽机的制成和运用本身就是德国、法国和英国“合作”的结果；英国当时就是一个“世界工场”，其产品输往世界各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李斯特早就指出，英国从落后的国家跃为先进国家的奥秘之一，就是善于吸引外国技术，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老师。
美国的崛起更好地说明了在开放中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道理。引进先进技术是美国成为现代化的后起之秀的优越条件；大量移民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外部因素；大量吸收外国资金对美国开发西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同对外开放结下了不解之缘。
日本的现代化肇始于明治维新，它一开始就是在对外开放中进行的。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一个庞大的“遣欧美使节团”，考察欧美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政治、文化的实际状况。之后，便大量移植先进的技术、产业以及经济制度，同时注重政治独立，最终成为第一个非欧美的现代化国家。难怪日本著名学者吉田茂认为，对外开放是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最基本的因素”。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腾飞，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以自由港和对外国资本高度开放的政策，成功地吸引了海外投资，成为“投资天堂”和“跨国公司的乐园”。韩国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对外开放、改用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对外开放中，韩国经济发展咄咄逼人，以至西方国家担心它成为“另一个日本”。
以上巡视的仅仅是现代化国家、“后现代化”国家的几个代表。这些国家处于不同的地域，又各有自己的特征。然而，不论它们属于西方还是东方，也不论它们各有着什么特征，在通过对外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环顾全球，当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没有一个是闭关自守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它们的国际交往就越广泛；越是经济发展的国家，它们在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就越下工夫，从中得到的效益也就越显著。邓小平由此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
中国的历史也表明，中国要得到发展，实现现代化，必须走向开放的世界，做“世界公民”。“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4]。“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邓小平制定对外开放理论的现实基础和历史依据。邓小平向人们展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线索和引人深思的历史事实：
从汉唐至“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15]。闭关自守，并不是中国人的天性；特定的地理环境并非注定要使中国形成一种“隔绝机制”，成为一种内向的、封闭的、超稳态的文化类型。同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尤其是汉唐之所以繁荣兴旺，而且人才辈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有一定的开放性，产生了汉帝国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形成了唐代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美誉世界的“丝绸之路”，开阔了汉族人民的地理视野，张骞也因此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的利文斯敦”；郑和七次下“西洋”，打开了中国通往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各国的航路，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对外交往。此前，唐太宗就说过，从古以来都是贵中华，歧外族，我独不取这种偏见。兴盛总是与开放相随。
然而，从明朝中叶，至迟从清王朝开始到鸦片战争，形成200至300年的闭关自守。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到了明朝中叶，其衰落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中国的发展开始感到后劲不足，进一步发展需要打破这种封闭的农业经济体系，从外面汲取丰富的养料。然而，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中国从明朝中叶至迟从康熙开始，却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走上了自我封闭的道路。恰恰在此前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其急速生长的大变革时期，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由于失去了与之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机会，中国仍躺在古代文明的“安乐椅”上原地不动，结果，不可避免地落后了。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16]。“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17]
闭关自守只能导致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在世界历史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如果继续无视这种整体化的趋势，那么，前途只能有一个，即被强力拖进世界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
——“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8]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19]
中国的历史不幸为马克思所言中。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逐渐走向衰亡，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总是与封闭相伴。闭关自守之所以导致落后，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衰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的民族、国家一切都是“单独进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它往往重复其他民族已经做过的事情，其“创新”也往往是把别人走过的艰辛之路重走一遍，表面看来在前进，实际仍是历史的落伍者。
新中国成立后至“**”，中国从某种程度的开放到闭关自守。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帝国主义封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20]，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开放，即“只不过是对苏联东欧开放”[21]。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后，我们又关起门来，而“**”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导致封闭半封闭。就是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又开始了一个经济繁荣期。由于再一次失去与之交往的机会，结果中国不仅没有什么发展，而且与发达国家之间原来已经缩小的差距再一次被拉大了。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经济发展日益加速度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技术革命面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起点是一致的，用美国社会学家托夫勒的话来说，就是“站在共同的起跑线上”。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22]。
由此，邓小平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闭关自守只能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二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做“世界公民”。
“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23]“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4]邓小平是一位引导中国这条航船在各种风浪中向前航行的老到的舵手。正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思想和战略设计引导下，中国终于走向了开放的世界，成为“世界公民”。英国《金融时报》公正地指出：“中国已从世界上一个最自给自足的国家变成最开放的国家之一。”
三、从创建开放的基地到建构开放的格局
一位哲人说过：机会，永远钟情于有着特殊准备的民族。中国要走进开放的世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就必须有特殊的内部准备，即形成能够适应开放时代的内部结构。对外开放能否真正推动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要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取决于这种内在结构能否吸收、融合对外开放所获得的先进成果。一句话，取决于中国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开放的格局。
一个社会内部流动的外部化，就是对外开放；一个社会内部的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基础，内部开放的程度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相反，对外闭关锁国的程度，取决于这个社会内部的封闭程度。因此，邓小平确定“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25]。“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也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对外是开放，对内也是开放。”[26]把对内搞活说成是开放，并和对外开放并提，这绝不只是一个提法或用语问题，它实际上表明了邓小平力图把中国建成一个开放社会的思想。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在理论、现实和历史中探寻对外开放的依据，而且对中国如何开放，走进开放的世界进行了宏观设计：从经济开放到文化开放，从发展外贸关系到利用外国的资金，从内向型经济到外向型经济，从创建开放的基地到建构全方位、多层次开放的格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对外开放的运行轨迹。
任何社会变革都需要选择突破口。中国的开放同样需要一个排头兵，需要“基地”。1979年，当中国政局刚刚廓清雾瘴，完成了一次指导思想方面的大转移，深谋远虑的邓小平就提出了试办沿海经济特区、创建“开放的基地”的构想。他不无悲壮地说，可以在沿海地区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派出了工作组前往广东和福建考察，认为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地适宜建立“特区”；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市各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主要实行市场调节，经济建设主要是吸收侨资和外资；同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和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完成了创办经济特区的立法程序。
中国的经济特区正式起步了。后人评述历史时，也许会发出惊叹：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就这样诞生了。
一切重大历史事件的产生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马克思说过，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经济特区首先办在深圳等四个地方，对于深圳等地来说也许是一种偶然。然而，中国创办经济特区却是一种必然，或者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是为实现历史的必然性而进行的“典型”实验。从根本上说，任何偶然性都不过是必然性的实现方式。
1984年，邓小平对经济特区的对外开放进行了概括：“特区将成为开放的基地”，“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27]。
正是在邓小平创建开放基地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地”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1979至1980年，先后创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开放的基地”初步形成；1984年，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14个港口城市，形成了对外开放的“黄金海岸”；1985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辟为内外交流、城乡渗透的开放式的经济区，使沿海和内陆互为补充，以带动内陆经济起飞；1987年，决定在海南建省，并将之办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1988年，开始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范围，开放市、县增加到288个，开放面积增加到32万平方公里；1990年，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力图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以龙头之势促进长江流域的经济腾飞；同时，积极参与东北亚经济圈，贯通连云港至鹿特丹世界第二条欧亚大陆桥，大力拓展对东欧各国以至整个欧洲大陆的经贸活动。
至此，开放的基地已经全面形成，并且由沿海开放推进到沿江开放和沿边开放。这样，一个地域上的对外开放大格局已经形成。中国，这个曾经拥有雄汉盛唐，名扬四海的东方文明古国，在饱尝了闭关自守的苦难之后，今天，终于以其睿智的目光和坚定的信念，再度推开了尘封网结的窗门，以自觉的开放姿态，去延揽八面来风。
邓小平不仅从宏观上设计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地域格局，而且思考了对外开放的世界格局。按照邓小平的观点，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对外开放必须是全方位的开放，即“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所有类型的国家开放”。否则，我们无法真正地走进“开放的世界”，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世界公民”。
1984年，邓小平就全面阐述了对外开放的广度问题，明确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不只是对美国、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开放。对这些国家开放，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一共三个大方面。”[28]后来邓小平再次重申了“三个方面的开放”：“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同时，“三个方面开放”又有各自的侧重点。
首先“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29]。
这里所说的“西方”不是一个纯自然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人文地理概念，即泛指当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我们之所以要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吸收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之所以“主要从那里来”，是因为在当代世界，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具有二重的矛盾特性：就社会主义来说，它在本质上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它得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却主要是落后的东方文明；就资本主义而言，它一方面是落后的社会制度，但另一方面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据着人类文明的成果，拥有先进的生产力。
列宁则提出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著名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社会主义。在邓小平看来，“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30]“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目标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31]
其次，对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放，搞技术合作、合资经营。
马克思、列宁都曾把俄罗斯称为“半东方”“半亚细亚”国家，其意是指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俄国介于发达的西方和落后的东方之间。相比西方，俄国落后；相比东方，俄国先进。尽管从总体上看，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仍没有彻底改变“半东方”或“半亚细亚”的状况，但它们在科学技术某些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因此，邓小平指出：在对外开放中“还有一个方面，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32]，进行技术合作、合资经营，或请他们帮助中国进行技术改造。所以，在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后，我们仍然向俄罗斯、“独联体”各国以及东欧国家开放，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再次，“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是有很多文章可以做”[33]。
一般说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发展起点低、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生活贫困等问题，然而，在邓小平看来，我们“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前景是很好的”[34]。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各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他们或者在资源方面，或者在市场方面，或者在资金方面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因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同时，“南南合作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35]。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南方”，“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在对外开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缺少这一方面，就构不成全方位的开放格局。
在这种全方位开放格局背后隐藏着并渗透于其中的，是邓小平恢宏的世界观和开放性的思维方式：
——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当代世界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或民族都进入了普遍交往的行列。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使各个国家的生产开始趋向专业化，世界各国都被经济的纽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从世界历史的视野看问题，就必须全方位地向世界开放。
——每个民族或国家都有自己的特长，都有可供学习和借鉴的东西，都是国际交往的对象。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这同样是一种世界历史的视野。它表明，只有在全方位的开放中，才能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博采众长而创新。
——全方位开放意味着开放多元化。单纯对某些国家开放，存在着遭受这些国家“卡脖子”或转嫁危机的潜在可能。实行全方位开放则可以帮助我们尽量避免这一点，可以把某些消极影响降低到最低点。“西方不亮东方亮。”只有面向世界全方位开放，才有回旋余地，掌握国际交往的主动权。全方位开放的思想蕴含着这样一个真理：只有以整个世界为舞台，才能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邓小平不仅提出全方位开放，而且提出多层次开放。
走进历史的长廊，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交往过程不仅展现为“交往圈”不断扩大的过程，同时又体现为交往层次不断滋生的过程，从血缘交往、战争交往、契约交往，经历了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文化交往，一直发展到当代的科学交往、信息交往以及交往“系统值”。“交往圈”的不断扩大和交往层次的不断增多，要求当代中国的开放不仅应是全方位的，而且应是多层次的。
在当代，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又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因此，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正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人类创造的共同财富，并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着手”处、“关键”，所以，邓小平反复强调科学技术领域的对外开放，反复强调利用外国的智力，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
在邓小平的视野中，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放还包括管理这个层次的开放。邓小平的思路是：生产管理是科学，管理也是知识，也是一种技术；当代先进的管理是适应现代化大生产而形成的，它“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因此，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放应包括管理层次的开放，“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与科学技术领域的开放密切相关的是经济领域的开放。在邓小平那里，经济开放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经济开放包括技术这个层次；狭义的经济开放主要指吸引外资和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基本上有两类：一是借用外国资金；二是吸收国外投资。在邓小平看来，利用国际间各种资金来补充本国资金不足，发展国民经济，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当今世界，已经形成了全球循环的资金流，而我国建设资金又严重不足，因而应创造条件吸引外资，“借此加速发展”。
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引进外资、合资经营”。“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36]。就这样，中国终于冲破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发展模式，并逐步形成了吸引外资的基本途径：（1）借用外国政府贷款；（2）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贷基金；（3）借用世界银行贷款；（4）借用国际农业基金会的贷款；（5）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向外国商业银行贷款；（6）吸收国外直接投资，或其独资或合资。
对外贸易是经济开放的又一重要形式。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国内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扩大对外贸易才能获得各种生产要素资源，才能使国民经济走上高级形式的综合平衡和良性循环的发展道路。正因为如此，邓小平非常关注对外贸易问题，并从流通与生产的相互关系上来认识对外贸易在经济交往和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突破了那种仅仅把对外贸易看作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手段的传统观点。这种传统的观点说到底，是一种“卖就是为了买”的小商品生产者思想的反映，仅仅停留在流通领域，没有深入到生产领域，限制了经济交往的广度和深度。
经济开放必然导致文化开放，“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37]。文化的开放，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即世界性文化。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要站在世界的先进行列，不仅要实行经济开放，而且要实行文化开放，善于吸取人类所创造的优秀文化。只有确切了解和全面把握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化，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然而，“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38]。邓小平不但承认这一点，而且理解这一点。在他看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一方面要善于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要善于批判继承西方现代文化。“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39]。因此，必须进行文化开放。一个封闭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适应开放的经济体系的。“要看银山拍天浪，开窗放入大江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开放中走向世界，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文化，形成更加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化模式。
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多层次的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开放大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唯有生机勃勃开拓奋起敢于撞响命运晨钟的民族，才具有这样的宏大气魄和胆略——全方位和多层次的开放，上下几千年，纵横八万里，凡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切先进成果，皆可任我取舍为我所用。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就是要自觉地投身于世界各国的交往、竞争的进程，通过这种横向的网络交叉过程，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一种“爆发力”。
四、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当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思想时，犹如巨石投水，其影响波及整个世界，燃起了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们胸中的希望之火：有的希望从中汲取振兴本国经济的有益经验；有的希望从中探寻开辟商品市场的可能性；有的希望通过这一转变导致中国发生“和平演变”，从而“不战而胜”。美国《时代》杂志外交记者塔尔博特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说了这样一段具有代表性的话：“美国非常希望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政策成功或者至少能保全下来。美国可以用投资、资助、技术、双边贸易和互派科学家、学者，尤其是管理人员的计划来帮助中国”，从而“可能有朝一日会使中国人不仅放弃毛主义，而且也放弃马列主义”。
这是一份难得的自供状，它同时表明，塔尔博特根本不理解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政策”，他是用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理解、“希望”中国的开放政策的；他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邓小平在提出中国必须全方位、多层次地开放的同时，又指出开放必须以自力更生为立足点，以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思维坐标和根本方向。
内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外因只能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只有通过加强或削弱内因的某些方面、某些要素才能加速或延缓该事物的发展。邓小平深知，对外开放只是使中国的发展获得一种外界因素的推动力，中国的发展归根到底要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必须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足点。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40]
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表面看来是相反的，实质上却是相反相成的，这是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我们只有不断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才能不断加深、拓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同时，我们又只有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取世界的先进成果，才能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否定任何一个方面，我们都会重归形而上学。在现实中，一切都是相互作用的。恩格斯早就说过，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追溯到比对这个相互作用的认识更远的地方，因为正是在它背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了。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了解现实的因果关系。
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又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二者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所创造的先进生产力以及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东西，必须在不断改革自身的同时向世界开放；而资本运动的逻辑必然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寻找和建立新的市场，必然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开放。同时，在这种相互开放、相互依存中又存在着矛盾、对抗和冲突。无论是“热战”与“冷战”，还是“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其实质都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种制度殊死斗争的不同表现形式。
开放的世界以及开放世界中的两种社会形态（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相互依存与相互冲突，构成了一种奇特的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向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和在开放中如何保持“自我”。邓小平极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明确指出：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41]，“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42]。“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这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补充，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43]
邓小平从三个方面说明了在对外开放中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坚持“以社会主义为主体”。
第一，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百日维新”没有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成为“激**百年史”的辉煌开端，相反，却窒息于襁褓之中，以砍下六颗头颅作为结束，中国的社会状况依然如故；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它并没有改变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夭折作为结束。出路在于，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
第二，“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这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上说明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走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利益。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使中国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的双重奴隶，只能使中国绝大多数人重新陷入贫困的状态，只能使中国再度处于畸形发展的状态。
第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说明坚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社会发展道路是曲折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中，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
在当代，不实行对外开放，不走进开放的世界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保持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对本民族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因此，在对外开放中，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时又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44]。
的确，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这种独特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族传统、民族心理和民族行为方式等等。中国文明不同于由古希腊文明发展而来，并经文艺复兴的中介最终形成的西方文明，也不同于“半东方”的俄罗斯以及东欧的文明，因此，对欧洲以至世界各国的经验、模式只能借鉴而不能照搬。历史已经证明，“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45]。因此，中国必须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方位、多层次对外开放围之旋转的真正的太阳，它构成了当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思维坐标。正如邓小平所说，“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46]当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始终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思维坐标，以此为价值标准来决定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吸取、借鉴什么，拒绝、反对和抛弃什么。
在对外开放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涵：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同时又能使中国的转变同世界的发展结合起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应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同时又能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为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基础。中国的未来发展和世界历史的运行息息相关，只有走进开放的世界，在世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代表中国的未来。
[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5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6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1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册，4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88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87页。
[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33页。
[9]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3～44页。
[1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4页。
[1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3页。
[1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94页。
[1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60页。
[1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67页。
[1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77页。
[1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77页。
[17]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54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91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692页。
[2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54页。
[2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77页。
[2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77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306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373页。
[2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5页。
[2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7页。
[27]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1页。
[28]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3页。
[29]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7页。
[30] 《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167～168页。
[3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05页。
[3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3页。
[3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7页。
[3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4页。
[3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84页。
[36]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55页。
[37]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31页。
[38] 《毛泽东著作选读》，2版，下册，751页。
[39]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32页。
[40]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3页。
[41]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93页。
[42]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47页。
[43]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151页。
[44]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52页。
[45]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3页。
[46] 《邓小平文选》，第3卷，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