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形成的，然而是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实现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仿佛是“错位”，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有人以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依据否定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依据否定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多年来，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问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的焦点。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和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性的重大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和认真的探讨。这里，我拟就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三位巨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观点作一新的考察和审视。
一、马克思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及其特征的探讨
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活动集中在英、法、德三个国家，从总体上说，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创立的。据此，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只是探讨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而没有注意到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这是一个误解。对全部马克思主义史的反思使我们得知：马克思不仅探讨了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而且探讨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不仅在晚年关注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而且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初就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纳入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的确，马克思非常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马克思一生理论活动的主题。《共产党宣言》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英国和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法国为其研究对象；《资本论》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英国。
马克思之所以极为重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是因为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典型”则更集中、充分、直接地显示了一般，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更容易把握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这是其一。
其二，这是其“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对“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将有助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揭示，并为后者提供一把钥匙。
其三，从历史认识论角度看，对现实社会的“典型”内在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把握，是把握整个历史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的前提。历史虽是“过去”，但它并未消失，而是以缩影的形式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通过现实社会的“典型”，我们能够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及其关系。“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2]“从发展的完成的结果”，即从“典型”开始的反思法是历史认识的基本方法。
通过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马克思发现了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但他并没有因此忽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纵观马克思的一生理论活动，可以看出，马克思先后研究过两类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一是在19世纪40年代关注着西欧的德国；二是在19世纪70年代注视着东欧的俄国。
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领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同时代的英国、法国相比，德国无疑是一个落后国家。尽管如此，马克思仍关注着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3]。这是因为，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看，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条件下，仅仅否定德国的封建制度，“结果依然要犯时代错误”。这是其一。
其二，从德国国内状况看，德国的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先进生产力，并“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当德国处于资产阶级革命前夜的时候，无产阶级已经开始敲打着历史的大门。
其三，从国际国内相统一的角度看，当时世界的两大基本矛盾，即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德国交织、重合，德国成了这个时代矛盾的焦点，在欧洲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4]。
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又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此时的俄国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从俄国国内看，农村公社——一种原始土地公有制普遍存在；同时，经过1861年的改革，这种原始土地公有制又“大遭破坏”，公社内部产生了一定的私有制因素，资本主义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马克思认为，此时的俄国是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东方的“半亚细亚”或“半东方”的国家。从世界历史看，资本主义已经显示出其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正迎面而来。
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未来的发展因此具有了两种可能性：一是沿着西欧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二是跨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至于哪一种可能性能够成为现实，马克思认为，关键在于条件，“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尤其是对于后一种可能性来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其实现的前提条件。“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5]。这就是说，落后的俄国有可能先于发达的西欧首先开创社会主义的历史行程。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的历史双重地证实了马克思预言的正确性：一方面，俄国最终没有绕过资本主义阶段，而是以其特有的形式再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俄国又没有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欧的道路走下去，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先于发达的西欧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马克思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研究，并不是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反映了马克思“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心理状态，更不是马克思短暂的“主观情绪的直接产物”。相反，这里有着深刻的方法论依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核心，这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越出了民族的狭隘地域，进入了世界“运动场”，具有了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性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并不是对民族性的否定，相反，它以民族性为前提和基础；这种世界性又不是民族性的简单叠加，它作为一种整合质，具有相对独立性，并能使民族性在某种程度上“变形”，“协调”于世界性之中。
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某些落后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往往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并有可能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6]。同时，落后国家能够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改变自己原有的生产关系，并通过一定的形式利用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从而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进入世界历史的先进行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
马克思正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出发，去把握人类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从而肯定了某些经济较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历史必然性的。马克思是把德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放在“法国的年代”“本世纪的历史”“当代现实水平”，以及同发达国家的交往“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这个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的；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探讨，马克思也是从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它与“现代世界”之间的联结方式，以及“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这种辩证关系着眼的。
当然，我注意到，19世纪50—70年代，“半东方”、东方社会中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马克思又毕竟身处西欧，因而只能对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进行间接研究。因此，马克思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在马克思看来，具体结论只有从对每个时代实际生活过程的研究中才能得出。可以说，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出发点，对于具体的国家进行深入的具体研究，使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具体化、深化和完善化，这就是马克思留给后辈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遗训”，而列宁和毛泽东正是这一理论“遗训”在不同国度的卓越执行者。
二、列宁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及其特征的探讨
为了科学地解决俄国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列宁不仅分析了俄国的国情，而且始终把俄国的国情以及未来发展道路置于“世界历史总进程”“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这个宏大的背景中加以考察的。列宁认为，只有了解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并把握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进而“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8]。这一见解是正确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相互作用中去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俄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
从世界历史总进程看，资本主义已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已经呈现出激化状态，其标志就是经济危机的频繁发生；同时，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已经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矛盾四起，这是商品生产在世界市场背景下发展的必然结果。对时代的深刻分析，使列宁认识到“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这个绝对规律的存在，必然在整个资本主义链条上形成一个薄弱环节，“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9]。
从俄国国内状况看，此时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从整体上看，仍是一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场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10]，“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存在，相对于西欧来说，还是一个落后国家；同时，又被卷入到帝国主义世界战争体系，受到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有力冲击和影响。
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俄国出现了一系列在西欧发达国家不可能出现的特征，这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等等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俄国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在矛盾的集结点和薄弱环节。这就为俄国未来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缩短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历史进程，迈向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历史走的是奇怪的道路：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11]。在我看来，这个“奇怪的道路”的形成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奇怪的道路”背后隐藏着的正是历史的必然性。而列宁之所以成为列宁，就在于他把握到了这种历史的必然性，抓住了历史提供的“最好的机会”。因此，我断然拒绝米埃拉、马尔库塞等人的观点，即列宁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观点而转移到了唯意志论的立场。
如果列宁仅仅肯定俄国能够超越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那么，列宁的思想只能具有民族性。问题在于，列宁在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观点，体现出列宁思想的国际意义。从哲学的角度看，列宁指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论点上。
第一，“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12]。
的确如此。随着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越来越多的落后民族或国家卷入或被“拖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然而，在这个体系中，西方资本主义却“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3]。这就使落后国家产生了一种奇特的现象：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不能得到正常的发展，从而产生了许多在发达国家不可能产生的矛盾，如本民族与外来民族的矛盾，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以及地主阶级的矛盾等等。这些落后的国家既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又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上。
历史告诉我们，当国际社会向一个处在转折点上的民族展现出种种社会形态时，先进的社会形态对于该民族来说具有更强的吸引力。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或民族看到了人类历史的新曙光，它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左右徘徊的民族“走俄国人的路”。
第二，“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4]。
规律是必然性，作为一种必然性，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代表着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它只能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才能实现出来，而不同的历史环境又有不同的历史条件，这就规定了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实现方式具有多样性。我们既要看到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和它的实现方式的区别，又要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否则，我们就会在世界历史一般规律的多种实现方式面前看不到贯穿于其中的必然性了，或者以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否定具体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
世界历史的深入研究证实了列宁这一论点的正确性。例如，日耳曼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而直接建立了封建制度，斯拉夫民族也走着类似的道路。这种历史现象的产生一方面确证着具体民族的历史发展在形式上或顺序上的特殊性，另—方面又表明这些特殊的现象以其特殊的形式体现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尤其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马克思指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15]俄国的特殊发展道路也以自身的特殊形式再现了世界历史的一般规律。如前所述，十月革命之前，俄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表明，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没有使俄国“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问题的实质在于，在20世纪世界历史的影响下，俄罗斯民族抓住了历史提供给它的“最好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内“缩短”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
列宁理解历史的辩证法。他深知，俄国十月革命体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对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但俄国的特殊国情又决定了不能把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俄国革命有别于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因此，更为落后的东方社会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历史课题。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课题。
三、毛泽东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及其特征的探讨
在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同样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如前所述，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性，而毛泽东则身处东方社会的“实际生活过程”，亲自参加并领导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活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中国是一块“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16]。这就是说，中国是东方社会的“典型地点”，以这种“典型”为蓝本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无疑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对于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具有直接的意义。
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探讨的过程中，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方法论，尤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按照毛泽东的观点，首先必须把握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并认清中国的国情，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17]，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已经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的轨道，因此，应把中国的问题置于“国际环境”，从“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去加以考察，从而全面把握“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占90%，这是落后的生产力，“同古代相似”或者说“停留在古代”；现代工业占10%，这是先进的生产力，“和古代不同”，而且它“较为集中”，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造就了300万现代产业工人。这两种生产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中国现实的总体生产力。这表明中国的生产力具有二重性。正是这种二重化的经济运动造成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发展具有两种可能性，即发展并确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至于这两种可能性中的哪一种能够成为现实，毛泽东认为，这一方面取决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另一方面取决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及时代走向。
中国是被西方资产阶级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在中国造成了一种双重效应：一方面它造就了“新式工业”，破坏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它又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允许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一种畸形状态。西方资本主义的自身利益决定了这一历史现象的产生。这是其一。
其二，此时的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时代并处在一个“新的国际环境”之中：“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18]。这是一个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兴盛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日益激化，社会主义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运动以及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遥相呼应，形成一个历史整体，猛烈冲击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
中国生产力的二重性、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对中国的冲击、渗透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这种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产生具有了历史必然性。
从根本上说，历史必然性就是社会经济运动对历史行程的制约性、决定性，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就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历史必然性决定着中国未来发展的大概趋势，并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活动提供了可能性前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又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实践过程，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中国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
毛泽东理解这一点。他的可贵和独特之处就在于，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必然性，而且解决了如何实现这种历史必然性的问题。这一过程体现了毛泽东独特的方法论，即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的辩证法。
按照毛泽东的观点，从静态上看，矛盾的特殊性表现在空间的排列和扩展上呈现出各自特点，展现为一个“矛盾群”，其中，各种矛盾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矛盾的普遍性就贯通其中。这是共时性结构。从动态上看，矛盾特殊性表现在时间的前后相继中呈现出各自特点，形成一个矛盾序列，其中，同一矛盾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作用，矛盾普遍性就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其作用，展现出无物不摧的宏观否定性。这是历时性结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结构的辩证法是毛泽东矛盾分析法的深层结构，这一方法首先把中国与其他国家比较，从中国社会的“矛盾群”中找出主要矛盾，其次从“矛盾序列”中把握不同时期的不同的主要矛盾，及时地转变主题，从而解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普遍性的问题。
20世纪上半叶国际国内条件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出现了在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半东方”国家内不可能产生的“矛盾群”，这就是中华民族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民族”、人民大众与封建势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民族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等等。这种种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网，其中，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在中国首先要完成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扫清道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色彩；另一方面又具有凝重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色彩，这是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联合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国际资本主义”，因而成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二重性必然使其结果二重化，即“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另一方面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二重化的结果又必然使中国的未来发展面临着两种前途，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二者都是一种可能性，只不过后者“具有极大的可能性”[19]。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中国的发展只有一种可能——社会主义。按照毛泽东的观点，全部问题在于，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在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并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适时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实现社会主义的前途”。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的确如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在，然而，二者之间又存在着矛盾，不可能互不干扰地平行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二者的矛盾便会激化，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此时，中国不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要它不变，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动，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历史告诉我们，当一种新的生产力已经形成并且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时候，生产关系变革的物质前提就基本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从质上看，无疑需要社会化大生产；从量的规定性看，需要这种社会化大生产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但无需等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到处都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无疑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而且它已经控制了国民经济命脉，进行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已经具备。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如不加限制地继续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必然会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此时已经不是主观愿意不愿意进行的问题，而是各种客观原因，尤其是经济原因促使它非进行不可。这是历史的必然性。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按照必然的经济发展趋势行动”的结果。
四、简短的结论
以上分别考察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性的理论，从中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第一，历史在三个时期把三种类型的民族推上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舞台，产生了三个历史巨人——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马克思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同时探讨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列宁揭示了较为落后的国家——“半东方”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并在实践上开创了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先例；毛泽东揭示了更为落后的国家——东方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和规律，指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
从认识的过程看，马克思从“典型”的个别走向一般，同时也注意其他个别；列宁和毛泽东则从一般走向较为特殊的“个别”，同时在此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了一般。这是因为，从实践上看，在马克思的时代，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问题还属于局部的、个别的问题，在列宁尤其是毛泽东的时代，这个问题却成为全局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当然，在毛泽东、列宁、马克思三者之间又有继承性，而贯穿于他们关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线索，就是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第二，在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下，落后国家能够超越典型的或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并先于发达国家直接走向社会主义，这表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生既是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即越是落后越是能够走向社会主义。我不同意迈耶尔、费彻尔等人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是以落后性为原则和出发点的。实际上，这里所说的“落后”只是相对落后，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而不是绝对落后。列宁明确指出：“没有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我们是不会成功的。”[20]历史发展是多样的，但本质上是一元的。经济必然性，这是一条贯穿于全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并唯一能够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包括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红线。当然，历史必然性的实现及其如何实现又取决于人的实践活动，取决于人们实践力量的对比。因此，无产阶级的主体性不是无关紧要的。
第三，落后国家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对世界历史发展的顺序性的否定，不能由此认为各国的历史发展如瓶坠地，碎泛四溅，没有确定的方向。尽管不是每个国家或民族都严格地、完整地沿着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但它们的发展方向同世界历史总的顺序是一致的，从人类总体历史的进程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不可能也没有先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不可能也没有早于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1]
实际上，无论是俄国或是中国，都是在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基础上，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的作用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多样的，但发展的进程是定向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发展可以超越某一历史阶段，但它的历史运行的线路不可能是同历史规律以及世界历史总进程相反的逆向运动。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92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0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07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5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15～116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68页。
[8]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26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9] 《列宁选集》，3版，第2卷，5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 《列宁选集》，3版，第4卷，7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 《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35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 《列宁选集》，3版，第4卷，279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7页。
[14] 《列宁选集》，3版，第4卷，77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26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5卷，5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7] 《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43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67页。
[19] 《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650页。
[20]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学〉一书的评论》，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