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形态更替过程中，存在着自然形态和派生形态两种基本情况。当各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每一个民族的发展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的模式以自然形态为主；当民族之间的交往步入区域性、世界性之后，社会发展中的派生形态开始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
所谓自然形态，是指外部因素、外部关系对该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影响极小，可以忽略不计，发展主要是由本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因素、内部关系决定的。按照现代社会发展理论，自然形态属于内源发展。古代文明圈，即中国、印度、希腊、埃及等文明的发展几乎都是内源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和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也属于内源发展。这些发展基本上是在各个民族或国家彼此隔离、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完成的。从总体上看，在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之前，自然形态是社会发展中的主导类型。
自然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前提是，环境是孤立封闭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自然形态是该社会的各种要素和关系“自然发生”的过程，这一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则是该社会“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十分重视对社会的“自然发生”分析，并认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而远古时期的人则是“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
即使是自然形态，也有其典型形态，如亚细亚或东方社会的典型，西欧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等等。中国封建社会是东方社会的典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中国是东方社会的“活的化石”，体现着“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资本主义的发生有三条道路，即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从奴隶制的“解体”中产生，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马克思语），其中，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是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发生的典型。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也有各自的典型。马克思就认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典型，法国则是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的典型。
当交往超出了毗邻地区而成为各民族日常生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时，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派生形态”。在考察社会发展时，马克思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这就是“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那些自然发生的社会关系是原生的关系，即第一级的关系，而派生的、转移来的关系、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则是第二级、第三级的关系，由“原生的生产关系”向“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的运动，是由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所造成的。在民族之间交往的过程中，由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原生的生产关系”发生向“第二级、第三级的关系”转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原生形态的不同而使派生形态产生较大的差异。
在我看来，这种转化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处于较高社会发展阶段的征服者带给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的，如英国征服印度后“带去”了资本主义因素；二是处于较低社会阶段的征服者征服处于较高社会发展阶段的被征服者之后重新建构的，如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帝国后建立起封建制度；三是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处于同一社会形态的不同发展阶段，如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将封建关系“导入”英国。
这三种情况对社会发展都有不同的影响。譬如，“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马克思语）。这是因为，“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就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有持久的政权（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马克思语）再如，也有大量的“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以及与此相联系重新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结构（罗马和蛮人，封建制度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马克思语）。这些都构成了社会发展中的派生形态，即“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马克思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在世界交往的时代，各个民族、国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到交往序列之中，形成了交往主体的全面性，形成了“全面的生产”“全面的依存关系”和“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形式”。
随着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社会发展的特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社会发展中的派生形态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或常规现象。
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社会发展也出现过派生形态，如日耳曼民族通过“战争交往”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社会，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然而，这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毕竟是一种特殊现象。世界历史形成之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都被不同的民族超越过，因而派生形态成为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具有重复性，是社会发展的常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