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拉丁文原意为公民的、社会的、国家的，通常被用来说明存在于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的社会文化共同体。这是一个标志着人类社会开化状态和进步状态的范畴。同时，它又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文明”的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似乎也越来越模糊了。文明研究本身因此成为当今理论界、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根据不同的理论在解释着文明，以至恣意任情地褒贬、抑扬着这种或那种文明。
我注意到，有的学者以一个“黄”字概括了从古至今整个中华文明的特点，提出了颇有影响并风靡一时的“黄色文明论”，即黄色文明属于内陆文明，特定的地理环境使黄色文明形成了一种“隔绝机制”，成为一种内向的、闭关自守的、超稳定的文化类型，因而注定衰落；只有在地中海兴盛起来的欧洲海洋文明，即蓝色文明才具有开放、进取、不断扩张的内在活力和优势，因而注定要引领并决定现实与未来。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所谓地理环境，是指与人类社会所处的地理位置相联系的自然条件总和，它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前提和必要条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特定的地理环境。这种特定的地理环境“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马克思语），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对该民族、国家发生作用。古代中国文明与黄河流域的确存在着某种联系，如同古代埃及文明同尼罗河流域、古代印度文明同印度河与恒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同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存在着某种联系一样。
但是，不能由此认定，地理环境决定一个民族文明的状态及其历史命运。这是因为，地理环境同文明状态的关系实际上是自然同社会的关系，而社会同自然最直接、最密切的接触点是劳动。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地理环境对社会影响的性质与作用的大小都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之中。换言之，地理环境只有在劳动过程中并通过劳动才能转化为社会的内在因素，从而对社会发挥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是个变数，这种作用本身是被社会生产力所决定的，地理环境对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对处在同一历史阶段的不同民族或国家的影响，之所以千差万别，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此地的社会生产力状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地理环境对社会作用的性质、大小不是自然本身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譬如，在交通和商业没有一定发展的情况下，海洋同高山一样，都是民族交往的天然屏障和国家之间的天然边界，只是随着造船工业的发展，海洋才能转变为民族之间交往的通道，从而对不同民族的文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黄色文明论”依据地理环境的不同，将黄色文明打上“封闭”的烙印，赋予蓝色文明以“开放”的特性，认定特定的地理环境使中华民族在社会机制和政治组织等方面必然走上专制主义道路，判定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与海洋“息息相关”。这是一种偏见加误解。内陆国家与海洋国家之分不等于封闭与开放之别，各种文明起初都处于相对封闭的体系中。濒临海洋的欧洲国家，并非自古以来就是开放的，在近代以前，狭小的地中海基本上就是欧洲人活动的“世界帝国”，蓝色文明亦走过专制主义的道路；而处于内陆环境的华夏文明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封闭性，否则，不可能产生汉武帝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和博大的文化胸襟，不可能形成唐代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
从根本上说，一个民族或国家开放与否，不是取决于地理环境，而是取决于生产力状况以及社会形态。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处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却走过相同的专制主义道路，这一事实说明，不是地理环境决定社会状况，而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根本上决定着社会状况。
实际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发生和发展是生产方式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资本主义文明并不是来自大海，而是来自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只要濒临大海就能创造工业文明，那么，地中海为什么没有给其南岸、东岸的众多民族带来工业文明，反而使它们成为工业文明国家的殖民地？“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但“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的产物的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已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马克思语）。
“黄色文明论”的错误并不在于它强调了地理环境的作用，而在于它片面地夸大了这种作用。造成这种错误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不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是如何起作用的，即不理解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起作用的方式和机制。具体地说，不理解劳动是社会与自然的物质转换器，地理环境只有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并通过物质生产，才能转换为社会的内在要素并对社会发挥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本身的性质、大小又是由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本身被决定的东西在同一问题的范围内当然不可能成为决定性的原因。
以地理环境来解释民族性格、文化类型和社会发展，并非“黄色文明论”首创。从历史上看，孟德斯鸠就曾试图从自然环境中寻求社会问题的答案，认为不同的国家制度、法律形式、民族性格决定于社会所依存的自然环境。“黄色文明论”与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其“创造性”仅在于把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应用到对中国历史的阐释。
黑格尔的“历史的地理基础”学说也在“黄色文明论”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黑格尔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者，并且不恰当地夸大了海洋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认定“大海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的圈子”，认定这种超越土地限制的特性是亚洲各国包括中国所不具备的。据此，“黄色文明论”判定“中国人即使来到海上也还是不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的圈子。”
“黄色文明论”提出的文明普遍衰落、唯有蓝色文明“一枝独秀”的论点，则直接来自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认为，绝大多数文明包括中华文明已经衰落和解体，唯有西方文明“闪烁神圣的光辉”，“成为最后孕育一个新的文明的种子。”但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汤因比后来在其《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对他过去的中国文明观作出了重大的修正，即不再把中国文明视为封闭文明，相反却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已培育出一种“世界精神”；不再把中国当作衰败和死亡的文明，相反却认为，在未来人类统一的过程中，中国文明将发挥主导作用。
当然，我注意到，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早期的作用是比较大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自然日益人化，社会不断向自然扩展和延伸，地理环境对社会的作用越来越由直接转变为间接。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生产力与地理环境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成反比，即生产力的作用越来越大，地理环境的作用越来越小，最终趋向于零。实际上，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改变地理环境中不同因素的作用，而不可能否定地理环境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可以弥补、减少社会对某种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但同时又增加了社会对另一些自然条件的依赖性。因此，地理环境作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人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的领域是永恒起作用的因素，决不会趋于零。全部问题只是在于，要对这种作用给予科学的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