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齐美尔提出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即历史科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批判历史哲学的真正主题。按照批判历史哲学的观点，人们是通过历史知识去认识历史的，因此，要理解历史，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是批判历史哲学的基本前提，而一旦有了这种明确的意识，就会唤起一种自觉的批判精神，认识历史的努力在这里就会合乎逻辑地变成历史认识的自我批判。
批判历史哲学之所以与思辨历史哲学不同，并不在于二者使用的方法不同，而是因为二者探讨的问题不同。按照思辨历史哲学的观点，历史哲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本身”。在批判历史哲学看来，历史哲学是“对历史思维的前提和含义的一种批判性的探讨”，其任务就在于“反思历史思维”，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的批判，从而确定历史学科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这表明，批判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么，而是历史认识是什么。
这样，批判历史哲学就在历史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研究重心的转移，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具体地说，从对历史本身性质的探讨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转移到对理性认识能力的批判。研究重心的这一转移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变成了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一种反思和批判。因此，批判历史哲学的产生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成熟，而绝不意味着它的没落。
对历史认识论的探讨是一项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如果对历史本体的探讨不同对历史认识的分析相结合，那么，其结论必然是独断的，不可靠的。批判历史哲学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无道理，它促使人们自觉意识到人的认识能力的相对性，并在这种自我批判的基础上更审慎、更清醒地去认识客观历史。对此，我们应给予积极的评价。
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批判历史哲学是脱离了历史本体来考察历史认识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这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按照批判历史哲学的观点，历史研究是由现时的兴趣引起的，人们是按照现时的兴趣来思考和理解历史的。“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克罗齐语）。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批判历史哲学认定，一切过去历史同当代生活的对流只是以历史学家的主观精神为媒介，不存在客观历史及其规律，历史本质上是史学意识。在历史认识中，人的主观意向是决定性的东西，它决定着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历史学家认识历史的行为就是建立历史客体的行为。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所谓的历史哲学在考察历史认识时，竟把其前提——客观历史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
历史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能获得。批判历史哲学的失败就在于它无力解决这个基本矛盾。它企图从纯形式的立场，即脱离历史认识的客观内容来“反思历史思维”，其结果使自己成为对思辨历史哲学的片面反动，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
批判历史哲学的长处与短处、成功与失败，共同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即从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相统一的高度重建历史哲学是现时代的“绝对命令”。如果历史认识论不同时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性质，它就不能成为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的科学理论；如果历史本体论不同时具有历史认识论的性质，从当代知识结构看，它就不属于哲学学科，而且其结论也是独断的、不可靠的。
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恩格斯语），它着重探讨的的确是历史的本质及其一般规律，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带有凝重的历史本体论色彩。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又为科学地解决历史认识论问题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并以萌芽的形式包含了历史认识论问题。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马克思没有对这个问题详加探讨和展开。
我注意到，当代实践、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越来越突出了历史认识论问题，同时又使探讨历史认识论问题具有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应结合历史的变化、时代的特点，根据认识的发展水平和当代知识结构，调整自己的理论视角，使以萌芽形式包含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认识论问题凸显出来，并从成熟、发达的形式上予以研究，从而揭示历史认识的独特结构及其内在规律。历史认识活动与历史本身运动之间内在交织、相互作用，虽不严格同时，但大体同步地走着一条“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因此，历史唯物主义应扬弃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之分，同时实现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