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欧阳康教授、张曙光教授：
各位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能在华中科技大学和各位老师、同学一起讨论后现代主义，我深感荣幸。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及其实质”。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什么；二是后现代主义是为何和如何产生的。
一、后现代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世纪之交，一个舶来品进入中国，很快在中国家喻户晓并在学界成为“显学”，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原本是西方社会思潮。从时间上看，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话语的兴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文化状态的不同体认。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及其文化领域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现象，对这些新现象，传统概念无法涵盖，现代概念也无法解释。哈桑由此认为，可以用“后现代”来称谓这些新现象。实际上，拉康、德里达、利奥塔德等人都注意到这种种区别于现代的新现象，并对此展开不同的探讨。尽管这些文艺理论家、历史学家、哲学家的探讨未能形成一种思想流派、社会运动，但却呼唤出一些相应的文化潮流以及知识态度、生活态度。哈桑认为，可以用后现代主义来称谓这些文化潮流、知识态度和生活态度。
杰姆逊的观点和哈桑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按照杰姆逊的观点，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而晚期资本主义就是后工业社会。杰姆逊对后工业社会的特征作了一个概括——在我看来，这个概括比较准确。杰姆逊是这样概括的：在后工业社会，现代化已经大功告成，原始的自然已经一去不复返地消失了。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没有经过人化的自然，没有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没有打上人的目的、意志、利益甚至审美能力烙印的自然，也就是原始自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后工业社会的本质特征是什么？在杰姆逊看来，后工业社会是个地地道道的人文世界，或者说，后工业社会是个地地道道的人化世界。
杰姆逊对资本主义的分期比较独特，他把资本主义分成两个阶段，即前期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并认为前期资本主义就是现代，晚期资本主义就是后现代；前期资本主义即现代重在征服自然，晚期资本主义即后现代重在文化扩张，杰姆逊因此把后现代定义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他的名著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总之，前期资本主义就是现代，后期资本主义就是后现代。这是杰姆逊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划分形式。
杰姆逊从另一个角度又把资本主义分成三个时期，这就是市场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在杰姆逊看来，市场资本主义产生的是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是现代主义，而晚期资本主义产生的则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就是对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研究。
在杰姆逊的视野中，后现代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深度模式的削平，在后现代主义看来，没有什么现象与本质之分，没有什么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一切都平面化了，深度模式被削平了；二是历史意识的泯灭，也就是说直接反对历史意义；三是主体性的丧失。在杰姆逊看来，早期资本主义是主体性的弘扬，弘扬的结果是导致主体性的丧失。西方有本影响很大的书，书名就是《主体性的黄昏》。可是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哲学家还是在努力高扬人的主体性。在西方已是黄昏的东西，在我们这里还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杰姆逊是这样，利奥塔德也毫不逊色。利奥塔德用后现代这个词来表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状态，并为后现代主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即后现代主义是针对元叙事的一种怀疑态度。怀疑本身没有错，一种积极的、健康的怀疑本身更没有错。马克思就把“怀疑一切”当作他的座右铭。怀疑是一种巨大的思想力量，怀疑可以掀起思想台风，而怀疑本身就在台风中心，可台风中心本身是没有风的。怀疑本身没有错。不怀疑行吗？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任何知识、任何权威没有一种怀疑态度，我们至今还会停留在原始状态。利奥塔德首先把后现代主义定义为针对元叙事的一种怀疑态度。你看他首先强调的不是体系而是态度。
那么，利奥塔德心目中的元叙事是什么？按照利奥塔德的观点，元叙事指两种思想传统，或者说元叙事是指西方的两种思想传统。哪两种思想传统？
第一个传统是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这就是“纯思辨理论叙事”。
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是什么？这就是纯思辨的思维方式。就哲学体系的庞大而言，黑格尔是哲学史上至今没有人能够替代的哲学家。有位西方思想家说过，他读黑格尔著作的时候感到浑身发颤。为什么？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在黑格尔哲学的宏大场景中，只有纯概念的运动，只有“绝对精神”的力量，而没有“人”的席位，或者说，“人”始终处在“绝对理性”的阴影之中！作为一个庞大的叙述体系，黑格尔哲学注重思维的同一性，描述了整个世界的运动、变化、发展，但惟独没给人一个切实的位置。黑格尔听见了卢梭对自由平等的呐喊，感到了康德对善良意志的求助，看到了法国大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丽日出”，他为法国大革命而激动、欢呼、惋惜、愤怒！可问题在于，在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之后，由他任意塑造的“绝对精神”已在人间永驻，而人本身却成了“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工具。这就是人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位置。
从形式上看，黑格尔似乎肯定了人的能动性。黑格尔是这么说的，假若没有人的热情，假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你看他对人还是比较推崇吧？可是他说“但是……”——事情往往就坏在这个“但是”上。“但是，人不过是绝对理性自我实现的工具”，最多是“活的工具”，“绝对精神”才是整个世界的本原。传统观念认为，唯心史观都是英雄史观。那不一定，黑格尔就不是。大家知道，拿破仑是黑格尔那个时代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本来就是献给拿破仑的。拿破仑称帝以后，贝多芬把“献给拿破仑”这个副标题删掉了。然而，在黑格尔看来，拿破仑也不过是“骑在马背上的绝对精神”。用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存在着一个“人学”空场，那是纯思辨，一切都在绝对理性和纯概念的运动之中。在黑格尔那里，理性成了一种新的迷信，高高地耸立在祭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
这是元叙事的第一个思想传统，它注重的是思想的同一性、价值的整体性。
第二个传统是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思想传统，这就是“自由解放叙事”。
这个思想传统最大的特征就是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法国启蒙哲学非常关注人。法国启蒙哲学就是以倡导人开始它的哲学历程的。在法国启蒙哲学中，只有一个大写的字，那就是“人”。拉美特利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即人是机器。笛卡儿提出动物是机器，拉美特利把它往前推了一步，说人也是机器。拉美特利激起了新康德主义者的异常愤怒，他们指责拉美特利，说他是所有唯物主义者中最恶劣的一个。
拉美特利的观点的确有它的局限性。他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可又把人变成了物质的一种表现形态，人的存在、人的主体性被消解了。可是，新康德主义者没有看到拉美利特“人是机器”的背后隐藏的深层含义。什么深层含义？这就是其批判锋芒直指封建制度、宗教神学，因为整个封建制度、宗教神学信奉的是禁欲主义。拉美利特的“人是机器”指出了人首先是自然的人，也就是说人的一切要求、一切特征、一切权利都是天赋的，都是不可剥夺的。简单地说，就是“天赋人权”。新康德主义者没有看到“人是机器”这个命题背后深藏的反封建、反宗教神学的意义。
法国启蒙哲学的风格是明快泼辣，德国古典哲学的特征是艰涩隐晦。我们不能把这一特征仅仅归结为法国哲学家和德国哲学家个人的个性，而要看到这一表述特征背后的阶级特征。具体地说，法国启蒙哲学追求的是人的自由、解放，代表的是法国资产阶级，而法国资产阶级非常强大，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波澜壮阔、惊心动魄。法国资产阶级是用枪和炮攻占巴士底狱，把国王送上断头台，推翻封建制度，从而建立共和国的。德国资产阶级则非常软弱，他们是手捧着书本，用自己的脑袋撞击封建制度的，形象地说，是跪着造反。跪着造反，说话不可能明快泼辣。法国的大革命所代表的思想传统带有鲜明的追求人的自由、解放的特征。
相比较而言，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注重同一性、注重整体性，而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思想传统注重的是人文独立和人的解放。本来，二者都应该能够追求真理，为正义辩护。可是，想的和做的，想得到的和能得到的不是一回事。换言之，本来，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和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思想传统联合起来可以追求真理，并为建立社会正义、公平而辩护，结果始料不及，想得到的和真正得到的却正好相反，而且构成了一个“绝妙的讽刺”。
之所以是“绝妙的讽刺”，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质世界充分发展，资本统治一切，而个体的人却被消解了。所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个性，而人却没有个性，人是片面的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要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写过一本书，名字就叫《单面的人》，其核心思想就是，资本主义社会造就的人是单面的。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自然科学突飞猛进，人文科学日益僵化、窒息、堕落。这是现代化过程的早期很难避免的现象。在利奥塔德看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过于注重同一性，包括人类解放。所以，利奥塔德提出，后现代主义致力于同一性的消解。消解同一性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增强我们对差异性的敏感，促成对不同事物的一种宽容能力。用句时髦话来说，就是要对“另类”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利奥塔德由此认为，后现代是一种非同一性的精神，一套蔑视限制、专事反叛的价值模式，是一个分析性和评价性范畴。
把以上的观点概括一下，可以看出，后现代主义这个范畴有三重含义：一是一种描述性的范畴，作为一个描述性的范畴，后现代主义主要是指当代西方社会及其文化领域出现的新现象；二是一种评价性范畴，作为一种评价性范畴，后现代主义主要用于分析和考察当代西方社会的新现象；三是一种评价的结果，作为一个评价的结果，后现代主义主要归纳和概括出一些新的认识思路和方法。
当然，我注意到，在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心目中，后现代主义的内涵是不同的。这很正常，就像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一个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理解的后现代主义不一样，是一种很正常的思想史现象。从思想史上看，某种学说创立者“形象”的变化并不罕见，马克思也是这样。马克思距现在有150多年了，他的“形象”处在不断变化中，套句话说，一千个人的心目中有一千个马克思。
后现代主义大师们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的确不一样，但不管他们的理解多么不一样，却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承认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即使是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否定态度的哈贝马斯也是如此。哈贝马斯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他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果断拒斥的态度，可是他也承认，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传统的概念无法涵盖、无法解释的东西。
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就是对主体性、总体性、本原性、本质性、同一性以及深层结构进行全面颠覆，而代之以非中心、非主体、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非同一，并消除深层结构。一般来说，后现代主义拒绝把自己看做是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反映，相反，它们把自己看做是对既有文化传统的梳理和建构。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看来，现代主要是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形成文献和话语的过程，而后现代则是对已有的知识、文献和话语重新审视的过程。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不过是对西方文化的一种重新审视、重新构想、重新整合、重新改写，是一种话语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利奥塔德就是这样做的，他的《后现代状态》一书探讨的就是迄今为止的“知识”状况。
我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这就是后现代主义主要关注观念层面、关注意识层面、关注文化层面，自称信奉“语言游戏论”，即认为语言符号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不是实在意义的替代物，语言的意义不是取决于它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和表征，而是取决于符号之间的差异。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是现实生活的表现和现实世界的语言。语言中的确存在着重大的哲学问题，否则，哲学史就不会出现“语言学转向”。哲学史上的“转向”首先是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从认识客观世界转向研究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这是认识活动的内在逻辑。人认识事物、主体认识客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反过来转向自身，研究自己的认识能力，所以，近代出现了“认识论转向”。
“认识论转向”以后，人们又认识到，认识受到语言的制约，所以，哲学史上又发生了“语言学转向”。从本质上看，这种“语言学转向”所体现的，就是对人与世界联结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求，显示的是现代哲学对思想、语言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这种总体理解就是：世界在人的思想之外，但人只能通过语言来理解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我们只能谈论“我的世界”。
的确如此。你掌握的语言不同，你认识世界的界限、深度和广度就不同。一个小学生心目中的世界和一个大学生心目中的世界能一样吗？什么制约他？首先就是语言制约他。所以，分析哲学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你掌握了什么类型以及多少词汇，你对世界的认识及其表达也就只能达到什么样的深度和广度。语言也经常引起分歧，很多语言经不起推敲。譬如，公共汽车上都有“老、弱、病、残、孕专座”。这就有问题。什么是“老”、“弱”、“病”、“残”？“老”到什么程度叫“老”？“弱”到什么样子是“弱”……语言中的确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
研究语言问题的确很重要，但无论如何，语言不可能不反映现实。过去，人们之间的称呼主要是“同志”，现在，还有几个喊“同志”的？“小姐”、“太太”、“先生”、“老板”这样的称呼大行其道，风靡全国。表面上看，这是语言在变化，实际上是社会在变化。后现代主义信奉“语言游戏论”，认为语言能决定一切。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的自我感觉而已。实际上，任何一种文化思潮，任何一种哲学体系，不管它如何抽象，也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个性，归根到底都是时代的产物，都不可能离开时代。奴隶社会不可能产生三权分立思想，封建社会不可能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必然产生崇洋媚外思想。任何一种思潮的出现都和时代有关。后现代主义也不可能是空穴来风，对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和认识也不可能仅仅通过语言游戏就能达到，后现代主义有它产生的特定的根源。
二、后现代主义为何和如何产生
从总体上看，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在现实性上有两大根源：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历史灾难；二是战后科技革命及其社会效应。
先说第一个根源。按照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观点，人有理性，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动物没有理性，人有理性。马克思也赞成这个观点。说动物有本能，人也有本能，但动物的本能就是本能，人的本能是被人所意识到的本能。这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恩格斯有句形象的话，“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这不是说人真是野兽，而是说人从动物界演变过来，在人的身上必然存在自然本性或本能。但是，人的本能是被人所意识到和控制的本能，而且这种本能被打上了社会关系的烙印。饮食男女本来是本能，是一种自然现象，可“朱门酒肉臭，路又冻死骨”是一种社会现象，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传说表面上看反映的是两性之爱，实际上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动物的本能是纯粹的本能，人的本能是打上了社会烙印，而且能被人所意识和控制的本能。
人的本能为什么能被意识和控制？因为人有理性。西方思想家一直崇拜理性，他们把理性高高地放在祭坛上，让人们顶礼膜拜。可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人类自相残杀，把西方思想家对理性的崇拜和理念打得粉碎。为什么人间遭到这么大的历史灾难？西方思想家对理性观念、人的自我控制、社会进步等信念产生了怀疑。
第二个根源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效应，推动了社会前进，这一点毫无疑问。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就像知识是一把双刃剑一样。科学技术可以把人造卫星送上天，可以造福于人类，可科学技术也可以制造足够的原子弹来毁灭人类。我们不是经常说生态平衡、环境污染吗？在我看来，生态失衡也好，环境污染也好，都是以“天灾”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祸”，是人们的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有问题。这使我不禁想起恩格斯的名言：最后毁灭人类的是人类自己。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带来一系列正面效应，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比如说克隆人，后果真难预料。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某科学家把人的细胞和兔子的细胞放在一起做实验。如果这个实验成功了，后果不堪设想。由此产生了科技伦理的问题。科技革命使西方思想家对于由知识增长而造成的人与世界的分裂、人的萎缩乃至自身的分裂产生迷茫和恐惧。
这一系列问题表明，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除，而且愈演愈烈。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或者说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之后，一切处在破碎分裂、“礼崩乐坏”之中。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资本主义仰仗它强大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以及几百年的统治经验和一系列的改良措施，仍在不断扩张和发展之中。当代资本主义非常傲慢，而且傲慢加偏见。无论是对其维护也好、批评也罢，资本主义就像一列疾驰的列车，一如既往，在既定的轨道上行驶着。在现代化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巩固，不仅“合法化”了，而且定于一尊，变成了“铁板一块”，认为自己会永恒存在。用杰姆逊的话来说，就是“资本主义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即忘记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性，成为一种专制性的权威。
正因为如此，在后现代问题上，西方思想家们又一次聚集起来为晚期资本主义“会诊”，并为晚期资本主义开了一剂药方：向同一性开战。杰姆逊说了一句令人难忘的话：“最稳妥地把握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的办法，就是把它看做是在一个已经忘记如何进行历史性思考的时代去历史性思考现实的一种努力。”这就是说，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一种纠偏。
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后现代主义，那就是，重写现代性。现代性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后现代主义力图要纠正现代化所带给我们的负面效应。就像市场经济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图纠正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一样。所以，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之后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更不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后现代主义本质上是重写现代性。
看看后现代主义大师自己是怎么说的吧！
先看哈桑。在哈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不存在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长城或铁障，后现代主义是从现代主义派生出来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是并蒂共生的统一体。所以，后现代与现代并不具有本质的差别，它取决于解释者的理论视角。但哈桑有个特点，这就是，他始终没有对后现代主义下一个定义。在我看来，哈桑对如何界定后现代主义是顾虑重重。
相比较而言，利奥塔德明确地返回到现代主义的潮流中去把握后现代主义。按照利奥塔德的观点，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只有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他讲的有些学究气。什么意思呢？把它翻译一下就是说，后现代实际上是把那些在现代中无法表现的东西表现出来，使它从“无形”转变为“有形”。再简单点说，后现代主义是把现代化进程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消解掉，把那些萌芽的东西弘扬起来。所以，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一部作品首先是后现代的才能是现代的。
利奥塔德明确指出，现代性在本质上不断孕育着后现代性。重写现代性，就是对现代性进行纠偏，就是要抛弃它的坏的方面，保留它的好的方面。但是，这很难做到。就像对待传统文化一样，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精华和糟粕往往纠缠在一起，就像一个人一样，他的优点里也蕴含着缺点。不管怎样，后现代主义力图对现代性进行纠偏，其本质就是重写现代性。
我把他们的话概括起来，就是后现代不是现代之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后现代主义也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且这一状态一再出现。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确，后现代主义不是现代主义之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而是对现代性的重写。
当后现代主义者强调“重写现代性”的时候，有一个人突出“重振现代性”。这个人就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果断的拒绝态度。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在西方，主体性尚未充分发展，现代性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使命尚未完成，生命尚未终结，一句话，现代性还没有完结，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他也承认，现代性也有负面效应。由此，哈贝马斯的选择是，固守启蒙思想，纠正其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建立新的理性，“重振现代性”。由此可见，哈贝马斯的“重振现代性”与利奥塔德等人的“重写现代性”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利奥塔德指出，这种重写现代性的工作在现代化本身中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了。那么，是谁首先批判现代化的负面效应，重写现代性的呢？是马克思。马克思生活在现代化的第一个高峰期，即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中叶这一时期，是第一个真正对现代化负面效应进行批判的思想家。
从历史上看，现代化是由资产阶级启动的，现代化的“游戏规则”也是由资产阶级制定的，到目前为止，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不等于资本主义化，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的确具有历史重合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现代化负面效应的批判。所以，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在批判现代化负面效应，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马克思，并对马克思倍加推崇。德里达指出，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杰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此前，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已经断言，“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事隔四十年之后，杰姆逊再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意义视界”。这一时间跨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超前性。
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批判资本主义，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不由自主地想起马克思，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必经的思想桥梁。首先把马克思的名字与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的人，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贝尔在他的这本书中指出，马克思虽然生活在工业社会，但他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重要特征”做了“准确预见”。贝尔用词很有分寸。此后，西方思想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成为一种时髦，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关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德里达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世纪之交的西方思想界发生了两个“事件”：一是英国BBC公司进行民意测验，评“千年思想家”，马克思位于榜首，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分别列为第二、三、四名；二是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出版了《马克思的幽灵》。这两件事被国内一些学者看做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复兴”和“世纪凯旋”的标志。我对这种看法持一种非常谨慎的乐观态度。德里达在这本书里指出，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和继承，就没有未来。但是，我们应当明白，德里达是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时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旁证解构主义的。所以，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不管怎么说，在苏联、东欧剧变后，德里达第一个站出来为马克思主义辩护，非常值得崇敬。按照德里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人类文化传统，已经转化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已经转化为我们的习惯表达了，就像我们传统文化的作用一样。什么是传统？传统就是在过去形成、现在还在发挥作用的。过去形成但现在不发挥作用的不是传统，而是“古董”、“文物”。所以，传统仍在我们身上发挥作用，我们自觉不自觉地都在用传统说话，以传统行事。在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就是我们，我们就是传统。所以，当德里达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转化为人类文化传统时，实际上是说马克思主义仍在现实中发挥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解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并以巨大的超前性预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十大溃疡”的病灶。当代世界的问题在总体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仍处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及历史“场域”中，我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不由自主地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中，甚至“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解构主义也不例外。
总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可超越，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已经转化为人类文化传统；二是当代世界的问题在根本上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是一个更大的课题，理应得到更为详尽的阐释。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好把这一阐释留给以后的机会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