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全部活动，在最高度概括的意义上，就是在观念和实践的两个层面上消解思维和存在的对立，实现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把世界变成人所要求（希望、憧憬、理想）的世界。
哲学的全部努力，在最高度概括的意义上，就是在理论的层面上探寻思维和存在统一的前提、根据、环节和途径，提供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层面的理论思维方式。
在哲学发展史上，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提供了三种基本的理论思维方式。德国古典哲学所提供的（所揭示的）是一个“概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概念以其自我运动的形式而消解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并实现为理性自由的世界。这是一种抽象的理性的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所揭示的）则是一个“现实的人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中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并表现为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跃迁。现代西方哲学所提供的（所揭示的）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或“文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思维和存在以多彩多姿的文化样式为中介而消解自己的对立。
现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不仅在于它集中地考察人的文化世界，而且在于它立足文化反思进行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理解这个问题，是探索理论思维前提的文化批判的必要前提。
（一）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与人们把近代西方哲学的变革称作“认识论转向”相呼应，人们常常把现代西方哲学的突出特征概括为“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的实质内容和真实意义，是把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从近代哲学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引向了文化批判。
“认识论转向”，它所针对的是，离开对人类意识的认识论反省而直接断言世界本身；它所要求的是，哲学家在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意识的理论；它的根本观点是，“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为无效”。
“语言学转向”，它所针对的是，离开对人类语言的考察而直接断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它所要求的是，哲学家在建立关于意识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它的根本观点是，“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
在“语言学转向”中，显示出对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的寻求，显示出现代西方哲学对“意识”、“语言”和“世界”三者关系的总体理解。这种总体理解就是：人类必须而且只能用语言去理解世界和自己的意识，并用语言去表达对世界和自己的意识的理解；虽然世界在人的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但世界却在人的语言之中（人只能在语言中表述世界和表达对世界的理解）；语言既是人类存在的消极界限（语言之外的世界对人来说是存在着的无），又是人类存在的积极界限（世界在人的语言中变成人的世界）；语言中既凝聚着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深刻矛盾，也是消解主—客二元对立的文化结晶。因此，语言是打开意识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之门的钥匙。
应该说，在寻求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的意义上，“语言学转向”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它是以倒退的形式而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
古代哲学离开对人类意识及其与世界关系的认识论反省，单纯地从对象世界本身出发去寻求对象世界的统一性，并直接地断言世界本身，而没有自觉到蕴含在这种断言中的思维与存在的丰富的矛盾关系。这就是说，在古代哲学中，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只是作为“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而存在，并没有被自觉地揭示出来。因此，古代哲学所能达到的，只是一种素朴的本体论追究的辩证法。
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真实意义，就在于它以“倒退”的形式把古代的本体论追究转向对人类意识的认识论反省，从思维与存在的二元对立中去寻求二者的统一性。在这种认识论反省中，蕴含于理论思维前提之中的诸种矛盾关系被揭示出来，从而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明确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德国古典哲学又把这种认识论转向引申到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逻辑学反思，集中地考察了人类用以把握世界的概念的逻辑运动。因此，近代哲学建立了自觉形态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的辩证法。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又把近代哲学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认识论反省”和“逻辑学反思”引向对人类语言的文化批判，从日常语言、艺术语言、科学语言以及哲学语言的分析与对话中去寻求人类文化的统一性。在这种“语言学转向”中，日常语言与科学语言、日常语言与哲学语言、哲学语言与科学语言的矛盾，本文与解释、解释与理解、理解与前理解的矛盾，自在的世界与人的世界、人的文化世界与人的意义世界的矛盾，科学与非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矛盾，文化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文化样式的对立与文化样式的融合的矛盾，都被凸显出来了。因此，现代西方哲学是以倒退的形式而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并构成了某些文化批判的辩证法思想。
如果借用当代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关于“三个世界”的说法，似乎可以对这种以倒退的形式而实现的前进做出这样的描述，即古代哲学是离开对“世界2”（意识的或精神的世界）和“世界3”（语言的或文化的世界）的反思而直接地、单纯地追问“世界1”（物理的或自然的世界）；近代哲学是离开对“世界3”（语言或文化世界）的反思而从“世界2”（意识或精神世界）出发去追问“世界2”和“世界1”（物理或自然世界）的关系；现代哲学则是从“世界3”（语言或文化世界）出发，通过研究“世界3”的内在矛盾，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去追问“世界1”和“世界2”的关系问题。在这种追问中，明显地凸显了思维与存在、人与世界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从而在更加丰富的侧面揭示了理论思维前提的内在矛盾。
这就是说，不管现代西方各种派别的哲学家们是否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明确地否认哲学基本问题），他们在实际上都无法回避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但是，正因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导倾向是否认哲学基本问题，所以，在他们的“语言学转向”中，往往出现两种极端倾向：或者极力回避蕴含在这种转向中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诸种矛盾，把这些矛盾作为“形而上学问题”而予以“拒斥”，试图以一种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姿态去探讨“具体问题”；或者极力夸大蕴含在这种转向中的诸种矛盾，把思维和存在、人的存在与物的存在、科学与哲学等矛盾关系推向互不相容的两极，同样以一种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姿态去宣扬真理的多元主义、价值的相对主义和历史的非决定论。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还在总体上颠倒了“语言”与“实践”的关系。语言当然是思维和存在、人与世界之间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但语言并不是最根本的联结点或中介环节。语言不能说明人的实践活动，相反，只有用人的实践活动才能说明语言的形成、演化和发展，才能说明蕴含在语言之中的诸种矛盾关系。实践的世界是语言的世界的基础。“实践的转向”是现代哲学的精华，“语言的转向”只有被扬弃为“实践的转向”的内在环节，才能获得它的真实意义和合理形式。因此，全面地说，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具有二重性：就其追问和具体研究人与世界的中介环节而言，它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就其片面地夸大文化的某些环节并否认哲学的基本问题而言，它又限制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这就要求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上，批判地考察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探索它从何种角度、以何种方式、用何种理论推进了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汲取其积极成果，把它转化为当代辩证法理论。
（二）人的文化世界与文化批判
“语言学转向”的直接的哲学结果是凸显了人的文化世界。
人与动物虽然生活在同一个物理自然世界之中，但人的生活世界却完全不同于动物的自然世界。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存在物一样生存于“自然世界”；人作为超越自然的社会存在物，则特殊地生活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世界”；人作为社会—文化存在物，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又是历史文化的创造者，因而生活于文化继承与文化创造相融合的“意义世界”。这就是人类生存的“三重时—空世界”。
现代西方哲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愈来愈丰富地展现了人类的文化世界和意义世界，愈来愈深入地揭示了人类文化的内在矛盾，愈来愈尖锐地提出了文化批判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我看来，集中地表现在它的文化批判之中。
由于现代西方哲学所凸现的是人的文化世界，因而也相应地揭示了人类文化的内在矛盾。从大的方面看，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突出了人与科学、人与符号、人与意义、人与存在的矛盾。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认为，科学是理性和进步的事业，科学是人性的最高表现和最高成果，科学理论（科学语言）是构成人类进步支撑点的真理性认识。因此，逻辑实证主义试图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去改造哲学，并把哲学归结为科学的逻辑。[15]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以来，包括库恩、拉卡托斯的历史主义，又把科学哲学的视野集中在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上。他们认为，哲学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主要的使命是研究知识的增长和思维方式的变革，而研究知识的增长，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知识的增长；研究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最好莫过于研究科学理论（科学问题、科学范式、科学研究纲领）的转换。因此，他们又把科学哲学归结为科学发展的逻辑。瓦托夫斯基则认为，科学哲学的真正使命并不是建构科学理论的逻辑模型或历史模型，也不是提供科学研究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是要批判性地反思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对科学理论的概念框架做出深层的哲学解释。为此，科学哲学就必须超越科学对自身的理解，而达到对科学理解的理解，即对科学的人文学理解。在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和哲学概念框架的交互作用和相互转换中去把握人性的统一性，又在人性的统一性中实现对其最高表现——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从而使哲学成为沟通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这就是瓦托夫斯基所提示的“最美好意义”上的哲学。[16]
那么，究竟怎样从人文学的角度去理解科学理解？如何把握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的人性统一性？卡西尔的文化哲学（符号哲学）是一种颇有启发意义的尝试。卡西尔提出，不应该从实体性的角度，而应该从功能性的角度去理解人性。因此，在对人性的理解中，必须用活动的统一性去代替结果的统一性，用创造过程的统一性去代替产品的统一性。这样，就可以用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人性的圆周”。作为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的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就成为人的普遍功能的“同一主旋律的众多变奏”，从而使我们把人的全部活动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17]如是，卡西尔就把科学哲学所强调的科学形态的文化扩展成人类活动的文化整体。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是要证明：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就是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这样，卡西尔就不仅把文化视为人与世界统一的中介，而且把人的世界归结为文化的世界，赋予“文化世界”以本体论的意义。
如果说卡西尔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超越物理自然世界的“文化世界”，那么，自海德格尔以来的存在主义，特别是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进一步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意义世界”。海德格尔指出，哲学一直在探索“如何理解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更把哲学变成关于如何理解存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但是，由于我们总是已经活动在对存在的某种领悟之中，因此，真正的问题在于“理解”是一种怎样的存在。[18]伽达默尔的回答是：人作为历史性的存在，不是个人占有历史文化，而是历史文化占有个人；不是个人选择某种理解方式，而是理解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理解首先不是个人的主体意识活动，而是历史文化进入个体意识的方式。理解作为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和个人正在展开的可能性，它实现为“历史视野”与“个人视野”的融合。[19]这就是“意义世界”。
科学哲学把自然与精神的抽象对立扬弃为“科学世界”中的思想与实在的统一；文化哲学则把科学世界中的人性实现扩展成人性活动的圆周，构成扬弃人与自然抽象对立的“文化世界”；哲学解释学进而从历史文化对个人的占有出发，以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而提出“意义世界”。这表明，人类不是以自己的自然存在而是以自己的历史活动所创造的社会—文化存在为中介，而构成与世界的对立统一关系。现代哲学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以人类的社会—文化存在为中介而扬弃了自然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抽象对立，并由此出发去反思理论思维的前提。
从对立的两极出发，并以抽象的两极对立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旧哲学，被探索两极融合、过渡和转化的中介哲学——现代哲学——所取代了。它改变了哲学的提问方式和追求方式，从而改变了人类的致知取向、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即从深层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波普尔提出，科学的历史是发现理论、摒弃错了的理论并以更好的理论取而代之的历史。[20]科学理论作为历史批判的对象，它的全部成果都是作为中介而存在的。同样，哲学解释学的根本目的就是激起人们的反省，向那些既定方向的假设确定性进行挑战。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它首先是人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偏见”是不可避免的合法存在。人类在理解中展现新的历史可能性，就实现为自我扬弃的辩证发展过程。英国当代哲学家以赛亚·伯林还把这种批判意识扩展为对整个社会的前提反省，认为哲学“涉及的对象往往都是一些作为许多寻常信念的基础的假设。……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激励想象，运用智慧，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21]。
现代哲学所提供的辩证思维方式提醒人们：在致知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终极之真，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真，把真理理解为过程；在价值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至上之善，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善，把价值尺度理解为过程；在审美取向上，不是追求绝对的最高之美，而是探索时代的相对之美，把审美活动理解为过程。诉诸人类历史活动的现代辩证法理论，以中介的观点去对待现存的一切事物。这就是它的批判本质之所在。
现代哲学在扬弃传统哲学的两极对立的过程中，其视角越来越聚焦在沟通两极的中介环节上，使实践哲学、科学哲学、文化哲学、意义哲学等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形态。而透视现代哲学多元形态的深层统一性，就会发现，其实质都是从人类的社会存在（或其中的某个特征、部分、方面、环节）出发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现代哲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以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理论所实现的伟大哲学革命为实质内容和根本方向的，而不管现代哲学的其他流派是否自觉到或是否承认这一点。马克思是真正的现代哲学的奠基人。
由此，我们既可以正视现代哲学所显示的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又能够把握现代哲学所存在的重大分歧和尖锐斗争，在当代的水平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