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哲学的推动力，又是哲学批判反思的对象。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并渗透于社会生活全部领域的背景下，在科学的认识方式逐步取代经验常识的统治地位并构成人类普遍的认识方式的趋向中，在哲学家们试图以科学及其认识方式改造哲学的潮流中，对科学的前提批判，构成了现代的理论思维前提批判的突出的理论内容。
对科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主要是从人类把握世界的多种方式及其构成的多种文化形式的总体关系中去反思科学活动及其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原则，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问题、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问题、科学的世界图景与主体的认识方式问题、科学的形而上学假定和价值论基础问题、实证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模式转换所蕴含的方法论变革问题、对科学理解的理解问题、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问题，构成科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的主要内容。这种批判深入地揭示了理论思维前提中所蕴含的科学与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矛盾，以及科学与哲学之间的矛盾。因此，科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就哲学家们进行这种批判的深层底蕴上看，它是对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的一个重要侧面的延伸，或者说，它是在对科学前提的文化批判中拓宽了哲学前提自我批判的视野，并丰富和深化了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
（一）反思科学的阿基米德点
对于科学，人们普遍地存在一种阿基米德式的信念：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推动宇宙。而这个推动宇宙的支点，就是科学本身。
科学，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用以改造自然和实现社会进步的最强大的武器，并已经构成现代人类用以判断、解释、评价和规范人类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根据、标准和尺度。如果我们说一种思想或行为是“科学的”，那就意味着这种思想或行为是“正确的”、“合理的”；反之，如果我们说一种思想或行为是“非科学的”，那就意味着这种思想或行为是“错误的”、“不合理的”。由于有了科学，人们似乎已经找到了一种裁判一切的最终的根据。
这无疑是表现了人类的巨大进步。因为它以理性代替了迷信，以理智代替了盲从，以科学代替了神学。但是，由此而形成的科学主义思潮，却割断了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科学认识方式与其他文化样式、“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历史连续性和逻辑可比性，把对科学的崇尚变成了对科学的非批判信仰。
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严格的界限？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是什么？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是否具有某种连续性？能否把人文学科排斥于科学之外，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与“证伪主义”、“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逻辑主义”与“历史主义”等的深刻分歧和尖锐斗争。而构成这种分歧和斗争的根源则在于对科学的不同的哲学理解。
自实证主义以来的西方科学哲学，一直试图寻求某种鲜明、确切的标准来区分科学与伪科学，从而为科学划定严格的界限并为科学哲学规定明确的对象。这种根深蒂固的渴求，奠基于近代以来的人类的一种基本信念——科学是理性和进步的事业。在人们广泛持有的常识科学观中，把科学视为“建立在事实上面的建筑物”。科学家们又把这种常识科学观具体化为两部分；用仔细的观察和实验收集的事实，以及运用某种逻辑程序从这些事实中推导出来的定律和理论。英国科学哲学家A.F.查尔默斯把这种科学观图示如下[34]：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是对这种常识的和科学家的科学观的哲学概括。照它看来，“理论不仅要视被通过观察得到的事实所证实的程度如何来得到证明，而且只有在它们能被如此推导出来的限度内才能被认为有意义”[35]。
对于这种科学观的哲学内涵，伊姆雷·拉卡托斯指出，它形成于对神学的批判，但对科学的理解却是“直接由神学继承过来的标准加以判定：它必须被证明是确凿无疑的。科学必须达到神学未达到的那种确实性。一个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是不容许猜测的：他必须由事实来证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这就是科学诚实性的标准。未经事实证明的理论在科学界被认为是罪孽深重的伪科学和异端”[36]。
由于量子物理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现，使科学家和哲学家认识到，这种“科学诚实性的标准”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由此而产生的是两种不同的哲学反应：（1）否弃实证主义原则，肯定科学的猜测性，但以相反于实证主义的判据——能否被观察和实验证伪——来区分科学和非科学，这就是被称为“证伪主义”的波普尔的科学观；（2）不仅否弃实证主义原则，而且否弃诉诸任何判据，甚至抛弃科学是按照某种或某些特殊的方法进行的一种理性活动的观点，这就是被称为“非理性主义”的历史主义学派，特别是将其推向极端的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
上述两种哲学反应，或者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连续性，仍然试图以某种确定的标准来区分科学与非科学；或者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间断性，从而以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去看待科学。深层地看，二者又是两极相通的，即在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中，都缺少对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辩证理解，都缺少对科学的理想化目标与科学的内在性矛盾的辩证理解。
自近代哲学以来，受到近代实验科学重大成果的鼓舞，哲学家们一直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视为真实有效地获取知识的范型，并试图把经过哲学概括的这种（或那种）科学方法论范型应用于（推广于）人类的全部活动领域，把它当作人类认识世界的最基本的和最普遍的“逻辑”。传统哲学的终结和现代科学的巨大成就，更使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认为，科学是伟大的而哲学是渺小的，只有忽视甚至侮辱传统哲学，才能从传统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哲学变为科学的“副产品”。因此，他们“拒斥”传统哲学，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嘲笑辩证的思维方式，试图用自然科学来衡度哲学，并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
其实，在对科学以及科学与哲学关系的这种理解中，并没有驱逐掉传统哲学的“幽灵”，而只不过是把这个“幽灵”由哲学变成了科学。这就是说，科学主义思潮是把哲学对自身的崇拜变成了对科学的崇拜，把科学当作具有永恒中立性和普遍公度性的文化样式。
但是，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方式，科学理论作为人类这种活动方式的成果，它同人类自身一样，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不是某种超越人类之外或凌驾于人类之上的独立自在的实体。它的认识方式和方法论原则，并不具有永恒的中立性，而总是蕴含着人类的历史性的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价值观念。对于人类的多姿多彩的文化样式来说，它也并不具有普遍的公度性。因此，对科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也就是对科学与人类其他文化样式的辩证理解。
（二）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瓦托夫斯基试图从人文主义立场辩证地看待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对立统一。他指出，作为人类活动的科学，它既是“植根于我们全部共同具有的普通人类能力之中”，“有着不言而喻的常识性知识的来源”，又是“代表着人性的一项最高成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独一无二的、在各种决定性的方式上与其他人类活动不同的人类活动”。[37]因此，仅仅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上去理解科学，从而把人类的认识活动都看成是科学的，或者反过来说，把科学活动视为一般的人类活动，这当然是错误的；同样，仅仅从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间断性上去理解科学，从而把科学归结为一种与人类其他活动无关的自我存在的实体，也同样是错误的。
瓦托夫斯基对科学的这种辩证的、人文主义的哲学理解，主要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科学思想的起源及其方法和概念的基础上去理解科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的对立统一。
科学代表着人性的一项最高成就，但绝不是某种置身于人性之外的事物。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科学是经过漫长而又艰难的过程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认识方式，它根源于人类的共同理解和普遍的认识方式之中，“在科学本身的基础上，铭刻着其带有共同经验、带有共同的理解方式以及带有共同的交谈和思想方式的历史连续性的印记，因为科学并不是一跃而成熟的”[38]。从用某种臆想的原因来解释观察到的事实，进展为用某种单一的或者统一的解释原理来概括整个自然现象领域；从以共同的经验概括而形成描述和规范实践的常识概念框架，进展为具有明确性、可反驳性和逻辑解释力的科学概念框架；从对经验事实的理性反思，进展为针对描述和规定实践的各种规则和原理的批判——科学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的连续性与间断性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历史发展。因此，要对科学有比较充分的理解，首先应当把科学作为一项“特殊的人类事业”而进行人文主义理解。
第二，科学的特殊性在于，它以各种首尾一贯、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和概念框架来理解、描述和操作对象，并使这些符号系统本身成为理解和批判反思的对象。
恩斯特·卡西尔曾这样评价科学：“在我们现代世界中，再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的力量相匹敌。它被看成是我们全部人类活动的顶点和极致，被看成是人类历史的最后篇章和人的哲学的最重要主题。”“在变动不居的宇宙中，科学思想确立了支撑点，确立了不可动摇的支柱。”[39]他认为，科学之所以具有如此伟大的力量，是因为它具有一种“首尾一贯的”、“新的强有力的符号体系”，“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清晰而明确的结构法则”，“把我们的观察资料归属到一个秩序井然的符号系统中去，以便使它们相互间系统连贯起来并能用科学的概念来解释”。[40]
在对科学价值的理解和对科学特征的表述上，瓦托夫斯基与卡西尔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也认为，“科学研究不单单是一种积累事实的事情，科学也不是一大堆积累起来的事实。就科学是理性的和批判的而言，它是一项力图整理观察事实并在清晰的语言结构中，用某种首尾一贯的、系统的方法来表示这些事实的尝试”[41]。
但是，瓦托夫斯基并不满足于从结构特征把科学描述为“一个有组织的和系统的知识体”，他要求把科学作为一种自觉地持续不断的探索过程，从科学的目标和目的方面来描述科学的功能特点。对此，他在关于科学思想起源和概念基础的历史考察与辩证理解中，以科学的来源——常识性知识——为基本参照系，突出地强调了科学的批判性特征。
第三，从人类认识自然和认识自我的统一性上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沟通起来，从它们的相互理解中达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把自然界和人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严格区别开来，并认为哲学包括自然哲学和人的哲学两部分，这种看法是由来已久的。在这种看法中，根据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自在性、研究手段的实验性、研究程序的精密性以及研究结果的定量性、可证性和客观一致性等，把自然科学说成是“科学的”，而把人文科学视为“非科学的”。瓦托夫斯基说，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区分为“硬”科学和“软”科学、“精密”科学和“非精密”科学、“定量”科学和“定性”科学，“通常是为了贬低‘软’、‘非精密’和‘定性’的科学”。[42]
应当看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主流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就是试图通过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而使之成为“科学的”哲学。正因如此，它不仅把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科学哲学与传统哲学对立起来，而且因此排斥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伽汀提出，应该以是否具有一致性、客观性、可证伪性和预见性这四个方面作为科学分界的标准。他认为：在人文科学中不存在什么使一致和发展成为可能的共同准则；用意义和价值范畴内的术语对人类所做的描述没有客观性；人文科学理论的失败是由于它没有按特定方式观察自己而不是由于被证伪；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是回顾性的而不具有预见性。[43]这样，他就明确地把人文科学驱逐出科学，从而也就把人文科学排斥在科学哲学的视野之外。
然而，这种科学观和科学哲学观是与现代科学以及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科学是内在的统一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由于事物的本质，而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从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链条。”[44]
现代科学正以各门科学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纵横交错而又内在统一的整体网络而构成科学的“连续链条”。作为现代科学的哲学反应，瓦托夫斯基试图以科学哲学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相互理解，并从而达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
瓦托夫斯基认为，康德把“人类理性的法则”分为“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并提出探讨自然法则的自然哲学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探讨道德法则的道德哲学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就已经构成科学与道德、事实与价值、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它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长期以来双峰对峙的深刻理论根源。从理论上消解这种对立，就不仅必须重新探索“理解科学的哲学是什么”和“哲学理解的科学是什么”，而且需要以某种富于创见性的理论去阐述如何达到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即对“理解”本身做出系统的理论解释。
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就其实质而言，并不是一般地理解科学，而是对科学理解的理解。
科学的直接意义在于，它为人类提供描述和解释世界的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科学的概念系统。赖欣巴哈曾提出，科学的发展“代表着一条抽象思维能力迅速进步的指示线。它已导致具有最高完善性的纯粹理论结构，例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它已把人类的思想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关系”[45]。日本学者猪木正文也指出，“这种向自然的神秘进行挑战的物理学研究方法，即使是对于物理学者以外的一般人们，也可以从中学习到新的思维方法”[46]。爱因斯坦和海森堡则论述了科学概念的地位。爱因斯坦说：“物理学是从概念上掌握实在的一种努力。”[47]海森堡也说：“物理学的历史不仅是一串实验发现和观测，再继之以它们的数学描述的序列，它也是一个概念的历史。”[48]
人类的科学发展史是科学思维方法和科学概念系统的形成和确定、扩展和深化、更新和革命的历史。科学理论所编织的概念、范畴之网，构成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49]。学习和掌握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概念系统，可以使人们理解科学思想并从而达到对世界的科学理解。
与这些通过学习和研究而达到的对科学思想方法和科学概念系统的理解不同，哲学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科学理解的本质和特征是什么？构成科学理解的根源和基础是什么？科学理解与其他理解方式的关系如何？怎样沟通不同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理解与人文科学理解之间的相互理解？把科学理解作为对象而进行批判反思，这才是对科学理解的理解。
瓦托夫斯基提出，“属于科学发明的最奇妙的事物之一就是科学概念，它们实际上是科学思维和对话的尖端工具和高超技术”[50]。值得认真思索的是，“概念并不是各种孤立的理解的零星碎片。相反的，它们是彼此联系的，并且联系于一个概念网络，依靠这个概念网络，它们依次得以理解，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概念框架或概念结构的东西”[51]。
科学以自己的各种不同的概念框架来系统地构筑人类的经验世界，并通过这些概念框架来实现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科学概念框架的突出特征是，它不仅具有超出常识、日常语言和通常活动的严密性，而且采用适合于特殊研究课题的特殊语言，形成特殊的、具有高度精确性和高度专业化的概念系统。
科学概念框架的这种特征埋伏着一种危险——“科学与常识、科学活动与人类的基本活动，科学理解与平常的理解的连续性被打断了”[52]。而这种危险的深刻性和严重性在于：科学家从人类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分离出来，科学思想与常识观念和哲学反思相脱离，科学理解变成一种与共同经验、日常语言和普通理解相对立的理解方式。这是当代文化的“严重的社会危机”。而解决这种危机的重要途径，则在于对科学的人文主义理解。
瓦托夫斯基认为，对科学进行人文主义理解的根基，在于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为此，他提出并论证了自己的概念框架理论——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与哲学概念框架的相互渗透、相互制约和相互转化的理论。
在常识概念框架、科学概念框架和哲学概念框架的相互关系中，常识概念框架既是后两种概念框架的共同来源和批判对象，也是它们的历史的转化形态。人类历史的进步性不仅表现在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发展，而且表现在他们历史地转化成人类共同的常识。常识概念框架渗透着科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推动科学和哲学对常识的批判反思不断地跃迁到更高的层次。
批判的辩证法是哲学的生命线。这是瓦托夫斯基对哲学的根本性理解，也是他用以分析哲学和科学及其相互关系的方法论。辩证地考察和理解科学活动与其他人类活动、科学思想与常识概念、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科学与价值等大量问题，从而把辩证法思想融注到对科学的哲学理解之中，这就是对科学前提的现代文化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