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源起于1999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来的16年中，我通过修改、加工、润色学位论文中的若干部分，在《哲学研究》、《现代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了约十数篇论文，并因此顺利完成了从讲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的职称评定过程。进入2011年以来，我又在以往修改工作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的改写、扩充和再加工，篇幅扩展了一倍半以上。
在拙作终于收笔之际，与拙作有关的若干问题需要作简要说明。
关于拙作题目的确立
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原题为“理性与自由——历史哲学精神的考察”，以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理论为主要考察对象。由于马克思批判的革命的实践哲学很难被概括进以“理性与自由”为题的阐释框架中，所以2003年底开始对学位论文进行修改时，我把题目修改为“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历史哲学精神的考察”。此后由于工作变动，岗位转换需要时间适应，以及身体、精力、教学、读书兴趣的扩大和转移等原因，论文修改仅仅进展到一个非常粗糙的3.5万字的“导论”就停了下来。直到2009年申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时，我才再次启动论文的修改计划。此时离博士毕业已经整整十年了。在课题论证的过程中，受李泽厚先生影响，我又对副标题作了重要修改，调整为“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2014年6月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时，题目调整为“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在申报通过后进一步修改加工的过程中，我又曾尝试把正标题改为“理性·自由·实践批判·世界历史”。我还曾尝试用“理性、自由与世界历史”这一也许更好些、更符合我的意愿但最终没有采纳的题目。
核心概念与解释框架
理性、自由与实践批判，是标识拙作的三个核心概念。拙作尝试通过这三个核心概念，并通过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这一特定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考察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阐释了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与马克思历史理论。
我在拙作中尝试考察的主要问题在于：（1）基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这一解释框架，考察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关于理性、自由、普遍法治、现代国家和世界历史的历史理念，阐释马克思哲学—经济学批判关于资本、世界历史与人类解放（自由个性）的历史理论，探索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既批判地继承、又革命性地变革了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关于理性、自由、法治与国家的基本观念，以及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这一基本传统，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变革、所呈现的独特面貌。（2）力求挖掘、理解和阐释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三重涵义或三个维度，并由此提出马克思历史理论存在着包括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在内的一系列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3）力求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考察和梳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脉络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基于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资本批判、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解放（自由个性）理论的内在一致和逻辑贯通，以历史与伦理的紧张、矛盾和冲突（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紧张、矛盾和冲突是其理论形态）为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对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和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发生在东方世界的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个案研究的意义上进行力所能及的探索和阐发。（4）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这一解释框架出发，以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等一系列问题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冲突作为透视视角，历史地反思和剖析马克思主义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史的成就、经验和教训。
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这一精神传统和基本特征，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一个重大区别。20世纪90年代以来，李泽厚先生曾多次用“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世界）”标识中西两种哲学—文化传统的不同特征。受李泽厚先生启发，我曾以“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为题，尝试作过初步的、但却远未深入的比较探讨。[1]这可能是一座值得探索挖掘的丰富的哲学文化宝藏，一个在比较研究领域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重要学术课题。
多重的内在张力：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生机、魅力与秘密
马克思历史理论是一个包含着多重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因此如何确立和解读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是一个关涉到如何理解、阐释和表达整个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内在生机、深刻魅力与核心秘密的大问题。
马克思历史理论作为一个包涵着多重的解释框架和内在张力的思想体系，最具典型意义的案例之一，是马克思资本概念所包涵着的三层涵义、三个维度，这是我们探索、挖掘和阐释马克思历史理论之青春生机和核心秘密的一个重要关键。资本作为马克思历史理论和世界历史理论的核心概念，它在马克思的实践批判即哲学—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和总体框架中，在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和大量手稿所展开的理论语境中得到了深刻而有力的阐发。马克思资本概念包涵的三个基本的维度或方面在于：一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资本与劳动对立意义上的、作为批判对象的否定性的资本概念。《资本论》是表达这一维度的经典文本。马克思通过使用从抽象到具体、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实证分析与理论推论相结合等一系列科学方法，进行了系统、深刻、彻底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使这一维度或方面获得了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的表达形态；二是从整个人类史来看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资本概念。在这一维度和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资本的诞生和自由工人的出现，包含着一部世界史，标志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马克思以深刻独到的思想洞察力和生动有力的语言表达，充分地肯定了资本诞生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三是克服自然崇拜、克服地方性发展和旧的生产方式、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创造世界市场和世界文学意义上的资本概念。马克思由此客观地和历史地肯定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后两个维度或方面，即关于资本的诞生—生成史的历史时间维度；关于资产阶级（资本）越出国界、开辟世界历史，追求自身普遍性的殖民扩张的世界空间维度。关于这两个维度或方面，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著作加以系统严密的逻辑阐释，而是主要体现、散见、表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纽约每日论坛报》等一系列前《资本论》的著作文本和大量政论、时评中，但它们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和阐发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即这一理论的青春与生机、魅力与秘密，有至关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以资本的概念、法则和逻辑为核心主线逐步形成和建构起来的、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全部历史理论之所以充满巨大的生机和魅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资本概念的三个维度或三个方面在相互支撑、相互推**的协同作战中，共同形成了有着复合的结构形态和无限的精深意蕴的深刻而巨大的内在张力。从资本概念三个维度的相互支撑的内在动力结构以及由此而来的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等等一系列的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中，考察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整个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拙作力求有所创新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中国与印度：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个案考察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发生在现代世界大地上的波澜壮阔的历史潮流，是我们考察包括东方世界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的历史命运所应当依据的总体历史背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实际进程，生动而又深刻地揭示和展现了人类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基本规律，为我们考察发生在现代世界的这一变革历程提供了深刻的解剖视角和解释框架。马克思在19世纪50—60年代曾对中国和印度问题予以特别关注，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数十篇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论文和时评，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总体结构中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极高的理论地位，是我们考察、梳理、研究和论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应当特别关注的、具有极大代表性的典型个案。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出发深入考察中国和印度所发生的历史变革，把它们置放到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总体性背景中，探索和揭示作为民族历史的中国历史和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本轨迹和变革逻辑，不仅有助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研究的深化，而且也是我们深入考察近现代东方社会历史变革的一个独特而有益的视角。拙作基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宏观视野和解释框架，认为马克思关于西方现代机器大工业、分工、科学与自由贸易瓦解和破坏东方传统的社会结构，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历史与伦理之内在矛盾和巨大冲突的世界历史理论，极其鲜明而又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中国和印度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中。我们考察和研究马克思关于东方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理论，是通过历史与伦理、历史与自然的悲剧性冲突这一透视视角和解释框架来进行的。从这一透视视角、解释框架出发，我们把马克思笔下的西方殖民扩张体系中的中国和印度的历史命运，作为理解、阐发和论证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典型案例，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作了尽可能深入的个案考察，在拓展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空间和探索领域上作了自己的初步的探索和尝试。
这里也顺便提一下，我曾在以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并通过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赞助写出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这一拙作中，以处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为个案，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尝试过初步的、远不成熟的个案考察。
问题和缺陷
拙作尝试在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这一解释框架下，主要考察了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但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并不是一个套用在不同的伟大先哲们身上的抽象的公式和不变的结构，它在柏拉图、西塞罗、奥古斯丁、托马斯的哲学中，在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既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又存在着重大区别。即便就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每一位个体来说，在他们不同的著作文本和不同的理论语境中，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也具有不同的存在方式和表达形态。因此如何基于康德、黑格尔与马克思三位先哲的著作文本具体地展示和表达他们的差别，对于我的视野、能力、智力、精力和时间而言，都是一个难于胜任的学术任务。虽然如此，我却依然知其不可而为之也。
在阅读、理解和阐释马克思著作文本的过程中，我意识到马克思历史理论不仅包涵着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而且还是一个包涵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形式自由与实质自由、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历史观点与自然观点、民族观点与阶级观点等在内的一系列充满着内在紧张、矛盾和对立的多元的张力结构。而所有这些内在的张力结构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不同角度的异常复杂的理论语境和话语表达中，组成张力的两个方面常常并不是表现为均衡的存在状态：或者在此时此地关于历史观点、形式自由的观点得到了鲜明的表达，而彼时彼地关于阶级观点、实质自由的观点又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所有这些张力结构常常存在着非常复杂的表现形态。面对所有这些情况和问题，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不同文本的细致阅读和精深把握，如果没有充分的时间、精力和身体条件，特别是如果没有宏观驾驭和微观分析的能力和水平，要解决和表达它们就成了乌托邦式的空洞理想和难于到达的彼岸世界。
康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历史性，即通过不同时期的著作文本所展示出来的形成和发展的思想历程，由于时间、精力、条件和能力都制约着我去挖掘、整理和阐述的心理动机。我对两位经典大师的历史—政治观念，是在一个无时间变化的同质性结构的基本格局中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至少有五次，因此也至少应该有五个不同的版本存在。这些讲演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或轻重缓急可能大有不同，各个版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前后发展，以及它们与黑格尔同期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等，都应在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研究中引为注意。在学界已经明确提出这个重大问题、且已有许多有识之士能够依据文献基础具体地、历史地深入考察经典作家思想的今天，我却依然由于上述原因而停留在同质性研究的状态中而不能自拨。每每念及于此，都会令我汗颜，令我深感不安。
在马克思历史理论部分，我尝试着克服同质性研究的缺憾，通过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主要文本进行阅读、研究、梳理和阐释，力图把马克思历史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展示为一个发展历程。但是我自己知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阐释和展示，还远远没有达到历史与逻辑之内在统一的深刻要求。
因此虽然有16年前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中经16年来陆续论文发表过程中的不断修改、扩充、加工，特别是又经过最近三年多来异常紧张的大幅度地重写、修改、加工、润色，博士论文的原有形态已经被全面重塑，但好多地方还依然带着博士学位论文的抽象、笼统和空疏的痕迹和特征。因此目前交给读者的，仍然是远远令人不能满意的一个成果。
致谢感言
自从初识并读哲学书40年来，在我的记忆中保存了很多很多虽然平凡、但对我自身来说却颇有意义的成长经历。在这些经历中包含着大量故事的、经验的细节，但更多的是心理、思想、精神变化和成长的历程。
我哲学启蒙的历程与兄长刘敬鲁息息相关。兄长1973年1月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在生产队参加劳动的那些战天斗地的日子里，虽然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同样在农村进行，但更多的时间、更主要的工作，是在生产大队的实验队里从事各种各样的繁重的体力劳动，劳累、辛苦，吃不饱、穿不暖是生活常态。但令人惊讶的是，忽然有一天，兄长从外面带回几本白皮红字的书，记得有《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其中还有一本《江青同志讲话选编》（这本小册子我保存了20多年之久，在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被一位同学要去了）。虽然兄长带回家中的这些书，除了《江青同志讲话选编》我读过外，其他的书我根本不可能读懂，但兄长的这一行动成为我记忆中永远都不会忘却的一个情节。另一个情景，记得是在“批林批孔”期间，兄长带回家中两本书：冯友兰的《论孔丘》和杨荣国的《简明中国思想史》。他在生产大队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作了一个批判孔子“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发言。虽然兄长刚满18岁，但当时的我却感到，他是全村所有发言人中水平最高的一位。还有一次印象很深的记忆，是兄长给他的伙伴们讲《荀子》，他把书中的一些观点、段落和句子讲得那么有声有色，栩栩如生。我为此深感自豪。
大约是1974年一个秋、冬之交的时节，我从兄长刘敬鲁带回家中的一本小册子（书的名字记不得了）中，开始接触到“哲学”这一概念。它是我阅读的第一本哲学书，记得书中的一部分讲到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虽然对当时那么年幼的我来说是那么深奥，但它依然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黑格尔，还有“绝对精神”这个神秘的概念，我是在我们村东的田野里捡柴的间隙中读到的。书中的其他内容已经没有任何记忆了。
在村中劳动了两年半后的1975年秋，兄长刘敬鲁在村中五个生产队的推荐投票中胜出，开始了在山东费县师范两年的工农兵学员的学习生活。这期间有两件事情：一是他在同学中自发组织了一个马列主义读书小组，具体的读书情形我并不清楚，只知道从老师到同学对这件事至今还赞美有加。另一件发生1976年1月，他在回家过春节时写给一位好友的信。信中的文字至今仍历历在目：“新春好！并对汝父之逝世深表哀悼。……1、要继续读高中，可偏攻政治。2、刻苦攻读马列。……3、如无马列的书，可让敬东在我家找几本。……另：我已回校，参加教育革命大辩论。”那封连信封都没有装的信件是由我转送的。我当时的感觉是，那洋溢着青春理想和战斗**的信的内容本身，以及传递这封书信的使命，都如同是在倾听和吟唱一首悦耳动听的美妙的青春之歌。那的确是一首美妙的政治抒情诗。最美好的人性情感竟然是在政治性的革命话语中传递和表达的。
邓小平1977年恢复高考的决定，无论对国家前途还是对个人命运，都是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事件。1977年夏天从费县师范毕业后，由于兄长是社来社去的工农兵中专学员，所以被分配到管理区（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之间的一个管理机构）所在地的中学做民办教师。大概在他刚刚任职一个半月后，在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里，我们兄弟二人到村外的田地里拣拾已经晒干的地瓜干时，他告诉我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并征求我是否报考的意见（想必他内心已经作了报考的决定。当时我在读高一），我立即建议他参加报名考试。那是一个令人激动、更令人充满了无限向往的夜晚。记得报名后，学校只批准了他两天的复习准备时间，但他考得很成功，如愿以尝地被第一志愿山东大学哲学系录取，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中的一员。1978年夏天，他回家度假时带回一本艾思奇主编、封面浅米黄色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教科书。读这本书，我几乎用了整整一个暑假的时间。这大概是我第二次读哲学书吧。
1979年我参加高考，同样把山东大学哲学系作为第一志愿，由于我愚鲁笨拙而未能如愿，被录取到第二志愿的曲阜师范学院（现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受兄长的书信往来和假期间交流的影响，我大约1980年春开始读黑格尔哲学原著。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主要都是在伴随着黑格尔著作的日子里度过的。尽管黑格尔著作是那么深奥难懂，但它的深邃和魅力依旧对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到大学毕业时我阅读了已经翻译过来的黑格尔的几乎所有的著作。加上对其他书籍的阅读，在大学四年中我至少做了两百万字以上的读书摘录笔记。
我之所以用那么多的文字来回忆和述说，是因为那些事件、情景和记忆，是推动和鼓励我走上哲学之路的人生背景和精神动因，它们在我成长的经历中都是不可磨灭的心理历程和思想记忆。同时也是为了表达对兄长的手足之情，特别是表达对他在我成长历程中的那些谆谆教诲和言传身教的深切谢意。
大学毕业后我经历了很长时间的一段中学教学生涯。在兄长的感召和鼓励下，我于199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开始了在导师郭湛先生门下攻读哲学硕士、博士学位的六年学习历程。这是我人生历程中最关键的转折点之一。在2010年出版的《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个案》一书的后记中，我曾言不尽意地表达过对郭湛先生的培育之情的感谢。这里我还是谈谈导师指导过程中的几个细节，作为表达谢意和培育之恩的一种方式吧。
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初稿写成后，郭湛先生不辞辛劳，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前前后后把我的论文修改校勘了至少三遍以上，并提出了许多中肯具体的修改建议。我在当时的“后记”中曾为此表达了深深地谢意。在审读和修改论文的过程中，郭湛先生对黑格尔关于历史的地理基础的思想和文字给予很高评价，那由衷地表示欣赏的情景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我感觉，那是导师通过黑格尔对我表示间接肯定的一种方式。同时，郭湛先生也曾经一再谈到引文的篇幅问题，强调要加强对经典作家观点和思想的理解和阐发。这是我至今都没能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郭湛先生为我的论文答辩和评阅组织了一个实力强大的阵容、团队。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是齐振海教授，委员有夏甄陶教授、李景源教授、刘奔教授、陈中立教授、王于教授、陈志良教授，论文评阅人有钟宇人教授、李景源教授、刘奔教授、李秋零教授、韩震教授。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仅只有我一人的答辩过程中，导师一直都在认真、仔细地倾听。这自然是我学术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郭湛先生为我所付出、所安排的这一切，都使我感受到他对晚辈、对后生所寄予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期望。
诸位老师在论文答辩和评阅过程中所给予的热情的肯定与鼓励、所提出的种种问题与批评，都对我的进一步探索、思考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启示。记得在论文答辩和评阅过程中，除了各位答辩专家的肯定性评价之外，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批评性的提问。夏甄陶教授、刘奔教授、王于教授、陈志良教授都对我作为论文主题的理性与自由，提出了一系列严肃认真的批评性的问题：“谁的理性？”“谁的自由？”“它们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被合理解释？”一向沉稳持重、安宁平静的夏甄陶教授，当时提问的语调竟也充满了批判的、令人惊讶的**；刘奔教授特别提醒我慎用“全球一体化”概念；陈志良教授列举了日本什么太郎的例子进行批评性的追问；当时已经退休的王于老教授，翻到论文118页并举起论文的本子，对“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的肯定性评价的文字，作了基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严厉批评。那真是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和学术战斗呵。
参加论文评阅的诸位教授也都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认真的点评。但同样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些批评性、商榷性的文字。钟宇人、李秋零两先生的文字给我的印象和感受尤为深刻。尽管16年已经过去，但钟宇人先生的热情鼓励和严肃问题，依然那么清晰可见，如在眼前：“论文在第151页谈到，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整个体系的建构应当围绕着‘自由’与‘法治’这两个要点展开，这种提法是否妥当、合适？”李秋零先生在修改意见中认为：“理性与自由的关系不仅相互依从、相辅相成，而且一方的过度膨胀还会损及另一方。比如理性，谁是理性的代言人？是上帝还是个人？是公意还是个别人？历史上不乏在理性（或在理想社会）的旗帜下以捍卫自由的名义干涉他人自由的实例。”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和回答，不是依然有待永远地进行下去吗？
虽然已经过去了16年的人生岁月，但我依然想借此机会，再次对参加答辩和评阅的诸位先辈、老师的鼓励、提问、批评和建议深表谢意。
已经故去的夏甄陶先生、刘奔先生、陈志良先生千古！
我还要对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再兴教授、赵甲明教授、邓卫教授、艾四林教授、蔡乐苏教授、韩冬雪教授、肖贵清教授、王雯殊教授、王宪明教授、王峰明教授、王传利教授、王贵贤博士，哲学系的万俊人教授、王路教授、邹广文教授、唐少杰教授、黄裕生教授、韩立新教授、唐文明教授、夏莹教授、陈浩博士，还有在人生、哲学之路中有幸相识、结下深厚友谊的吴晓明教授、刘陆鹏教授、苟志效教授、佘正荣教授、陈创生教授、刘森林教授、徐长福教授、韩东晖教授、张文喜教授、张立波教授、肖显静教授、聂敏里教授、蒋心海教授，以及所有不能在这里一一提及的同仁和朋友们深表谢忱。这里我要特别对王宪明教授、夏莹教授在拙作目录英译上的艰辛劳动和创造性见识深表敬意。我的博士生张玲玲、闫永飞、王淑娟、邱德宇，以及博士生方闻昊等在目录英译、引文核对中付出了大量劳动。邱德宇尤其辛苦，工作富有成效。我在这里一并表示深切谢意。
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由韩立新教授主持，王峰明、夏莹、陈浩始终参加，间或有王路、王晓朝、唐少杰、邹广文、唐文明、宋继杰、李成旺等诸位教授莅临，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17期的“清华马克思哲学论坛”。这个论坛的组织规模、参与人数虽然有限，但它的理念、设计、立意、内容、形式、风格等，都不拘一格、别开生面。我从中获益良多。参加论坛的老师、学生，特别是几位铁杆成员常常直面问题、不留情面，但相互间的志趣、理解和友谊却不断增强。它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共同体，是清华大学那些共同探索黑格尔、马克思哲学的学人们认真打造的一个独特的人文—哲学景观。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关心和支持，责任编辑曾忆梦女士认真负责的专业态度，是拙作能够顺利出版的重要保证，这里特致谢忱。
我的太太李红霞女士伴随着我跨越大江南北，风雨兼程，同甘共苦。特别是来到清华后，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一直处在紧张、繁忙、劳顿的过程中，但她却始终任劳任怨，自觉地担负着相夫教子的家庭重任。在拙作交稿前的这段日子里，怀着对我每天披星戴月、艰辛劳作、负重前行的关心和不安，她挺身而出，并动员儿子刘权一起前来参战，加入到引文核对的行列中来。我的深切感受是，家庭是温馨、快乐、幸福与自由的伦理空间，是事业之顺利发展、生活之有序前行、健康之重要保证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神的和情感的世界。我的太太在建筑、塑造、呵护这个爱巢和港湾的漫长的生活岁月中贡献卓越。我为她的爱、担当和人性情怀，为她的乐观、理解和宽容大度，感到自豪和骄傲。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09YJA720015）”、“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项目编号：09BaZX037）”、“2014年度清华大学人文社科振兴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课题编号：2004WKHQ001）”的项目成果。
刘敬东
2015年2月26日
清华园，善斋工作室
[1] 参见拙作：《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以柏拉图、黑格尔与孔子为例》，《哲学研究》2005年第5期。并参见拙作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