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哲学家中，皮尔士研究得最多、受到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康德，他提出实用主义思想正是受到康德的启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关于意见、知识和信仰（信念）的关系问题，认为人们一般是根据其知识来行动，但经常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我们没有获得真正的知识，而问题又比较重要，不能依据意见来解决，在这个时候就需要确定信念。例如，医生对病势危殆的病人必须作出处置，但又不知其究竟患何病，这时他就依据症状作出某种诊断，并把它当作仿佛就是正确的诊断，据此进行治疗。康德把这种构成一定行动的实际使用方策的偶然信念称为实用的（pragmatisch）信念。[6]这种信念的正确性的标准只有一个：治疗上的实际成功。在此康德所谓“实用”与“经验”和“实验”同义。康德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确立了“实用的”和“实践的”（praktisch）二者之间的区别。前者指技巧和技术规则，这些规则适用于经验，需要行动和实践检验；后者指先验的道德律。人们不依赖任何实验和行动就能对之表示确信，或者说，它无关于试验的类型是否能够获得坚实的基础。皮尔士不赞同康德分裂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他的“新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是它肯定在理性认识和人类目的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7]。但皮尔士却从康德关于“实用的信念”以及“实用”和“实践”的区别得到启发。也正因为如此，尽管他所要建立的是一种超越传统体系哲学界限的实践哲学，但他拒绝称其为“实践主义”（practicism或practicalism），而宁肯称其为实用主义或实效主义。
皮尔士的实效主义与康德关于实用的思想虽有密切联系，但又有重要区别。康德尽管提出了“实用的信念”等观点，他对经验、实验等的解释以及他的整个认识理论也都局限于现象范围，否定了人的经验和知识是对外部世界的描绘；但康德在肯定先验意识活动的能动作用时并没有否定自在之物的存在及其对经验的影响，也没有否定获得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的可能性。皮尔士不满意康德的这种矛盾立场。他曾谈道：“我所非常崇敬的康德无非是一个有些含混的实用主义者……但是，自在之物既不能被指出，又不能被发现，从而不能用任何命题来指称它，也谈不到它的真假。因此，关于它的一切指称都必须当作无意义的累赘而加以抛弃……康德像任何其他人一样看待空间、时间和他的范畴，从不怀疑它们的客观性。他之所以把它们限制于可能的经验是一般意义上的实用主义，而实效主义者完全像康德一样承认这些概念中的精神成分，不过是……较之康德，他以某种不同方式更为明确地确定了这种成分怎样来之于个人的精神……这种既批判批判哲学又承认其对康德的接近的常识主义，肯定有一定理由称自己为批判的常识主义。”（5.525）皮尔士在此所谓批判的常识主义，指的正是他的实用主义或者说实效主义。
值得指出的是，康德在理论理性领域虽然用先验逻辑取代了洛克和休谟的知识心理学，但是他的探究方法仍是与意识的综合统一相关联。他用包括直观、想象、知性和理性等意识的先天综合取代了休谟等人的心理联想，但仍然停留于意识的范围。皮尔士看到了康德对洛克和休谟的超越，也看到了康德在追求普遍性和先天性时并未超越意识和经验的范围，而这也正是皮尔士本人的理论的基本倾向。皮尔士1871年在谈到自己的实在论之后写道：“实际上，康德所谓的哥白尼式转向，准确地讲，乃是从关于实在的唯名论观点到实在论观点的过渡。认为实在对象是由心灵决定的，这一观点乃是康德哲学之本质。而这无非是认为，任何概念和直观都必然地进入到关于某个对象的经验中，它们并不是短暂的和偶然的，相反都具有客观有效性……”（8.15）正是按照上述观点，皮尔士在1868年和1878年用康德关于综合判断的最高原理来回答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无论我的经验的真理性如何普遍……却都与经验的条件不可分割。”（2.691；5.332）
皮尔士肯定了康德的先验主义对洛克和休谟的心理联想主义的超越，也肯定了康德用经验综合来解决普遍和必然的问题，但他企图从康德仍然存在的心理主义中解脱出来，或者说使逻辑和整个认识进一步超越作为心理主义表现形态的个体的意识活动的界限。他提出达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是用他所创立的符号学对康德的先验逻辑加以改造。
如果说康德的先验主义是用先验的感性直观和知性范畴来建构逻辑和认识的统一性，皮尔士则是借助符号的统一性来建构逻辑和认识的统一性。皮尔士著作中经常谈到的“一致性统一体”概念，指的不是自我意识中客观的观念统一体，而是主体间对客体的表达的语义学上的一致性，后者是通过符号达到的。这种一致性也只有在符号解释的维度上才能确定。皮尔士在1866年说：“我们发现，任何判断都受某一个一致性条件的支配：它的诸因素必定能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一致性统一体属于我们所有的判断，因而可以说是属于我们的；或者不如说我们是属于它的，因为它属于全体人类的判断。”[8]
由此可见，皮尔士所求的一致性统一性超越了自我意识的个体的统一性。他要在符号的一致性中寻求人的意识的统一性。人的思想，甚至人的存在本身都是通过符号来表达的。“意识是一个模糊的术语……有时意识常指‘我思’，或者思想中的统一体；但这个统一体无非是一致性，或对一致性的认知。一致性属于每个符号，就它是一个符号而言……无论如何决没有人的什么意识因素不能在语词中找到相应的东西……人使用的语词或符号就是人本身……人这个有机体只是思想的一个工具。而人的同一性在于他的行为和思想的一致性。”[9]皮尔士由这种一致性概念进一步提出了无限的共同体概念。主体间的统一性正是通过这种无限的共同体达到的。
皮尔士对康德先验逻辑的这种符号学改造对美国哲学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莫里斯所提出的实用主义符号学是美国实用主义发展上的重要的一环，在超越近代哲学的实体性形而上学上起了推动作用。这种符号学的具体含义虽然与皮尔士所指有很大不同，但它的形成受到皮尔士的直接启发。当代分析哲学中关于通过逻辑句法和逻辑语义学来解决传统哲学的种种问题的那些学派的主张，同样可以在皮尔士的符号学中找到理论来源。人们甚至可以说，皮尔士的符号学开了现代西方科学逻辑分析的先河。